人的一生是要经历很多磨难的，在风雨中历练过的人生才是值得回味和骄傲的，没有超越的人生并不完整。不求名垂史册，但求实现自我，在困难中寻求价值的所在，不惧怕困难，也要耐得住寂寞和不公，在遭遇不公时，要忍住、挺住，等待机会的到来。
屡败屡战，坚忍锻造胜利
曾国藩之坚忍，官场少有人能与之相比。梁启超说：“凡古能成大事者，其自制力、忍耐力必强。”曾国藩能够战胜失败，走向成功，就在于其之坚忍。
曾国藩认为：“小忍小成，大忍大成，富者能忍保家，贫者能忍免辱，父子能忍慈孝，兄弟能忍义笃，朋友能忍情长，夫妇能忍和睦。”从这番理论可见，曾国藩把“忍”看得有多么重要。
咸丰四年四月初二凌晨（1854年），曾国藩指挥湘军水陆大军，沿湘江北上，浩浩荡荡向靖港进发。然而，一进靖港镇，只听一声炮响，埋伏在港外的太平军一齐杀出。一片喊杀声震山荡水，“活捉曾国藩”的吼声更让中计的曾国藩心惊胆战。
面对溃逃如潮的湘军，曾国藩怒火中烧，令护卫把将旗插在江边，自己执剑立于旗下，高声喝道：“过旗者斩！”
然而，湘军初战受挫，又遭遇伏兵，一片大乱，根本没有人理会军令。
这时，太平军大队冲入湘军队伍中，一片砍杀之声，湘军完全失败了。曾国藩看到大势已去，只得仓皇往长沙逃去。
自衡州出师后，与太平军交锋，两仗两败，曾国藩苦练了将近一年的湘军竟然再次落败，而且败得如此之快。
曾国藩曾经上书皇帝，批评绿营军无能；在长沙练兵期间，他也多次抨击绿营军不行。而今自己组建的湘军也同样战败，他顿感“无颜见江东父老”，心灰意冷，几天几夜不吃不喝。
想到这些，想到人们的冷眼，曾国藩心一横，觉得不如趁早一死，免得自取其辱。于是曾国藩趁卫兵不备，猛然起身，推开舱门，纵身跃入江心。
跳水的曾国藩很快就被人发现了，众人闻讯赶来，救起曾国藩。好在并未呛水，曾国藩寻死未成。大家一路劝解，之后狼狈逃回长沙。
曾国藩再次战败的消息传到长沙，一时间满城风雨。有人幸灾乐祸，极尽嘲讽之能事；有人落井下石，主张弹劾曾国藩，撤销湘军。官场上，蜚短流长；社会上，闲言碎语。
面对这一切，曾国藩如坐针毡。最棘手的一件事就是如何向皇上交代。
曾国藩看着幕僚草拟的奏折，上面如实地写下了岳州等地连吃败仗的情况，当看到奏折中“屡战屡败”一句时，曾国藩心中一痛。
“屡战屡败”？难道自己真的这般无能吗？
曾国藩想了想，便拿过笔来，毅然将“屡战屡败”改成了“屡败屡战”。
咸丰皇帝看了奏折后，对曾国藩虽败犹战的态度非常满意，令其重整旗鼓，继续战斗。
从“屡战屡败”到“屡败屡战”，一个“不怕败”、“败不馁”的英雄形象跃然纸上。有人说，这是曾国藩在玩弄“文字游戏”，其实，这是一种精神，是坚忍品质的表现。
后来，曾国藩率领湘军进军湖北，发誓要与太平军决一死战，嘱咐家人为他备办棺材，不获全胜，绝不生还。由于士气高涨，指挥得当，曾国藩接连打了几个大胜仗。在给朝廷上奏时，幕僚便将“备棺在家”的事写进了奏折。
曾国藩见后，斟酌一番，将“备棺在家”改为“带棺出征”。咸丰皇帝看到奏折后龙颜大悦，对曾国藩的忠心、决心大加赞赏。
无论是“屡败屡战”，还是“带棺出征”，都表现出了曾国藩的一种决心、一种毅力。正是他这种坚韧不拔的毅力，才挽救了行将灭亡的满清朝廷。由此可见，坚忍不仅是一种心理素质，也是一种谋略。
曾国藩曾给湘军名将刘松山写过两封信，教导他面对困难要有坚忍之心：“凡享有大名者，无不从坚忍艰苦而成”，“古来大有为之人，每于艰险之时，坚忍支撑得住，可做非常事业”。
能忍难忍之事，是为大丈夫。曾国藩一忍再忍，一忍到底，可谓“百忍道的集大成者”，正因为有坚忍，才让他屡败屡战，最终赢得胜利。尽管一次次失败完全是由于自己指挥不当所致，其中的羞愤也足以让他以死相辞，但是，就此死去也于事无补。曾国藩也是一个凡人，也有普通人的种种缺点和弱点，而使他成为英雄的不过是他能够忍受失败与屈辱，去争取最后的胜利罢了。
适时韬晦，全身而退
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曾国藩因为征战有功，被封为毅勇侯，世袭罔替，可谓功成名就。但是，曾国藩并未因此洋洋得意。相反，他却感到十分惶恐，并且更加谨慎。因为他想起历史上很多“狡兔死、走狗烹”的例子。
在这个时候，曾国藩已经没有多少心思去欣赏自己的成绩，也无暇去享受名利，而是居安思危。他写信给弟弟曾国荃，嘱劝其将来遇有机缘，尽快抽身引退，方可“善始善终，免蹈大戾”。曾国藩让弟弟仔细回忆一下湘军攻陷天京后是如何度过一次次政治危机的。
湘军进了天京城后，大肆洗劫，城内金银财宝，其弟曾国荃抢的最多。
左宗棠等人曾据此上奏弹劾曾国藩兄弟吞没财宝，清廷本想追查，但曾国藩很知趣，进城后怕“功高震主，树大招风”，急办了三件事：一是盖贡院，当年就举行考试，提拔江南人士；二是建造南京旗兵营房，请北京的闲散旗兵南来驻防，并发给全饷；三是裁撤湘军数万人，以示自己并不是在谋取权势。
这三件事一办，立即缓和了多方面矛盾，原来准备弹劾他的人都不上奏弹劾了，清廷也不再追究。
这件事情算是过去了，但是曾国藩知道，自己的弟弟曾国荃为人鲁莽，且有较重的功利之心，因此，他上折子为九弟曾国荃请缺。
尽管如此，清廷依然对曾国藩不放心，因为曾国藩手上还有湘军。湘军是曾国藩一手创建的，它与清政府的其他军队完全不同。清政府的八旗兵和绿营兵皆由政府编练，其军权属于朝廷。而湘军则不然，其士兵皆由各哨官亲自选募，哨官则由营官亲自选募，而营官都是曾国藩的亲朋好友、同学、同乡、门生等。湘军实际上是“兵为将有”，这样一支军队，除了曾国藩能够全权调动之外，其他人无法调动，连清政府也无法调动湘军。
为了尽快镇压太平天国，清廷不仅放权让曾国藩自行练兵，还任命曾国藩统帅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的军务，这四个省的文武官员皆归曾国藩管制。自清朝建立以来，汉族人获得的官职权力最多是辖制两三个省，因此曾国藩是清朝建立以来汉人官僚中获得权力最大的人。
拥有如此大的权势，怎能让朝廷安心？因此，清廷上下，尤其是满族官员，对于曾国藩之显赫权力都担心不已。
曾国藩是个聪明人，他对此了然于心。因为他拥有朝廷调动不了的一支强大军队，是清廷的一个潜在危险。清廷的大臣们是不会放过他的。如果完全按照清廷的办法去解决，不仅湘军保不住，而且他的地位肯定也保不住。于是，他又上折给清廷，说湘军成立和打仗的时间很长了，难免沾染上旧军队的恶习，且无昔日之生气，奏请将自己一手编练的湘军裁汰遣散。
这份奏折的意思很明显，那就是向皇帝和朝廷表示：我曾国藩无意拥军，不是个谋私利的野心家，而是忠于清廷的卫士。
在奏折中，他请求遣散湘军，但是对于个人的去留问题却只字不提。因为他知道，如果自己在奏折中说要求留在朝廷效力，必将有贪权之疑；如果明确请求解职回归故里，就会产生多方面的猜疑，既有可能给清廷以为他不愿继续为朝廷效力尽忠的印象，同时也有可能会让许多湘军将领产生这样的印象：领导招致清廷猜忌。
对于这些，曾国藩考虑得十分周到。
其实，太平天国被镇压之后，清廷就准备解决曾国藩的问题。正在朝廷琢磨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时，曾国藩的主动请求正中统治者们的下怀，于是下令遣散了大部分湘军。由于这个问题是曾国藩主动提出来的，因此在对待曾国藩个人的去留问题上，仍然委任他为清政府的两江总督。
结果，曾国藩不仅免除了“兔死狗烹”之祸，保全了自己的性命，同时还保住了自己的官职与前途。这就是曾国藩为官之道的高明，功高势大，适时韬晦。
不可过分仰仗他人
在患难之际，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别人的帮助，但是，主动权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全仰仗别人，后果是十分危险的，尤其是在危难之际仰仗别人。曾国藩深知这个道理。
咸丰五年（1855年），曾国藩在江西的处境一天比一天坏。在这种危急时刻，曾国藩首先想到的就是“自救”，加强自身建设。当时，缺乏一位得力的水师统领，几位营官都是平平之才，曾国藩只好让李元度兼辖水师事务。
曾国藩不断地给没有领过兵的李元度写信，教他如何带兵、如何打仗。在信函中，曾国藩写道：“兹特有数事叮嘱，千万不能忘记：第一，扎营宜深沟高垒。虽仅一宿，亦须为坚不可拔之主计，但能使我垒安如泰山，纵不能进攻，亦无损于大局。第二，哨探严明，离贼既近，时时作敌来扑营之想，敌来之路、应敌之路、埋伏之路、胜仗追击之路，一一探明，切勿孟浪。第三，禀报详实，不可专好吉祥话，遇有小事不如意，辄讳言之。第四，痛除客气。未经战阵之勇，每好言战，带兵之人也是如此。如果有了一些阅历，便自然觉得我军处处都是漏洞，无一可恃，也就不轻言战了。”
此后，曾国藩又花几天的工夫写出了一首《陆军得胜歌》。在歌中讲到了湘军陆师在扎营、打仗、行军、法纪、装备和训练等方面的情况，这对加紧训练士兵起了很大作用。
心力交瘁的曾国藩一直在坚持，一直等到太平军从江西战场上大量撤出。一开始曾国藩看到太平军撤出感到迷惑不解，但很快他就收到了南京密探发来的消息，了解到南京内讧的情况。
就这样，自救、天机终于使曾国藩躲过了灾难。
曾国藩的自救过程告诉我们两个道理：一是在艰难时刻一定不要失去信心；二是在困难时最重要的还是自己主动寻求解决困难的途径、办法，而不能寄希望于他人。
为了在危急时刻不至于仰仗别人，曾国藩立誓要亲手将湘军缔造成为一支有胆有技、能征善战的队伍。经过艰苦的训练，湘军素质迅速提高，逐渐成为一支士气旺盛、能征善战的队伍。
同治元年五月（1866年），曾国荃率军在天京城南门外的雨花台扎下营寨。曾国荃带着心腹大将李臣典、朱洪章等在太平天国的叛将韦俊的带领下，察看了这座江南名城。
只见天京城高池深、城围辽远。曾国荃心想，自己只有两万人马，要攻取这座名城简直是妄想。
因此，曾国荃不敢轻举妄动。他一面督促湘军在雨花台一带修筑工事，做长期战斗的准备；一面派人投书，催促各路人马尽快会师城下。
然而，曾国荃等了多日也不见别路人马到来。先是李续宜的北路军正准备出师，忽接父丧凶信，回家奔丧去了。其部将唐训方远在皖北，本要带兵南下，结果被太平军阻于寿州。鲍超由宁国北进，不料却遇到太平军杨辅清等部，展开血战。这时，可援之军只有多隆阿一路。
曾国藩接到曾国荃的加急求救文书，命多隆阿迅速南下。多隆阿接信后却拒绝合军天京之约。尽管曾国藩再三恳请，多隆阿也不为所动。这时，有一股四川农民起义军入陕，于是多隆阿率部队入陕镇压。
多隆阿率军西去，曾国藩万分惊慌，派人飞马送信给官文，让他追回多隆阿。他在信中说：“闻入秦之贼人数不满三千”，而“江南贼数之多比秦何止百倍”。然而，官文没有去追回多隆阿，而是置曾氏兄弟的求援于不顾。
经过此事之后，曾国藩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在危急之时不能靠别人。于是，曾国藩立刻给曾国荃写信说：“凡在危急时刻，只有自己靠得住，而别人都不可靠。靠别人防守，恐怕不临战时会先乱；靠别人战斗，恐怕会猛进而速退。”
一个要成大事的人，凡事都要艰苦经营，壮大自己的实力，这样就不至于在危急时刻去依靠别人，看别人的脸色，让自己的命运掌握在他人手中。所以要谨记：别人都靠不住，只有自己靠得住，自己的命运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