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师重道莫忘本
20世纪30年代，季羡林进清华读书后，前去旁听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课，陈寅恪先生少年出国，精通多种语言，他的学问融合中西，学贯古今。听陈先生的课，季羡林觉得思路就此打开，陈先生对史料的分析细若毫发，旁征博引，在他的指引下，季羡林豁然开朗，茅塞顿开。季羡林说“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这次偶然的机缘，从此把他引上了研究佛教史的道路，使他与佛教和梵语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曾说：“我搞佛教史、佛教梵语和中亚古代语言，同陈先生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后来他在回忆陈先生的文章中又说：“如果没有他的影响的话，我不会走上现在走的这一条治学的道路，也同样是来不了北大。……我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我一向认为，感恩图报是做人的根本准则之一。”在季羡林的一生中，感激的师友不仅陈先生一位，但从对陈先生的回忆与怀念中，我们对他的尊师重道精神可略见一斑。尊师重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自古及今，它已成为传统代代相传。对于尊师重道的重要性，荀子在《大略篇》中讲得最透彻，他在书里说：“国将兴，必贵师而重传。贵师而重传，则法度存。国将衰，必贱师而轻传。贱师而轻传，则人有快。人有快，则法度坏。”这里，荀子把重师看做是国家兴亡的重要因素。到了唐代，韩愈写有《师说》与《原道》，为“尊师重道”又增添了理论依据，他说：“举世不师，故道益离”，认为只有尊师重道，整个社会才能按照“正道”的方向顺利发展。到了宋代，苏轼又说：“斯文有传，学者有师”，认为教师对于社会和文化发展、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的作用。所谓“尊师”包括对教师的尊重、对其所传授知识的重视以及对其无私精神的传承。而“道”就是我国优秀文化的传统，所以尊师重道这4个字总是放在一起——因为重道，所以尊师。西周时的尹喜是一位贤大夫，他从小便爱读古籍，并且精通历法，还习有占星之术，能知古今之事。一天，他仰观天象，看见东方有紫气相连，便预测会有圣人当度关而西，于是他请求做函谷关令。上任后，尹喜叮嘱守关的士卒：“数日之内将有大圣人路经此关，你们见有形貌脱俗之人要立即禀报。”同时派人打扫道路，夹道焚香，以迎圣人。几天后，尹喜听说有位仙风道骨的白发老翁驾着青牛车正欲出关，立即赶来迎接，他在牛车前跪拜道：“关令尹喜叩见圣人！”老翁却说：“我只是一介布衣，哪经得起如此重的礼数，你有什么事呢？”尹喜有礼地说：“我前一阵子得到神明示象，已在此恭候您多日了，诚望圣人赐教。”老翁道：“你是怎么知道的呢？”尹喜道：“我好观天文，去年冬天十月，天圣星西行过昴；今年初，和风立至，见紫气东来，知道有圣人西行；紫气浩荡，长达3万里，知来者乃至圣至尊绝非一般的人物；紫气之前有青牛星相牵，圣人必乘青牛车前来。如今有幸见到圣人，还望您能指点修行之道。尹喜必将感恩不尽。”老翁见他求道至诚，笑答道：“你知道老夫，老夫也同样知道你，可以点化于你。”尹喜非常高兴，叩头问道：“敢问大圣人姓名？”老翁道：“我姓李，字伯阳，号老聃。”尹喜一听，原来眼前之人竟然是赫赫有名的老子，当即焚香叩头，恭敬地拜他为师。从那以后，尹喜便随老子一起钻研道家学说，终有所称，终身受益。他一生都难忘老子的教诲和点化。《礼记·学记》有云：“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郑公在为其所作的注中说：“严，尊敬也。尊师重道焉。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敬学。”意思就是：如果教师得到敬重，知识才能有较高的地位，百姓才能更加重视学问。“尊师重道”永远是为学者应具备的基本素养，它能指引我们走向知识的殿堂。感念师情，懂得报师恩，师道才能薪火相传。季羡林深切地认识到，中华优秀文化要弘扬，中国教育事业要发展，必须要“尊师重道”。他欣慰地看到，这一传统正在得以延续。有一次，季老和一位老师走在校园里，迎面开过来一辆私家车，当车开到他们面前时停住了。从车上下来一位陌生的年轻人，他走到季老面前，双手合十，向季老深深鞠了一躬。问季老要去哪里，执意要用车载季老过去，季老谢绝了。之后，年轻人又向季老深深鞠了一躬才回到车上，但并没有马上离去，他开着车跟随在季老之后，缓缓滑行。季老多次站在路边向他招手示意，想让他先开走都没有成功，他仍然慢慢尾随于后。一直到了岔路口，季老停下向这位年轻人招手致意，他才驾着车向另一条路上开去。时下的年轻人若都能很好地传承尊师敬师的精神，拥有尊师重道的操守，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风尚，定能促进这一传统的发扬光大。
千金易得，真字难求
“真”这个字的含义十分广泛，不仅仅指物品的质量性能，更是指做人的一种境界。季老用“真”“忍”二字箴言总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于“真”，当然是指为人要真实、真诚。能够做到“真”的人，不伪饰，不做作，遵从内心的想法，不会因为外界的境遇而同于流俗。要做到真实，主要体现在两件事上：其一是真实做人，其二是真实做事。真实做人，就要真诚，要互相理解信任，真心相对，真情相待；真实做事，就是按照心中的真实想法去做，也可以理解为尽人事听天命，万事不去强求，抛开执著，做到心中没有执念。季老的一生就是真实的一生，在他出国留学时，从不因为自己是外国人而感到与人有别，他努力增进和周围人的了解，坦诚与人交往，而大家也真诚地对待他这个初来乍到的青年。在德国期间，他遇到了许多令他终生难忘的人。比如他初到德国时首先接触到的女房东，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德国太太，他们一直共同生活了10年，10年间，房东太太几乎包揽下了他全部的生活起居，为他准备早晚饭，为他打扫房间、洗衣服、收拾床铺等，从不因为他是个外国穷学生而低看他一眼。而季羡林也十分尊重她，知道她的儿子不在身边，就会在闲暇时间陪她聊天，与她唠家常，说说学校中发生的事情，两个人在一起说到开心处会哈哈大笑，说到不满处会义愤填膺。他说房东太太就像他的母亲一样，每每想起她，就像回忆一个甜美的梦，“同她相处，不必费心机，设提防，一切都自自然然，使人如处和暖的春风中。”像房东太太这样质朴的人季老在德国还遇到很多，其中有他的老师也有朋友，这些人的关心和照顾让季老在德国的生活过得充实而满足。在他们这里，季老学到最多的就是真实。不论是在逆境还是顺境中，他们都真实地坚守着心灵的操守。曾巩是宋朝的一位大诗人，为人正直宽厚、襟怀坦荡。他与改革家王安石从年轻时起就是好朋友。王安石25岁那年，官任淮南判官，当他从淮南请假回临川看望祖母时，还专门去拜访了曾巩，可见二人感情的亲厚。有一次神宗皇帝召见曾巩，向他询问道：“听说你与王安石是布衣之交，那你说说王安石是个怎么样的人呢？”曾巩并不因为自己与王安石多年的交情而偏私抬高他，而是很客观地回答说：“王安石的文章和品行不在汉代著名文学家杨雄之下，不过，他为人过吝，在这一点上终比不上杨雄。”宋神宗听了这番话，讶异地问道：“你和王安石不是好朋友吗？为什么这样说他呢？据我所知，王安石为人很轻视富贵，你怎么却说他‘吝’呢？”曾巩回答说：“虽然我们是朋友，但朋友并不等于没有毛病。王安石是一个敢做敢为的人，但却有个毛病，那就是‘吝’于改过。我所说的‘吝’是指他不善于接受别人的批评意见并改正自身的不足，而并不是指他贪图富贵财富啊！”宋神宗听后点头称赞道：“此乃公允之论。”从此也就更加敬服曾巩的为人。真诚是一个人最宝贵的品质，能够做到真诚地对待他人，客观地评价他人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世上浮名不可追，千金易得，真字难求，如果过分地追求财富与声望，就会被外在的名利所累，无法看清真实的世界，更加无法认识真实的自己，看不到自己的真心。人要学会理解“拿起”与“放下”，什么时候放下，什么时候才能收获平静，关照内心的灵魂世界。佛语有云：“多数的人一辈子只做了3件事：自欺、欺人、被人欺。”这也是在告诉我们要修身养性，名利如浮云，只有活出真自己，才是人生真快乐。“真”是一种心境、一份心胸，活着的每一天都要感谢正在拥有的和所没有的，因为拥有，所以要珍惜，又因为没有，所以就多了一份轻松。而对朋友也要多一份真心，对爱人要多一份真爱，如此才能获取同样的理解与信任。 人心难测，坦诚相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