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打网球的时候，当地人感到十分好奇，因而在网球场墙边总是聚集着一群人，享受一个开心的下午。他们看着欧洲老爷们在大热天跟着网球跑来跑去，感到可笑极了。但是，当看到欧洲夫人也打网球，而且和她们的丈夫一起打时，简直无法理解，但还是津津有味地在那里目不转睛地看着。
瑞典传教团的人员也增加了不少，并在喀什噶尔城、英吉沙和叶尔羌建立了传教站。在这些地方，他们治病、为儿童开办学校、举行宗教仪式，此外还深入家庭访问，把《圣经》、圣歌、宗教小册子译成维吾尔文。他们的医疗活动特别受人欢迎，很兴盛，每天都有大批人涌来找他们治病。
这些瑞典人都讲英语，所以在传教团中我们总有着极好的朋友们。
当然，我们居住在喀什噶尔的那些岁月里，这里欧洲人的情况也在发生着变化。在我丈夫任职期间，送走了四位俄国领事，许多瑞典人离开了，又来了许多新人。中国官员都换了人。有时候我们觉得，尽管别人怎样来来往往、换来换去，而我们似乎命中注定，就像这里大名鼎鼎的克孜尔河水一直流淌在这里、永远不会离开似的。
每年，我们总希望从新疆之外来三四位客人访问我们。有许多著名人物来到喀什噶尔，和我们住在一起。他们来自世界各地，有人来探险，有人来打猎；有一些是动物学家，有一些是自然博物学家，还有一些是新闻工作者。他们到这里做科学研究，进行考古活动。已故的莫瑞斯博士从北平出发，或是乘马车，或是骑马，用六个月时间穿越了整个中国，也来到喀什噶尔在我们这里做客。奥利尔·斯坦因爵士和A·冯·勒柯克博士，在他们到新疆进行考古探险期间，曾多次住在我们这里。
德·菲立普博士（菲立普，意大利中亚探险家，1912—1914年在中亚进行了探险考察活动。）率领他的那个庞大的科学探险队于1914年来到喀什噶尔，并在离秦尼巴克很近的一所房子里住了下来。他们在我们花园后面的一座土丘上架起了一根高高的天线杆。我仍然记得当这根天线杆架起后在这里引起的激动场面。这个天线杆是为了使用他们带来的无线电接收仪器而架起的，他们希望有了它就可以接收到从拉合尔发出的报时信号。在那个年代，喀什噶尔没有几个人使用或懂得无线电。在我们和拉合尔之间，横亘着那么多高山峻岭，所以，看起来电波不可能越过它们而传到喀什噶尔。那天晚上在预定的接收信号时间，我们都围在放仪器的地方，紧张地等着、期待着电波信号的传来。当清楚地听到传来的信号时，人们激动万分，相互祝贺。当时，我们有一种感觉，感到置身于本世纪一项最伟大的科学发现之中；但是，当时我们没有想到，没几年我们这里的每一家中（指英领事馆的工作人员——译者）就都有了无线电接收器！从接收器里，我们听到了音乐、听到了广播讲话，而这一切都是从地球的那一端传来的。我们并没有架起高高的天线杆，也没有拉电线，所有的只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它很小，一个箱子就可以把它装进去。
领事馆的中国籍秘书在接收信号时也在现场站着，我丈夫认为他也对此感兴趣，就走过去向他详尽地解释了无线电接收的原理，他讲得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很有说服力。讲完后，这位秘书摆出一副早已明白的样子瞅了瞅我丈夫，然后说：“别指望我会相信那一套，这不过是在那边（他用手指了一下俄国领事馆的方向）的电线上发出的嘈杂声音而已。”
我来到喀什噶尔之前，利特勒戴尔先生（利特勒戴尔及其妻子都是英国中亚探险家、狩猎家，曾于1892年、1897年等多次来新疆进行考察旅行。）和夫人前来喀什噶尔，在秦尼巴克与我丈夫待过一段时间，我来这里后的年月里，只有三位英国妇女来这里做过客。
1912年，我丈夫接到发自印度的信件，说有两位女士——肯普小姐和麦克道格尔小姐想到喀什噶尔来。那时候，中国发生的革命运动尚没有结束，这里的形势不很稳定，所以我丈夫不愿意在喀什噶尔再为照料更多的英国妇女而操心，就断然复信说：“别让她们来这里。”但是，这两位女士天不怕地不怕，竟然来了。我们见到了她们，发现这两位是极其能干的人，E·G·肯普小姐是位著名的艺术家，她在中国旅行过好几次，收获颇多。我们非常高兴的是，她们自己做出了决定，不顾一位过分谨慎小心的总领事（指作者的丈夫——译者）的反对来到了喀什噶尔。她们两位游遍了拉达克地区，然后在当地仆人的陪同下，翻越了喀喇昆仑山。翻越喀喇昆仑山对任何人来讲都是极为艰险的，对女士们来说，更为艰险。
我在喀什噶尔多年，与英国妇女们隔绝了交往，所以只有我才能明白这两位女士来到这里，并与我们待在一起过上一段日子意味着什么。她们是在气候温暖宜人的初秋到达喀什噶尔的。由于当时我们的领事馆旧建筑刚被拆掉正在修新的，所以住房极其短缺。因此，我们在花园里的柳树下支起了两座大帐篷，布置得很舒适。她们告诉我，因为在旅途中一直过着野外露营生活，她们更愿意住在房子里。
第二天清晨，麦克道格尔小姐醒来了，不料看到床边站着一个面目肮脏难看的男人正盯着她。看到麦克道格尔小姐醒过来了，这个人拔腿就跑，逃走了。不知道这个人究竟想干什么坏事，麦克道格尔女士急急忙忙跑进了肯普小姐的帐篷，待在了那里。听到麦克道格尔小姐受了这么一场惊吓，我们极为不安，但无法想象钻进来的这个男人到底是谁。只是事后我们才了解到他是当地一个人人皆知的疯子。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这两位女士再不能住在花园的帐篷里了。
我们的秘书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他说这两位女士可以住到他家的客房中去。但是，要进那间客房，非得经过他妻子的卧室，这两位女士不愿意这样做。所以，我们决定在马厩的墙上掏一个洞（因为秘书的客房就在马厩隔壁），安上一个临时的门，这样她们就可以进入那间客房了。在喀什噶尔，像在墙上打个洞、安个门之类的事做起来很容易。搞好以后，我们让人把客房打扫了一遍，并把她们的东西搬了进去，到下午的时候，她们就被安顿好了。
那时候用这种方式为尊贵的女士们安排住处，似乎并不是件稀奇事。所以她们在每天夜里上床睡觉前，都得点一根蜡，从我们的马中间穿过去，回到那间客房。
但是现在回首一想，当时用那种方式招待我们的客人似乎是太简陋、太原始了。一个人进入蛮荒之地，他的全部看法和行为就会发生变化，就得适应当地的情况。但对我们来讲，这两位女士的来访，使我们，特别使我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来喀什噶尔访问的另一位英国女士是伊拉·赛克斯。1915年，我们全家回英国度假时，她哥哥珀西·赛克斯爵士（当时是位陆军准将）（珀西·赛克斯（1867-1945），英国军官。从1893年起，在伊朗、阿富汗、中亚驻守长达二十六年，并著有《波斯万里行》（1902年）、《越过中亚的沙漠和绿洲》（1920年）、《波斯史》（1925年）、《阿富汗史》（1940年）等。）来喀什噶尔代理我丈夫的职务，她也随同赛克斯爵士一起来到了这里。
多少年来，新疆的城市面貌没有什么大的改观，街道和过去的一样，还是那样脏，乱哄哄的。除了一些富商，其他人还是过着若干个世纪以来他们一直过着的生活。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汉族人穿上了欧式服装，但看上去并不庄重，很可笑。
我和丈夫为中国人举行最后一次新年招待会时（更确切地说，是我最后一次举行新年招待会），来的中国官员们穿着的外衣就好像是从英国旧衣店里买来的。提台乘车从新城赶来了，这次他的马车是一辆四轮轿式马车，车厢封得严严实实，由两匹高头大马拉着。他穿着一件黑礼服，镶花边的背心，一条黑绸裤，显然是中国裁缝做的。他头戴一顶圆顶黑礼帽，作为这一身打扮的最后一件东西是一条鲜艳的绿色领带，他却把它系在领子的最上端。看到男人们穿着漂亮的丝绸服装，戴着琥珀珠子，本来使人感到他们仪表堂堂、威严端庄，而现在这一身打扮却使他们看上去像乌鸦，与其说是滑稽透顶，不如说是令人伤感。还有一位汉族姑娘，坚持要在婚礼时穿上一套她认为欧洲姑娘在同样的场合穿的衣服，而且要戴上一顶硕大的草帽，草帽上缀满了手工做的花，花都被压得皱巴巴的，很脏。喀什噶尔市场上旧欧洲服装的需求量很大，特别是各式帽子更是如此。但是，看不到那些漂亮的中式服装和饰物，不能不使人感到遗憾。
喀什噶尔的道路上也出现了四轮马车，但数量极少，原因是路面保养得太糟糕，驾起这样的车或坐上这样的车使人产生不了一点舒适感。有一个安集延来的男孩子骑了一辆脚踏车，一上街便被当地人称作“魔鬼的车”。后来，又有人带过来一辆摩托车。但这一次当地人似乎再也找不出一个恶名来称呼它。人们和马匹对这辆摩托车怕极了，而且对它发出的刺耳的噪声也非常恐惧。我们常常骑马外出，我总是怕碰到这辆摩托车。
有一天，我们骑马外出转一圈，突然，骑的马不走了，而且耳朵也竖了起来，站在那里全身颤抖着。我们听到了从远处传来的那辆摩托车发出的噪声。我们的马一下子跳了起来，跳上几英尺高的一段河岸，我们还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它们就飞奔着越过了一片开阔地。骑摩托车的那个人见到这种情况，只好停下来，让我们把马勒住，不让它们再狂奔了。从那以后，每次我们骑马外出，我们骑的马都要在它们看到那个怪物的地方失惊乱跑。由于摩托车的主人感到喀什噶尔的路太糟糕，他得花大量的时间清洗发动机里的泥土，后来也就不再骑它了。
一个安集延人在喀什噶尔开了个简陋的电影院，但是我想这家电影院并不成功，而且它放映的影片并没有精心选择，所以对我们这些具有道德水准的欧洲人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吸引力。
我永远不会忘记在1910年看到的奇异天象景观。那一年在英格兰，人们看到了哈雷彗星，但是，与在喀什噶尔看到的哈雷彗星相比，简直算不了什么。这颗彗星初现的时候，我们在半夜三点钟就起床了，抬头看着它。它刚出现时，犹如启明星，拖着长长的发光尾巴。接着好几个星期，只要太阳刚落山，傍晚的天空就被这颗灿烂的彗星照亮了。彗尾映现在半边天幕上，像一个半合的扇面逐步扩展变大，彗星光芒渐渐在天边暗淡下去，直到消失在墨蓝色的夜空中。彗星出现这个天象景观把当地人吓坏了，他们既恐惧，又想知道它预兆着什么。喀什噶尔的汉族人声称，这颗彗星的出现预示着有一个伟大人物要去世，或预示着在世界上要发生惊天动地的大事。不久，传来了爱德华国王去世的消息，他们立刻把这个消息和彗星出现联系到了一起。
我们在喀什噶尔两次看到了日全食。第一次日全食发生在快到中午时分，天空一片漆黑，星光闪烁，鸟儿都进巢栖息去了。在发生这次日全食的前一天，我在厨房里告诉仆人们，第二天十点钟太阳会被遮住，不再发光（这是我在《韦提克年鉴》（《韦提克年鉴》，是英国人约瑟夫·韦提克于1868年创办的年鉴。）上读到的），那时节我们都会处于一片黑暗之中。仆人们认为我疯了。而到第二天早晨十点钟（那时我们的表不太准），他们看到我和丈夫正在看太阳，都面带怜悯的表情笑话着我们，认为老爷和夫人有点蠢。但不一会儿，太阳光逐渐消失了，天色逐渐变暗了，我们养的狗也开始悲号起来，叫声令人毛骨悚然。接着，天空如夜幕降临一样一片漆黑。从太阳表面四周可以看到喷射出的火舌，周围的一切变得凉飕飕的，令人感到神秘不解。后来，太阳上的阴影部分逐步退去，天地又变得一片光明，暖洋洋的。这次对日全食的“预报”，使我赢得了极大的名声，我想仆人们和其他人或许认为是我事先做了些什么，召唤出了这奇异的景观的吧！
喀什噶尔的人们人人都很熟悉月全食，原来是只要一出现月全食，汉族人就要为此折腾一番。有一次，听到外面敲锣打鼓、敲打水壶盘子、放鞭炮、吹号的噪杂声，才知道发生了月全食。汉族人把一切可以制造出噪音的东西都搬出来敲打一番。我甚至看到领事馆的中国籍秘书恭恭敬敬地坐在他的房子门外，用一根小棍子敲打盘子。汉族人对月全食的看法是，出现了月全食，意味着阴盛阳衰，必须用这种方法把阴气逼走。所以，他们竭尽全力，狠劲敲打东西，制造出巨大的声响。他们把月亮上的阴影退去当作是自己敲打的功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