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见洞房里是又哭又闹
农二师34团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塔里木河的末端。他们那个地方，在当时的状态下，男的找配偶就很成问题了。之前在新疆就是男多女少，尤其兵团，由老部队组建过来，百分之八九十的光棍儿汉，在老家没结婚，很早就当兵出来。支边青年本来男女搭配得比较合适，但是到了那边以后总的比例还是男的多，而且女的有些嫁到地方上去，或是想各种办法走掉了。
王祖炯待过的一个连队是放羊的畜牧连，很艰苦，女的更少，放牧长年不见人，没机会谈恋爱，没处找配偶。好在团场职工如果找外面乡下的，在那时有个最吸引人的条件，就是外面的女子只要嫁到农场来，就可以录用为国营职工，只要一起参加劳动，就能拿工资。
现在说起来，三十多岁的男青年没结婚还是好年景，但那时候三十多岁没结婚就显得很怪了。别人就会帮他介绍，但是偏偏这个人长得又显老怎么办？那就需要好好地帮他编造这么一封信。谁来编，当然是有点文化的，恰好王祖炯在畜牧连当文教，帮人编这样的信就几乎成了他工作份内的事。
这样的信怎么写？原则上是这样掌握的：“年龄往小了说，收入往大了说，人往英俊了说，职务往高了说。”照片怎么办？借一张，借农场某个人的，穿军装，还戴个八一帽徽的，借了寄去。王祖炯当时也算是奉令行事，连队首长都会过问的。写完装信封里，别人拿去贴上邮票寄走。
信发出以后，过一阵子就有人从乡下远道而来了。王祖炯记得1966年底的时候，有个四川的女娃来了，准备嫁给连里一个放羊的。这两个人要是放在一块儿，看上去就像父女，实在差距很大。因为男的是“925起义”的国民党老兵，加上长年在戈壁上放羊，特别显老。那个四川妹子呢，生在天府之国，尽管在农村吃的不怎么好，但是毕竟年纪轻，也细皮嫩肉。
她来到连队的当天一看，对象根本和照片两码事，一看就这么个人呀，死活不肯跟他结婚。不肯怎么办？就做工作，劝说开导，然后想办法让他们迅速成婚。现在的电视节目上有“速配”之说，其实“速配”在那遥远的地方早已有之。
连队有间比较大的地窝子，平时开会的，叫俱乐部，就在那里头急急忙忙搞个婚礼仪式。一盏大一些的煤油灯放在前面的桌子上，后面一些职工席地而坐，或者拿个小板凳坐在那儿。大家也没别的事，都愿意来看看热闹。
那个放羊的老兵风吹日晒，脸上皱纹很多很深，但一身从箱子里拿出来的新军装是平整的，扣得严严实实，站在那儿，头也不敢抬，很对不起人家的样子。然后有人就把那个四川妹子领进来了，由两个女青年半拉半领着进来，还是老不大情愿的表情，见坐了那么多人，而且都盯着她看，她也赶紧把头低着。指导员照例是证婚人，仪式进行得很快，宣布一下，向墙上贴的毛主席像鞠个躬，就赶快送到临时准备的“洞房”里去了。
这一夜很热闹，连里的人都听见那房子里头，又哭，又闹，又骂，又吵，不愿意呀。但是关到一个房子里，结婚证在团里手写就成了，也不用照片。那么这个女的，乡下来的，她有一种基本的意识，自己是从农村来结婚的，是到丈夫这儿来的，一般都没有更多的抗拒，就是不情愿，也就木已成舟了。
在一间房子里，一晚上过去。第二天出来，就成一家人了。以后就在连队里生了姑娘，又生儿子。
上海人找外地人那叫半钢
上海青年里面，男的一般个人条件好点的，往往还是想找个上海女的；但是有好多上海女的，不找团场的上海人，老想着还要回去，想着自己一个人才好回去，这样一直拖。女的本来也没那么多，所以好多上海男的都难找到老婆。后来中央有文件，为了稳定大家，上海支边青年找的配偶从外面介绍过来的，只要结婚，就可以安排工作，就这样不少人才找上老婆。总的来说，从上海来的这些人，女的比较容易嫁，男的不太好找对象，男的好多都是找了外地女的。
实际情况摆在那儿，一个团场就那么多人，地处偏远，和外面接触的机会很少。到了年龄找不到人怎么办？这是个问题。为此，上面确实发了文件，具体是国务院知青办给了一个政策，其中的精神是，上海到新疆的支边青年，任何一个人，不管在全国什么地方，无论是从城镇还是农村找个人结婚的，都给对方解决全民所有制农场的编制，过来就算正式职工。这个文件一传达下来，好多老职工都想起给自己老家的亲戚，比如表妹、侄女什么的写信，让她来了以后嫁给上海人。
结果是，一部分上海女的嫁给外地人，一部分上海男的娶了外地人，这两部分加起来占上海青年的三分之一还多，大家管这种情况叫“半钢”。为什么把他们叫成“半钢”？也不是说贬义，这是用当时上海人甚至全国人民都熟悉的半钢手表、全钢手表，来比喻夫妻俩一个是上海的，一个是外地的。或者说，那时候自行车不是也分全钢、半钢嘛，大家口头语就这样讲了，都觉得蛮形象。
除了“半钢”，还有一种说法的意思也是差不多，那是21团徐佩君说的：“我老公是山东人，老职工，这会儿到连里帮人看盖房子去了，不在家。如果当时我找的是上海人，肯定早就返城回家了。可是我们属于“混纺”的，不好回去。你问什么叫混纺啊？上海人找外地人不就叫混纺吗？不是纯棉的，混纺。”
和朱静华同在一个班的有三个女青年，分别嫁到了江苏的宜兴、无锡、南京，当然都是郊区的乡镇，总之是离上海近多了。当时就是家里来封信，说有这样条件的，但不是先寄来男的照片，而是这边女的要先把照片寄过去，人家看中了，才有机会去。有个女的，对方的照片还没寄来，她连对方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就急着走了。她的要求很简单，只要对方是工矿企业而不是农村的，只要能嫁出去就行。到后来，一些女青年找对象考虑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如果外面有点路子，比如亲戚朋友给介绍的，能嫁就嫁出去。
一些上海女青年抱着生存得好一点的愿望，就想办法嫁到外头去，一旦嫁出去，别人也没办法阻止。虽然调不出去，但是结婚了，总可以走。大家陆续发现，周围有不少上海女青年嫁到疆内或疆外各地。只要是利用各种机会挂上钩，就想办法走。不管对方是什么样，年龄差别，或者兴趣差别等等，都不管那么多了。这样一来，众多的上海女青年通过婚姻换取了跳出去的结果，使得兵团本来总体上男多女少的状况显得更加明显了。
那时候西北西南各地都爱总结出“几大怪”，说到生产建设兵团，就有这样搞笑的段子：“兵团第一怪，粗粮吃细粮卖；兵团第二怪，大姑娘不对外……”在兵团的团场里，分配来的姑娘，既然到了兵团系统，无论如何尽量不能叫她嫁到外头去，尽量内部消化，从领导到同志都会积极地帮你撮合，兵团的各级单位确实是很需要女的。
嫁娶的同时，就是要有个安身的家。在全连的大会上，指导员就讲了：“现在有很多人要结婚，要结婚可以，你们自己盖房子，自己打土块，没房子你怎么结？”那么想要结婚的人，自己必须提前打土块，利用每天的工余时间抓紧打土块，打够了土块才能盖房子。当然干这个活就是再累，也都有积极性。
在那种少雨的地方造房子比较简单。泥巴和好以后，搬起来，啪，弄到盒子里面，用板子一抹平，端起来一扣，四四方方的，晒干了就用它垒房子。像这样的大土块，壮劳力一天能打五百来块。土坯垒起来，上面把棍子一放，排好，草盖上，用泥一糊就好了。
更简单的办法，要是不想打土块儿建房，那就挖下去，挖个地窝子，上面顶一盖，人往底下钻。挖地窝子不要多长时间，因为挖土是他们干惯的活，别人也会帮把手。想挖多大就多大，把土挑出去，边上修整好，一个方形的坑就出来了。树棍子往上一架，绑结实，草铺上去，再堆上厚厚的泥，糊好就行了。上面平的，有的高出一点，在上面跑也没关系。两个人不是要结婚嘛，这新房就有了。
韩培芬和白振杰是1974年在团场结婚的，还办了两桌酒席。韩培芬自己准备东西，能买到的东西买回来，上海人本来就喜欢做菜，她自己做的饭菜，请别人来热闹一下。她真是可以，那时候就存了五百块钱，几乎是大财主了，原来准备探家回去用的。白振杰没什么东西，因为那时候工资才三十多块，男的一般够吃喝就不错了。韩培芬居然拉了一马车东西到新房呢，还有从上海托运来的樟木箱，都成了嫁妆。
上海青年成家以后，接下来的事就是生孩子。那时候在连队接生的情况比较多，因为离团场卫生队远，路又难走，来不及的就只能在连里生。而“赤脚医生”呢，有的也是上海青年，于是上海青年就为同伴接生。
有个叫李德娣的女青年，一直特别积极要求进步，劳动总是实干加苦干。她结婚怀孕以后，心想，怀了孩子算啥呀，哪有那么娇气。照样跟大伙一起同样干活劳动。那阵子赶上打沙枣什么的，都要爬树，她居然也爬上爬下，结果一不小心从树上掉下来，流产了。
朱静华生头一个孩子的时候，肚子已经疼了，去团场卫生队，离连队有十几公里，交通工具就是马车、牛车。马车还快一点，跟赶马车的上海青年关系也好。她肚子疼的时候，马上喊他赶着马车把她往卫生队送，一路上颠得厉害，真怕把孩子颠出来。
帮她接生的就是他们同一批来的上海人，还是同一个街道一起去的，其实也没受过什么专业训练。接生的时候，没有电灯，就是点了四个马灯放在边上，外面的树被风刮得呼呼作响，她躺在那儿又疼又怕，都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
农一师辖区内的幸福城，就是何百成曾经执著寻找的那座幸福城，在团场的院子里后来有了一座石材的雕塑，它建于80年代，那时内地的开放之风也已经吹到了这里。这座雕塑是请四川美院的人给设计的，寓意大概是幸福城的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弯弯的月亮，一对俊美的男女青年相依而立，看上去是那么的浪漫。恰好当时这个团的团长是位上海人，而女政委也是位上海人。团场的人们就打趣说，这一对男女青年好像是我们的团长和政委呀。
那时候大家都会以这座雕塑为背景照相留影，在他们珍藏的影集里往往可以找到这样的照片。所以关于那一段青春岁月的记忆，其实也是有着种种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