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琏说着他们当时的想法：“为啥进了地委大楼呢？零下二十几度，我们不可能在马路上睡，要冻死人的，地委办公室都有暖气，我们就让大家先进到里面。所以后来加了一个罪名：‘占领地委大楼’。他们一个多月没人去办公，按照他们的说法，地委书记转成地下书记了。”
当时的请愿和交涉没有进展，1980年11月23日，在场的人陆续开始绝食。当时气温零下23度，最多时1352人参加，持续108个小时。后来发生的事情，令人叹息，大家弄了几辆车到乌鲁木齐去请愿，结果很不幸，路上翻车，死了人。这个事情闹大了。
那天是12月11日，上海青年的请愿大篷车队走得太急，在穿越天山的途中翻车，三个代表遇难。就在出事的同一天，迫于压力，阿克苏地委已经发出给支边知青签发户口的232号文件。上海青年最集中的农一师、农二师，开始发放回沪户口和粮油证明。这意味着，盼望回城的人们要拿到求之已久的通行证了。
突然来消息：快撤，回去开户口
34团似乎远离那次返城风潮的漩涡阿克苏，而实际上这里的人们也同样躁动着。当时余加安和一些人乘车前去库尔勒请愿，在那里和别人议论得正欢，突然有熟人跑过来喊：“快撤！”余加安问：“怎么啦？”那人喊：“回去开户口！”许多人都愣在那儿，不相信哪。有人赶紧上车往回跑，所有的人都急慌慌地四处散去，之前还热闹的空场地上一下子跑空了。
真的开户口了，余加安跑到门口看到，团场保卫科里头，乖乖，那才叫热闹，人都恨不得摞起来，都抢着要先开，负责写的人连解手都没办法去。人人都想把这个户口早一点抢到手，好像都担心随时会变卦。双方都着急的情况下，把余加安的名字写错了，本来是叫余嘉安的，从此改成了余加安；把他老婆的名字也写错了。
在14团就更别说了，全团有三千多个上海人要开户口。从11号开始连着几天不停地开户口，牵头的欧阳琏提出停人不停笔，开户口的人可以歇歇，但这支笔不要停，两个人写两个钟头下来，另外两个人马上接上去写。还专门叫旁边的人开罐头，给办事的人吃，好意相待，让他们加快速度。
开到户口的上海青年，把户口捧在手里，互相说：“这下子好了，从此可以跟这里说再见，回上海去了。”大家都觉得这是转变自己人生的机会，马上可以回去了。
在多数人争先恐后跑去开户口的同时，也有少数人的心里却在七上八下，左右为难。像34团的王祖炯和余加安，都是经过多年顽强努力，好不容易从连队农工转战团场干部编制的，但两个人的心思却并不相同。
凡是干部去办户口的，首先要打“退干报告”才能走。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因为每一个从基层提干的人都经历了相当大的努力。王祖炯已经是团场宣教科的干事了，所以刚开始他没有去办。用有些人的话说，他们这些人是既得利益者，患得患失。
王祖炯也很想离开农场，但是还有一个原因，这里头有个很重要的问题，全兵团无论北疆南疆不是都有个“半钢”“全钢”的说法嘛，他就属于半钢，因为他爱人是农场职工子女，不是上海来的。如果她是上海的，可能他们这时候也会拔脚就走了。
这种情况下，他不仅因为自己的干部身份而犹豫，还因为他的爱人是团场老职工的女儿，所以不如那些夫妻双双是上海人的有回城优势。但是面对回家，而且是回大上海，这个足够强烈的召唤，坚持观望的王祖炯最后也很难沉得住气了。
王祖炯坐在场部宣教科的办公室里，隔壁房间恰好就是保卫科，保卫科负责代公安局开户口。大家都跑来开户口，那个办公室人声喧哗，王祖炯独自坐在旁边这间冷清的屋里，那个心情啊，太挣扎了。
而余加安虽然也是干部，但因为他不是“半钢”，妻子也是上海人，所以是抱着另一种想法：“我想想，是干部要紧，还是老娘要紧，还是儿子丫头将来的前途要紧，对不对。这些东西都不想它了，想那么多干吗，只要回上海，什么都不要了。”结果凡是像他这种情况的，都退干了，宁愿回去一无所有，一切从头再来。
把所有东西卖掉，往上海跑
余加安和李小女夫妇的毫不犹豫，还不仅仅体现在开户口上。四十多年后，在上海的一个旧小区，一室一厅的家里，余加安几乎是眉飞色舞地讲起当时的情景：“我老婆在家里一听说开户口了，第一件事你猜她干什么？你猜不出是吧？卖家具呀！人家都还没领会过来呢，乖乖的，她就把家里的大件儿都卖了。自行车、床、柜子，凡是不好带走的，啰七八唆的东西都卖了。我从外面请愿回来，从车上跳下来，到家里头一看，傻了，东西都没了！东西呢？”
“都卖掉了！”他的妻子李小女很干脆地在旁边接话说，仿佛就是当年的那番对话。可见他们真是一点儿不留后路了。
有的时候，在重要的时刻，女人会比男人更坚决。当然也不完全是她的冲动，同一时间，老职工一听说他们要回上海，作为邻居都过来说：“小李，你们要回去了，你的那些家具不好带，先卖给我吧。”或者说：“你们一回到上海，肯定要买更好的了，你家里的这些东西能不能作价给我们？”
直到今天说起来，李小女仍然带着自豪的口气：“大家都抢着要我们的家俱呀，所以我先卖掉了。要是卖晚了，就没人要了，因为要走的人太多。我卖了九百多块，那时候九百块钱可是比较多的。”
余加安在旁边纠正说：“七百多一点，回来的时候还发给了路费二百块。”
李小女说：“一共是九百五十块呀。这个数字不会错的。”
余加安又补上一句：“凭良心讲，那时候真是好大一笔钱了。”
接着刚才的兴致，李小女说：“幸亏我们卖得快。那些卖得慢的，总舍不得的，等人要走了，你看吧，东西卖不掉，换不成钱，急得哭呀。”
余加安进一步解释说：“为什么那么好的家具后来卖不掉？人家老职工也想了，你们这些人总要走的，总要急着卖掉的，所以人家也不急了。本来这个柜子一百块能卖，但是轮到后来，减一半也出不了手。”
李小女更形象地说：“人家干脆反应过来，不买你的了，反正你也带不走，早晚得留下。弄到最后，要么送个人情，能给多少算多少；要么有的上海人火大到什么程度？你不买，好了，我也不卖了，放到外面用斧头一劈，当柴烧掉算了。当然这是少数。”
他们夫妇说的这个情况，并没有多少夸张。在农一师5团的顾幸运也看到，那时候场部热闹得很，都有老乡来赶巴扎，在新疆把赶集叫赶巴扎。一会儿这家的大衣柜拉出来了，一会儿那家的双人床拉出来了，都围上去看，讨价还价，整天都有要卖的东西拉出来。许多都是辛辛苦苦从上海托运来的，或者是自己好不容易打的家具。新打的家具就没用几年，都是实实在在的好木料。
那些天好像打破了多少年的常态，各个团场、连队都很热闹，热闹的人群是上海人，老职工都像是旁观者。在余加安家，天天晚上会有一些上海人来，坐在一起兴奋地议论回去的事，议论回去以后怎么办？有的因为心里完全没底就比较发愁，有的就说：“管它呢，哪怕我到马路上扫垃圾也可以，最差的活我也愿意干，这总没问题了吧。”
到了忙着打包的时候，余加安弄得一头是汗，看看这些打好的包和周围的凌乱，他觉得开心，但是又忽然感到伤心。开心在什么地方？终于要回去了；那么伤心什么呢？在这里毕竟生活工作了十几年，成了家，这一弄呢，该卖的卖，该送的送，就是被子衣服打个包，其他东西都没了。对走的人来说，确实也是感情上的一种折磨呀。
为一方先走，另一方同意离婚
在回家的热切愿望驱使下，再加上政策方面的种种限制，让许多上海支边青年的“半钢”“混纺”家庭面临着两难的处境，甚至出现了解体的危机。
14团曾经让人羡慕的何立云、李雯兰夫妇，在上上下下的返城潮中也难以避免地出现了状况。眼看着周围的姐妹们纷纷要高飞了，李雯兰为了想回上海，跟丈夫闹得蛮厉害。何立云是开卡车的，又是热心人，许多回去的人都是他往车站送；李雯兰也要回上海，就坐在车的驾驶楼里不下来，非让他送她走，不同意就不下车。
如今坐在上海的旧居民楼里，何立云说：“你说我又不能打又不能骂，那怎么办，没办法。回城的话，开始有好多种，在顶替父母工作方面，又是‘双顶’，又是‘单顶’，这个项目多得很。她说要到上海搞关系，我开始不让她走，她硬要走。我的观点是，花钱是一个，再一个你回去不来了怎么办？小孩子怎么办？怎么不担心呢。她要去，从内心讲我不想让她走。回去办户口能不能搞成，也不清楚。”
坐在旁边的妻子李雯兰说：“谁不想回自己的故乡，尽管在外面结婚了，也想回上海。不但我想回，两个孩子那时已经送回上海好几年了，上学都在那边，你说我能不想吗？他不让我走有一个原因，我们在新疆，工作生活各方面都已经改善多了。我已经调到阿克苏，在政府部门当干部。他当个驾驶员在新疆是比较好的。再加上他的家人同学朋友都在新疆，他是不愿意走。”
何立云又说：“对于返城这件事，老职工也都同情，说让他们回去吧，毕竟上海人嘛，哪个不往好的地方走。像我本身也同情，虽然结婚了，你非要走就走，所以后来劝不管用了，我对她也不是很阻止。”
李雯兰不无遗憾地说：“我是下决心比较晚的，很犹豫，许多人走了好几年，我才开始办。就为了拿这个户口，我的党票都被废掉了。因为正好填了入党志愿书，后来清理拿户口的人，我拿了，入党资格就取消了。我们本来生活得很好了，我三十八岁，正好是往上提的时候。”
当时阿克苏管干部的市长找她谈话，对她说：“李雯兰呀，你在这儿我们也没有哪个地方亏待你，对你可以的，你为什么要调到江苏盐城去？”但是她脑子里根本考虑不进去这些了，就想着只要回上海，“能走一步算一步。”
实际上她在新疆已经是21级干部，办理调动，还落不到上海，要先落到江苏盐城的农场，降了三级，因为到了那边人家跟她讲：“我们没有这么高的位子给你呀。”
讲到这些，李雯兰眼眶有些湿了，她擦了一下说：“那时候后悔来不及了，人已经来上海了。后来明白错了，我不该来，人家说有得有失，我失的很多。如果我老公在那个时候要是硬拦我一下，就好了。”坐在旁边的何立云没有说话。当初他放弃那边已有的一切，随她迁到这边，或许失去的更多。
在返城这件事的选择上，心态是各不相同的。同样是“混纺”的韩培芬、白振杰夫妇，直到退休后仍旧住在农二师的21团。韩培芬坐在自家小院葡萄架下的小马扎上，笑盈盈地说：“夫妻两个都是上海的才好回去，像我老头子是北京来的，当时不行。我看他们别人走可羡慕了。后悔呀，后悔什么呢？后悔怎么没有找个上海人。”
那时候为了回上海，很多和本地人结婚的，先要解除婚姻关系，然后才能领到上海户口。在13团的何百成，也是已经提干调到了场部机关，组织科的民政干事来不及给那么多人办离婚手续，政委就跟他说：“小何，你过去帮帮忙。”何百成就临时被抽调过去。对于来办理的一对一对的男女，他们明明知道人家是因为要回上海才提出离婚的，但是还得按程序问：“你们为什么离婚？”一般都回答说，感情不和或者性格不合。
接下去的对话差不多都是这样—“真的感情不和吗？”“真的。”“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吗？”“没有。”
何百成仍然忍不住会说一句：“你们再好好考虑考虑吧。考虑好了再办也不会耽误。”但是他们都会当即说：“不用考虑，已经考虑好了。快给我们办手续吧。”
那么作为办事的还能说什么呢？何百成缓缓地把公章拿起来，往下一盖，离婚证发给他们，同时将结婚证从他们手里收回来。他不愿抬头去看那些人此刻的表情，特别是那些将留在这里的“另一半”。
这样帮了一整天的忙下来，何百成的心情实在不好受，他真切地感觉到，手里的这个章子一盖，“砰”的一声，一个曾经同甘共苦的家庭，不管他们出于什么样的现实考虑，至少在法律上已经破裂了。
像他们这样的选择，其实大都抱着能走一个算一个的想法。等一个走了之后，再慢慢想办法把另一个也弄回去。两个人所谓的“半钢”也好，“混纺”也好，“半拖挂”也好，按政策是不让一块儿回去的，就只好用“缓兵之计”，一个个地走。我先走，有条件了再把你带回去。
谁能想到若干年后上海的政策逐渐完善了，后来不管配偶是上海的还是外地的，只要子女在上海落户了，本人退休后都可以落到上海去。当年没有这个政策，不少人心里也知道很可能假戏成真，但是没办法，为了孩子，为了丈夫或老婆能回上海，你说另一方能不同意吗？
那情景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何百成仍然不免语气沉重地说：“假离婚是假离婚，但是也有弄假成真的啊。打个比方，两口子，我本来就对你不那么感冒，借这机会，为啥不离开呢？这是一种原因。另外一种就是说好了，我回去以后，先安顿，然后再来接你，但是回去了不来接你呢。有孩子的，会先考虑孩子，一般归上海人抚养，因为他或她可以把孩子带回去落户口。比如我是上海人，老婆是外地的，那就说好孩子归我。好，同意了，去把章子一盖，孩子归你了。”
但是有一点，何百成当时所经办的那一对一对的人，没有哪个因为办这个事打架吵架的；要不然的话，如果他们吵起来哭起来，何百成他们是不会把那个公章盖下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