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老张有过7500米的登山记录，但还是被高山反应撂倒，到了宿营地，没等陈建锋把帐篷完全搭好，他便一头倒在帐篷里睡了过去。此时天已完全黑了，落在后面的田慧依旧不见踪影，在山上搭好帐篷的我们都非常着急，我、马玉山、陈建锋决定下山去寻找她。就在我们戴上头灯准备出发时，田慧摇摇晃晃地出现了，在山顶张望的我和郑燕急忙冲下去，把她搀扶进帐篷。又累又绝望的她浑身冻得发抖，像受了委屈的孩子似的号啕大哭起来。我连忙拉开几条睡袋裹在她已经失温的身上，瓜子和高凌也急忙端过来刚刚煮好的热茶。对于根本不了解这条古道，没有任何心理和体能准备的田慧来说，能到达这个位置已经很不容易了，她毕竟从海拔3000米爬到了4550米的高度，一天上升1500多米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很困难的。在这种困难的攀登过程中，队员们在发挥自身潜力的同时也在影响和帮助着其他人，这种团队合作、互相帮助与关心的精神也是这漆黑冰冷的山谷里最温暖的光辉。
晚上气温降到了零度以下，强劲的山风不停地刮着。体力极度透支的队员们早早都钻进了帐篷，只有甄晨光戴着头灯在为大家准备次日的早饭。我和依明则在黑暗中清点着食品，准备留下一些食品以保证驮工返回时的供给。
清晨，冉冉升起的太阳照亮了山顶，一条清晰的“之”字形牧道直通山顶。1951年，为修筑从新疆进入西藏的道路，新疆军区曾在桑株达坂附近勘探，打通了这条驮道。直到1957年10月6日新藏公路开通之前，它一直是进藏部队的供给线。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驮道大部分路段已被崩塌的砾石所掩埋，别说骆驼，就连毛驴也难以通过。
我们沿着更陡峭的牧道缓慢地向上攀登，因为高山缺氧，两条腿就像灌了铅似的，每走上几步就要停下来大口地喘气，所有的队员都在互相鼓励着缓慢前行。只是几百米的海拔距离，但每一步都是难以形容的艰难。3个小时后，当我们站在海拔5030米的达坂上时，眺望远方绵延的雪山，回首俯瞰山下的曲谷达克牧场，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此时，一切烦恼都似乎不复存在。队员高凌兴奋地在队友的伴唱下在悬崖边上翩翩起舞，她们用舞蹈与歌唱宣泄着，尽情地释放着终于站在达坂之上、终于将这段桑株之旅走到极致的那种狂喜、快乐、满足还有悲伤的情绪。我用手中的相机记录下了这难忘的时刻。
“上山容易下山难”这句话在桑株达坂上得到了充分的验证。虽说是夏季，但达坂的南坡冰雪还没有完全消融，在陡峭的山坡上，人工修筑的驮道成了名副其实的冰道。几天的行走使驴蹄上的铁钉早已磨平，毛驴走在驮道上如同穿着冰刀下山。驮工们齐心协力“护送”着毛驴通过了险境。我们相互搀扶着踩着毛驴踏出的痕迹向下挪动。每个队员都是提心吊胆地在冰雪路面上挪动，田慧更是踩在马玉山重装徒步鞋踏出的脚印一步一步地下到了雪线之下。
我们在下山的途中，时而会看到路边砾石上残留的堆堆白骨。据考证，这条路也是公元7～10世纪青藏高原通往新疆的古道。在近代，这条古道在军事上也发挥过重要作用。据1943年的《驮工日记》记载，1942年至1945年，由陆振轩带队沿着这条古道开辟了一条从印度到新疆的国际运输线。他们使用驼马1500余头，先后参加驮运人数达1300余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新疆少数民族驮工。在徒步翻越喜马拉雅—喀喇昆仑山脉的1059公里古驿道中，人畜伤亡率达10%左右，共运进6600条汽车轮胎及抗战紧缺物资。1950年8月1日，进藏先遣连从新疆于田的普鲁出发，翻越克里雅山口进入西藏，几个月后，后续部队沿着这条古道翻越桑株达坂进入西藏。
翻越达坂意味着上多高就要下多深，冰雪消失之后的山上，全是坚硬而锋利的砾石，人员稍有不慎，便会滑倒受伤，这一路给几个队员的身上都留下了多处的瘀伤。下达坂后，我们在狭窄纵深的山谷中一路穿行，直到傍晚也没看到一个合适的宿营地，无奈只能在有洪水、落石裹挟的峡谷中扎营，翻越达坂的极度劳累使队员们早早就休息了。
沿喀拉喀什河走向塞图拉
7月29日，考察队进入了喀拉喀什河谷，在地图上标有蒙古包的地方有一座干打垒的院落，从周围粗大的柳树可以看出，大约一个世纪前就有人在此居住。在院落西边高耸的山壁上有许多洞穴，洞穴口面向东方，便于采光取暖，在洞穴的入口能看到人工垒砌的门栏，洞穴之间有通道相连。洞穴内有明显的烟熏痕迹，表明当时有人在洞穴内烧烤食物，或取暖驱寒。特林克勒路过此地时对洞穴也有所描述，认为是昆仑山穴居人的“家”，但洞穴开凿于何时，穴居人究竟是从何而来也无从考证。在昆仑山和藏北地区多处都发现了类似的洞穴，这也说明自古以来这一地区就有人类活动。
喀拉喀什河是新疆和田的两大河流之一，它发源于喀喇昆仑山，在下游与玉龙喀什河（白玉河）汇合后形成和田河，最终流入塔克拉玛干沙漠。离开蒙古包不久，喀拉喀什河阻断了我们的去路，我们又踏上了栈道。经历过千难万险的队员们此刻再走栈道，已经不觉得太苦太累了，归心似箭的我们行进速度也快了许多。可是没走多远突然发现栈道塌陷形成了一个3米宽的断崖。驮队别无选择，只能返回到蒙古包，从有洞穴的那座高山上翻过去，这一个往返最少也要3～4个小时。一想起翻越桑株达坂的痛苦，队员们没有一个愿意折返的，一致表决宁愿冒险去攀登悬崖也坚决不再翻山。攀登这座高50米、坡度超过70度的悬崖是整个行程中最危险的路段，一旦失手就会坠入汹涌的喀拉喀什河中。每位队员都认真收拾好身上的零零碎碎，徒手攀越已经严重风化的崖壁，我几乎是用单臂一点一点地举着、揪着田慧的衣服把她举过了这段最为危险的路程。翻过这座悬崖后，所有的队员都惊呼太惊险太刺激了！作为队长，我为有这样一群勇敢而坚强的队员们感到自豪。
翻过悬崖后能看到一个简陋的铁索桥横跨小河。过桥后我们沿着喀拉喀什河谷而行。喀拉喀什河（维吾尔语意为“墨玉河”），它因盛产墨玉而出名。当我们在河道上休息时，果真发现了一块60公斤重的上等墨玉。黄昏时我们到达了佩里塔含西，这里只有一户人家。当从房主人那里了解到再有20公里就到赛图拉时，我们彻底放松了。
晚上，房主人拿出了面粉，我们一起动手做了一大铁锅汤饭，这是几天来我们吃到的最可口的饭了，我一个人就吃了三大碗。
赛图拉是219国道路经之地，其往东10公里便是新疆的军事要地三十里营房。在国外地图上三十里营房的位置标为Shahidulla，这和赛图拉地名相似。赛图拉是维吾尔语的译音，Shahi是死者灵魂的意思，Sha-hidull也许就是殉教者的意思。赛图拉自古以来在军事和通商上都有着重要的作用。早在一个半世纪前，清朝政府就在赛图拉设防，在民国时期这里还驻有中国海关官员，特林克勒路经此地时还曾接受过检查。在219国道上就能看到高山顶上耸立的哨所，哨所的下方便是军营遗址。
7月30日我们渡过最后一道险关——图日苏河，下午3点到达了赛图拉。之后，我们沿着219国道徒步10公里抵达了考察活动的终点——三十里营房。
此时皮山县的领导正在色日克尔村检查治安工作，方圆几十公里内的牧民都被召集到了村委会。我们几个人的突然闯入惊动了整个村子，被熙熙攘攘的牧民、公安、民兵围得水泄不通，好在驮工和他们都很熟悉，不是他们作证没有人相信我们是从康克尔乡走过来的。
通过检查后，甄晨光拿出了帐篷的外帐，用记号笔写上了“新疆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的字样，队员和驮工在上面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后记]
从康克尔乡到赛图拉这段翻越桑株达坂的线路保存了喀喇昆仑之路的原始风貌。如今，从三十里营房沿219国道东行46公里到达康西瓦，再向南沿国防公路行驶120公里便到达了与印控克什米尔接壤的喀喇昆仑山口，中国最高的哨所——神仙湾就在那里。
7月31日，我们搭乘卡车到达库地检查站，与接应的维吾尔朋友汇合，当晚便抵达了和田市。
4名驮工赶着8头毛驴用了4天时间返回了康克尔乡。
路上我们捡到一块大墨玉，几经周折运回了乌鲁木齐，用它给每个队员做了个手镯，以此作为我们成功穿越桑株古道的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