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浙人的心目中，西宁永远是一座寂寞荒凉的边远城市。其实不然，若从西宁向西，绕过青海湖，翻越阿尔金山，再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茫茫数千里，直至帕米尔的塔什库尔干，就数西宁最繁华且最热闹了。
这回我从江浙那边远道而来，再次住进西宁宾馆，应感谢我的兰州朋友沈洪的盛情邀请。两个月前，他看了我给他寄去的小说稿，立刻为我悲哀起来。他在回信中用那种体谅人的口气写道：“也难怪，你不可能在平淡琐屑的城市生活中写出好东西。”接着他建议我，“是不是出来跑一趟？我陪你从西宁去塔什库尔干。当你面对浩瀚无垠的沙漠，气势磅礴的冰山，才能真正明白你该写什么，或不该写什么。”
看完信我淡然一笑。尽管我对这个非同凡响的旅游计划非常欣赏，但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旅费出远门。可沈洪不是那种嘴上说说就算了的人，后来他接连给我写了两封信，并汇来一笔盘缠催我启程。当我看到汇款单上写着那个大数目时，惊讶得目瞪口呆。
外表看，他还是老样子，个头不高，肤色稍黑，仍穿着雪白雪白的白衬衫，系着暗蓝的领带。他的眉骨很高，眼睛似乎深深地陷在眼眶里头。他仍留着那道精心修饰过的小胡子，这使他那张棱角分明的脸廓，显得粗犷壮野。他比我大两三岁，该四十出头了。可我们分手十年后，他至今仍单身一人。也许他辞职后，因做玉石生意，长年累月地跑青海，跑西藏，还跑到新疆去，到处找采玉场，终于耽搁了他的婚事。这两天我在西宁图书馆查资料，他便一个人到街上买些旅行用品。如今他唯一使我感到惊讶的是，他花钱像扔纸片一样随便。
我们坐在西宁宾馆的小餐厅里，旁边那张桌子坐着两个美国人，他们在默默地吃西餐，像一对比目鱼一样无声无息。我头一次踏进这间豪华餐厅时有陌生感，但吃了几顿饭，也就熟悉了这里的环境，就有了宾至如归的感觉。我知道沈洪是那种真心待人的朋友，因此享用着他招待我的丰盛菜肴时，无丝毫不安之感。
“你让我吃的这顿晚餐，已经花掉了我一个月的薪金。”我想提醒他不必花费太大，吃东西我向来很随便，两个煮鸡蛋也能凑合一顿。
“抱歉我没那么想过。”他一面说，一面将一粒味道鲜美的雪蛤放进小胡子底下的嘴巴里。
“我这是第二次住西宁宾馆了。”我换了个话头说。
他用餐巾纸擦了擦嘴，然后点烟抽。
“那时候我还在跑销售，来西宁推销仪器。”我是喝一点点啤酒就脸红，跟沈洪这样的老朋友喝酒，总觉得喝少了不够意思。“那回很糟，只卖掉两三台小仪器。是个四川人跟我订的合同，他姓张，叫张仁生，他帮了我的忙，否则我空手回去就丢人了。”
沈洪悠闲得靠在高背椅上听我说话，嘴里不时吐出一个个白烟圈。
“后来有一次，我到成都开会，特地去他家拜访他。我找见他时，你猜他怎样了？”
沈洪微笑一下，他不是那种喜欢猜谜的人。
“他疯了。”我说，“管我叫大哥，要我领他回山西，看我妹妹去。他把我当成他老婆的哥哥了。若不是他女儿把他拉到房间里去，他会当着我的面大哭一场。”
“他老婆死了？”沈洪问。
“是的。”我点点头。“他认为他老婆是他害死的。他老婆是个一辈子吃苦受累的乡下女人，非但把两个孩子拉扯大，还尽心照顾公公婆婆，直到二老都寿终正寝。张仁生给老婆孩子申请城市户口，坚持十五年之久才如愿以偿，一家老小终于在成都团聚了。她老婆在单位上的幼儿园里看孩子，女儿也有了工作，到纺织厂纺纱去，儿子还在读高中。虽说这家人家的小日子过得平平淡淡，但跟过去比，也算幸福了。可是，只隔了半年多，这种幸福生活就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事件给毁掉了。
“那天早上，他老婆肚子疼，当时他给了老婆两片止痛片就去上班了。中午吃饭时，疼得更厉害了，于是送她去医院。到了医院里，他老老实实地排队挂号，又老老实实地排队候诊，接着是验血验大便，再耐心等候化验报告。当那两份报告单落到医生手里时，医生马上开了一张住院单，要病人入住院部做手术。住院部要交一千块押金，张仁生立刻骑车回家取存折，再拿着存折去银行，不料银行关门了。回到医院，他垂头丧气地跟老婆说，没拿上钱。他老婆说，那就明天再来吧。虽然看到她脸色煞白，额角冒出冷汗，但不好意思问同事借钱；他是个怕羞怕开口的老工程师，一生中没借过别人一分钱，也怕人家没那么多现金。那天夜里，他老婆死了，是胃出血疼死的。这个女人一向意志坚强，能忍受各种痛苦，结果她这种非凡的意志力，竟使她无视危险，直至活活疼死。”
听了这个故事，沈洪茫然失神，顿时脸色阴沉。原以为他对别人的悲惨遭遇总是漠不关心，而我在这间舒适宁静的小餐厅里讲这件事，也只是随意说说而已，就像此刻我把筷子伸进某个菜盘子里一样随便。当我看到沈洪的痛苦表情时，这才明白不该拿别人的不幸当闲聊的话题来瞎扯。
沈洪不吭声了，后来他装出没事的样子，也说了几句话。我知道他以前不高兴时，会几天几夜地躺在床上，不跟别人说一句话，因此我也沉默起来，不啰嗦了。吃了晚餐，我一个人洗了热水澡，然后开了台灯，一面查看地图，一面整理笔记。尽管我没回头看一眼沈洪，也晓得他正仰脸躺在床上，凝视着天花板在发呆。到夜里十二点钟，我劝他洗澡睡觉，他点点头，步履沉重地走进洗手间。我躺到床上，顺手拿起枕边一本克里斯蒂的侦探书看几页。我暗自想，一个性情古怪的人，大都在少年时期碰到过某一桩他无法接受的事情，恐怕沈洪也是这样。记得有一回沈洪喝醉酒时跟我说起过一件事。这件事一直埋藏在沈洪的心底里；一想起它就会不高兴，或者不高兴的时候就想会起它。十五岁那年，他亲眼看见他认识的一个人从高楼上跳下来给摔死了。不过他没跟我讲那人为什么自杀，也没讲那人跟他是什么关系。当时我从他那双忧郁的眼睛里，看出这件事就像恶魔的影子一样缠着他。他无忧无虑时，倒是个性情开朗豪爽大方的人。后来我推算过，他十五岁的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武斗最凶的那一年。我想象着当时的可怕情形，一个心灵脆弱的男孩正在马路上低着脑袋往前走，突然有一样东西从空中坠落，他听见一记沉闷的响声后，抬头看到一个男人──也许是个女人──摔死在人行道边，那人的白脑浆飞溅在绿颜的邮筒上，七窍流血，眼睛茫茫然看着天。我猜想那个跳楼自杀的人也许是沈洪的老师，或者他家的邻居，甚至可能就是他的亲人；记得他从未跟我谈起过他父母的事。
沈洪洗完澡过来了，脸色好看多了。他朝我笑笑，无奈地摇摇头。他是向我表示歉意，也想找个轻松话题聊一聊，于是走过来问我：“看什么书呢？”
“《罗杰·亚克洛伊命案》，克里斯蒂的。”我答道。
“你把书拿倒了。”他提醒我。
这时候，我突然一反常态，直截了当地问他：“嗳沈洪，吃饭时你为什么不开心了？”我心想，既然他轻松问我看什么书，那么他的忧郁心情也该消退了。也许近十年经历了风风雨雨的下海生涯，他已经能够很快地从恶劣心境中迅速恢复正常。他在羊毛地毯上来回踱步，若以前这么问他，这家伙会指着房门对我说“出去，你给我滚出去”，然后至少三天不理我。因此我觉得变了，变得能忍受以前不能忍受的许多事情。
“我结过一次婚，那是在我下乡的时候。”他看着我的脸对我说，“在兰州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件事，包括我父母。”
听了这话，我惊愕得张口结舌。我曾自诩是沈洪的知心朋友，知道他有一位关系密切的女友，他们至今仍未结婚。这一次，那位相貌平平但性情温和的女人，还特地去火车站送我们上车。我发觉她看沈洪的眼睛，始终透露一往情深的爱意。也许她经常这样送沈洪出远门习以为常了，因此从她的脸上看不出替我们担忧的表情。她比沈洪小两岁，我认识沈洪前，即十五年前，就跟沈洪处朋友了。所以我心里想，沈洪是因为某种原因离不了婚，无法跟这位女友办喜结良缘。
沈洪见我不说话了，脸上又露出他看到别人受惠于他时的那种微笑表情。他的面孔棱角分明，线条太过僵硬，因此他真心微笑时，也好像是在嘲笑人。
“我的妻子也是那样死的。”他语气平和，仿佛在说别人的事情。
“也是胃出血？”
“是生小孩。”
“碰到难产了？”
“是的，胎儿横位，当地又没有一个像样点的医生。”
“为什么不回兰州生小孩？”
“当时我父母在‘五七干校’管不上我们，再说我也不要他们管。不知为什么，那时候我是恨他们的。其实他们去‘五七干校’是迫不得已，不是他们自己要去。”
“你不该老想着那些事情。”我对他说，“不能老是生活在过去的阴影里。”
“那件事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不要这么想，也不要这么说。”
“公社卫生院的那个乡村女医生，要我赶紧找拖拉机送产妇去县医院。那是深更半夜，我不好意思去敲人家的门，就心存侥幸，希望那个女医生能把孩子接下来。等我在外面转了一圈后，又回到那个简陋的产房里，女医生朝我叫起来：‘你是不是猪？’没跟助手打招呼，就一个人冲出产房，叫来拖拉机手，让我们把产妇抬到拖拉机上。那是一部轮式东方红拖拉机，一路剧烈颠簸，顺着山道往平川开。快天亮了，我们终于看见了县城那边的白杨树了，我心里突然轻松起来，心想只要进了县医院，就化险为夷了。‘她怎么样？’我胆怯地问女医生，她一直摸着我妻子的脉搏。‘死了半个钟头了，’她对我说。假如她叫我去喊拖拉机时我去喊来了，我妻子就不会死。”
“这件事你没跟别人讲过？”见他点了点头，我又问了一句，“张素芳也不知道？”
“不知道。”
“如果十年前你就跟别人说一说这件事，就不会背包袱一样背到今天。”
他再次沉默不语。
“嗳沈洪，”这时我问他，“跟你说件事好不好？”
“什么事？”
“咱不去塔什库尔干了。”
“那去哪儿呢？”
“回兰州去。”
沈洪迷惑不解地看着我。
“你跟张素芳把你俩的事给办了，我做你们的证婚人。”
沈洪愣住了，脸色发黑，可我仍满不在乎地说：“我跟你们一起去买家具。我下乡时，跟一个木匠学了几天木工活，这方面懂一点。”
沈洪仍不吭声，我看到烟头快烫着他的手指了。
“人家等你等了十六年。”我的嗓门渐渐高起来。“你这样不吭不哈不明不白地拖着她，拖到猴年马月去？是不是也要我骂你一声‘你是不是猪’？”
“去格尔木的票都买好了。”沈洪犹豫道。
“那就退掉它，退不掉就算了。你这种财大气粗的家伙，还在乎两张车票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