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多人挤在我家的客厅里，不过没看到戴大盖帽的。我婆婆正在跟一个神色狡黠的老太婆说话，那个老太婆看上去就像跳神弄鬼的巫婆。她俩好像刚谈妥什么事，那巫婆急忙把住我婆婆的手，在一张纸头上按了手印。我婆婆把那张纸头递给我叫我看，挤在我旁边的那些人，都刷的一齐探过头来。
这是一份协议书，说死孩子的父亲愿意收下两千块钱了结这件事。因为那个孩子本来就不健康，还有点痴呆，所以私了算了。我不清楚如此私了，人民法院是否同意。有人说，只要周瘸子不告你就行。那么检察院会不会提起公诉呢？又有人说，因为没损害公众利益，检察院也不会过问。现在我看见死孩子的父亲了，他瘦高瘦高的，一副老实相。此刻他低下头，眼睛看着我婆婆手上的一沓子纸币。他的代理人，也就是那个巫婆，催他快数钱。于是他麻木地接过钱，一张一张地数，数完后就掉头走了。这时我才看清他确实是个瘸子，走路时两只肩膀像驼峰一样上下颠动。
我们花了两千块钱，了结了这件事。也就是说，我们承认那个孩子是我们弄死的，而实际上我们是无辜的。我们不知道怎样为自己申辩，只得花钱买安宁。不过幸运的是，周围乡邻没把我们当凶手看，没朝我们指指戳戳，还跟过去一样，对我们客客气气，只当没出过这件事。然而，我们自己却永远忘不了那个死孩子，因为它使我们白白损失了两千块钱。这对像我们这样的每到月底都因缺钱花而发愁的人家来说，不是一笔无足轻重的支出。
下山的时候天黑了，表嫂在山脚下等我，手里拿着手电筒。她问我找没找见婆的坟，我说找见了。她叫我表叔，把自己压低一辈。
她说表叔没在山里走过夜路，怕我不当心从石桥上跌下去，一头栽到溪水里。我没说我去过陇东，没说那次我在陇东山区，摸黑走到一座窑洞前，不知道主人让不让我住一宿。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我正服务于其总部在上海的橙色委员会。
我向那人问明情况时，才发现找对地方了。我站在村公所的窑洞里，那个年轻人正是我要拜访并请他安排我食宿的村长先生。借着从门洞外反射进来的微弱光线，我看了看我的电子表，这时它正跳过五点五十九分，到六点了。村长问我，你是从哪儿来的？我说我是橙色委员会派来的观察员。他神经质地叫起来：“这里没有国会，也没有战争，我们不需要观察员！”听了这话，我忍不住嘟哝一句：“有哪样东西是因为我们需要它，才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村长做了一个既漂亮又干脆的手势，表示没兴趣听我解释。他在炕床和窑壁间来回踱步，仿佛我的贸然出现，打乱了他的什么计划使他心神不安。
这个年轻人是从省城读了大学回来的文科学士，说起诸如人类的需要之类的话题，比我懂得多，没理由不鄙视我。不过他也明白，若将一位不速之客从掌灯的窑洞里赶出去，让客人在野地里聆听狼嗥声音过夜，是极不明智的做法，于是朝外面吼了一声，叫文书过来。
文书是个红脸蛋姑娘，一手拿笔，一手拿纸，从对面的窑洞里跑过来。
“主任知道有上海观察员来我们村吗？”村长劈脸问她。
女文书赶紧摇头。
“主任是谁？”我问村长。
“你来我们村不知道主任是谁？”村长很是吃惊。
“不知道。”我老实承认。
“他是我们村的前任村长，有人叫他老村长，也有人叫他治保主任，简称主任。”
年轻人皱起眉头，他是个风度翩翩的高个儿，穿一身牙签呢西服。大概在穷乡僻壤无须讲究，所以没系领带，也没夹领带夹。他仔细向女文书询问，以便了解老村长以前是怎样招待我这种客人的。我站在一旁猜想，这个年轻人若系领带的话，领带是什么颜色。这是我身为观察员来到这里所思考的第一个问题。
年轻学士终于从女文书那里弄清了前任村长的种种做法，才如释重负地朝我瞥了一眼。其轻蔑不屑的目光，使我预感不祥。结果我被安顿在这孔黑窑里，吃我以前吃过几次的黄米饭（学名为糜子）。幸好我还咽得下这种粗糙食物，否则非饿死不可。女文书站在炕上把棉被抖了又抖，被子里掉出许多白花花的小东西使我起了疑心。因为灯光太暗，看不清那些东西是不是虱子。若是虱子的话，以其肥壮度应该破吉尼斯纪录。女文书很抱歉地告诉我，今晚没柴烧炕，临睡前端来一盆热水给我捂捂脚，怕我脚上生冻疮。
夜里很冷，我后悔没把我的棉大衣带来。
第二天早上，村长没吃早饭就来办公了。现在他对我客气起来，给我递烟抽。他是得知我把那两碗黄米饭吃了个精光，夜里盖着又有跳蚤又有臭虫的被子竟毫无怨言后，才露出怜悯表情的。既然我是上海委员会的，就以为我是上海人了，对我更客气了。现在他朝我点头哈腰的样子，与昨晚判若两人。其实我不是上海人，也不会说上海话，只因我们橙色委员会的总部在上海，所以才享受到通常上海人在小地方所享受到的尊敬和优待。这时我裹住被子坐在炕头，我的身后是马恩列斯毛的大幅头像，以及白蛇传之类的秦腔剧照。村长跟我聊天我洗耳恭听，他是个非常健谈的年轻人。为表示尊重本地最高行政长官，我不得不整天都待在炕上听他演讲。
一连度过十三个不算寂寞可也不算愉快的白天，我终于感冒了。出门前我妻子说北方冷，要我带上棉大衣，别像年轻人那样只要风度不要温度，可我嫌装棉大衣的那个蛇皮袋难看，都拎到火车站了，还叫她拿回去。由于冷空气再次从鄂尔多斯台地吹来，我不能只穿一件羊毛衫到外面去。不过即使我在这里再待十三个白天，也无法考虑写不出观察报告的后果是什么，因为那个村长朋友一直在跟我谈论他读兰州大学时背过的各种社会学原理，同时也详细介绍那些原理之所以出现的各种历史背景。我还躺在被窝里的时候，他就推开窑门把清晨的冷风带进来，热情向我问好，给我递卷烟，看我哆哆嗦嗦地穿衣服。他说起话来没完没了，也不在乎我似醒非醒的样子。就诸如法律和气候之间的关系之类的话题，就可以从早上说到中午并越过黄昏说到深夜，直到确信我已经靠着炕头睡着了，才打住话头悄悄离去。
老实说，我倒是挺喜欢听别人谈论“熵”或“耗散结构”这类怪名词。因为早在十多年前，我就知道最先讲这些名词的维纳和普利高津是哪国人了，所以现在由一个年轻村长提到他们的名字，自然觉得亲切。
“我们应该明白，”他顿了顿说，“整个宇宙将自发地由有序变为无序，并随着宇宙的熵趋于极大，宇宙万物将达到热平衡，也就是宇宙的死亡。”这时他看了看我身后的马恩列斯毛又说，“即使整个宇宙走向无序，而其中的某个局部，却能够走向有序化和多样化。”虽然我对他所描述的这些控制论原理，如今只有模糊不清的印象了，但我猜得出他想证明什么或暗示什么。说实话，我并不讨厌这个村长，毕竟他是在我无所事事且无可奈何的时候热心跟我说话，只是说话的瘾头比一般人大，不容我清静片刻。
我后悔没带棉大衣来，否则不会成天窝在炕上哪儿也去不成。有个老头偶尔走进来打断村长的话向他请示什么事，这时我便不失时机地观察起那个老头来。我注意到他的黑棉袄上掖着黄腰带，一根旱烟杆插在脖子后面，像集市上表示待售的草标似的引人注目。村长总是对他说同一句话：“这件事等主任回来再决定。”
我曾打算请村长给我借一件棉大衣来，又想他给了我吃，给了我住，够给面子了，我不能得寸进尺。若将他惹毛了把我撵走，岂不是白来一趟？不过可能他也会对我说：“这件事要看我们主任同不同意。”
“你很尊重你的前任。”我对他说。
“必须尊重他。”年轻人说，“他在我们村里当了三十年生产队长，又当了三年村长，村里没哪个人比他更德高望重。当初他讨厌我，说我做事情浮皮潦草，可他年纪大了，不得不退下来，按上级规定，有文凭的人才能当村长，我们村就我一个人有文凭，所以他不让我接他的班也不行。后来他见我对谁都说我们问问主任吧，或者说等主任回来再决定，才开始喜欢我。”年轻人接着说，“我认为聪明人应该有远见才行，等主任百年之后，再按自己的路子干也不迟。”
“到了你自己做主的时候，”我问他，“你打算先做哪件事？”
“把这间办公室彻底打扫一遍。”
入冬后的头一场大雪纷纷扬扬下了一整夜，下雪天反而不觉得冷，所以早上没等村长过来，我就下炕了。打开窑门，我看见一伙村民正拿着铁锨和镐头在雪地里忙活。他们铲掉仓库四周的积雪，用十字镐敲开冻土，挖出一圈深沟来。我看见我的村长朋友正站在人堆里指手划脚，雪地上已垒起河堤般的长条土堆，这使本来就不够整洁的这座北方村庄显得更脏更乱了。我怀疑这伙人要像挖树根那样，把仓库连地基挖出来。
年轻村长发现我开了门便大步走来，他很兴奋，脸颊通红，就像一位将军看到一场稳操胜券的激烈战斗快要结束时那样自鸣得意。他对我说：“没想到会下这么一场大雪。”
“你们在干什么？”我问他。
“挖排水沟呀。”
“怎么不等主任回来就干开了？”
“这是主任临走前交待的事。”
“依我看你们的排水沟挖得太深。”
“我看也是。”
“挖多深主任也交待过？”
“那当然。”
“叫他们别挖了。”我对年轻村长说，“扫一扫村口的雪，也好过这样挖排水沟。”
“你这个建议不错。”年轻人说，“可我不能因为排水沟没挖好让主任说我。”
“你若自作主张做一两件事，也许主任对你更欣赏。”
“看来你对我们村里的情况还一无所知。”
这时候，一位精神抖擞的白发老人从外面走进来，他身上披着一件棉大衣。老人对朝他叫了一声主任的年轻村长只冷冷地点了点头，便转身问我：“你是上海来的观察员？”我点头说是。老人对我说：“我把你的棉大衣带来了。”
这时候，我才注意到他脱下的那件大衣上有许多地图般的斑迹，那是我女儿小时候说要撒尿了我动作不够快，结果总是撒在衣服上，拿刷子刷也洗不掉。
“怎么不给客人烧炕？”老人掉头问年轻村长。
“外面没柴火了。”年轻人解释道，“柴房门钥匙在您那儿，我们……”
“这不是理由。”老人说，“快叫人把炕烧热。”
年轻人连忙点头答应。
这时我对老人说：“别麻烦了，我有棉大衣穿就不冷了，再说我打算现在就走。”
穿好棉大衣我跟老人握手告别，也握了握那个年轻人的手。看到年轻村长神色沮丧的样子，我心里很难受。如果，我心想，我不来这个村子而是去另一个村子的话，他会少挨一次责备。走出窑洞时，我见那伙村民还在仓库那边默默挖沟，竟不以为意了。且边走边想，总部派我来这里是浪费时间，因为我在这里找不到任何值得观察的东西。
太阳出来了，我在雪地里翻山越岭走了三四个钟头，才走到铁路边的一个小车站上。我是搭一列慢车先去省城，到了省城换特快回上海。我在车上算了算日期，到上海正好是星期天总部没人，因此我必须在上海住一宿，待星期一上午跟我们委员会的蓝主任当面汇报后，方可搭另一趟火车回家。
次日上午，表嫂背着我的旅行包送我走，她叫我明年清明时候来，我说清明有休假的话一定来。走到桥头等车时，我看了看山坡上婆的坟，看到了昨日我放在坟头上的那束枸杞枝。一部三轮农用车从山嘴那边开过来，没等车子停稳，表嫂就抢在我头里给开车的付车钱。她认识这个司机，嘱咐司机一定要把我送到长途车站。车子拐弯的时候，仍看到她站在桥头目送我离她远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