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不墨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
旗峰公家庙门联
五代十国时期，江南地区出现一位极具开拓气质的绘画巨匠，江南水墨山水画派创始人董源。在此之前，唐朝诗人王维曾有过“画中有诗”的“破墨山水”，其后的毕宏、王默等人，开创了中国水墨画的“泼墨”时代，而于水墨画集大成者，则是南唐李中主李璟的一个名叫董源的园林官员。宋朝著名书画家米芾曾如此评论董源的水墨画：“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溪桥渔浦，洲渚掩映，一片江南也。”
中国水墨画讲究“点滴烟云，草草而就，不失天真”，讲究“笔中有墨，墨中有笔”，最具中国文化特质。而水墨画所用的绘画工具，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文房四宝笔墨纸砚，亦最具中国文化特质。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倘若没了水墨画，没了笔墨纸砚，传统中国文人将是另外一个样子，传统中国文化亦是另外一个样子。
笔墨纸砚中的精品，无疑是湖笔、徽墨、宣纸、端砚四种。徽州歙县有徽墨、歙砚两样，以徽墨更为著名；泾县有宣纸、宣笔两样，以宣纸更为著名。大约知道宣纸的人很多，知道宣纸产于泾县的人不多。唐朝时期，泾县隶属于皖南宣州，泾县纸品以“宣纸”之名称进贡于朝廷。到了南唐，著名词作家李后主李煜所监制的“浆白如玉、光而不滑、轻如毫毛、收而不折”的澄心堂纸[1]，则是宣纸中的精品。宋代画家李伯时用这种纸画《五马图》，文学家欧阳修用它写《新唐书》及《新五代史》，诗人梅尧臣收到欧阳修给他的澄心堂纸喜不自胜，称它“滑如春冰密如茧”。
我于宣纸的知识非常粗略，也没有大量时间查阅绘画典籍，也就是说，我根本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证明大画家董源画他的水墨画《潇湘图》、《夏山图》、《夏景山口待渡图》，就用的是宣纸，甚或就是宣纸中的澄心堂纸。然而，我亦无法相信董源舍近求远，不用近在眼前的且文人交口称誉的泾县纸品，而用别的什么地方的。
我于旧时泾县的深入了解，不免感叹累世消亡的古物何其之多，能够触摸到的何其之少。时至今日，大约惟有古民居和宣纸两样，是能够亲眼目睹的重要实物。而前者已经固定，成为经典，多数在风雨中存在了数百年且日渐颓败；而后者却依然变化，生气盎然，至今中国绘画界于国画的，尤其于中国山水画的恣意挥洒，依然主要依托于“润墨性好，吸水性强，纸面色泽经久不变”的产于泾县的宣纸。
泾县宣纸被中国书画界称之为“千年寿纸”。《红楼梦》中宝玉讲“雪浪纸，又大，又托墨”，宝钗讲“那雪浪纸，写字、画写意画儿，或是会山水的画南宗山水，托墨、禁得皴染”；据专家考证，宝玉、宝钗所说的雪浪纸，就是清朝的泾县宣纸。
宣纸的起源，如今漫漶莫辨。惟有一则传说，予后人以猜想之余地。中国造纸术革新家蔡伦是东汉桂阳[2]人，蔡伦用树皮、麻头、破布造纸，以此替代体积庞大的竹简以及成本很高的缣帛用以书画。公元一一四年，汉安帝刘祜封蔡伦为龙亭侯，所以蔡伦所造的纸品，时人称之为“蔡侯纸”，后世尊蔡伦为中国造纸术发明人。
据泾县民间故事讲，蔡伦弟子中最聪明的一位叫孔丹。蔡伦去世后，孔丹要替蔡伦画像，一心造一种能够长久保存且洁白如玉的上等纸品。孔丹跋山涉水，一日来到泾县一个叫小岭的地方，炎热中捧溪水解渴，突然瞧见倒伏于水中的一棵青檀树。虽然这棵树已经朽烂，但树皮却洁白柔韧，于是孔丹“引水筑臼，砌槽打浆”，在这里造出了第一代泾县宣纸，最终心想事成。
这个传说虽然美好，却有画蛇添足的败笔。其结尾讲东汉的孔丹，将青檀造纸术传给了小岭曹氏人家，这很容易被证伪。据清朝乾隆年间重修的《小岭曹氏族谱》记载：“宋末争攘之际，烽烟四起，避乱忙忙。曹氏钟公八世孙曹大三，由虬川[3]迁泾，来到小岭，分徙十三宅，见此系山陬，田地稀少，无可耕种，因贻蔡伦术为业，以为生计。”由此看来，即使孔丹时代小岭有曹氏人家，也不是晚宋时期挽宣纸于末路的曹大三。
出产宣纸的泾县是得天独厚。正宗宣纸的两样主要原料，一是青檀树，二是沙田稻草，均出自泾县本地。日本商人曾采撷泾县的青檀树籽，拿回日本去种，此举若“橘逾淮为枳”，种不出泾县那样好的青檀树。泾县位于扬子江拱断褶带和皖南断陷带的过渡地带，其土质及土质的酸碱度，迥异于其它任何地方，所以这儿出产的沙田稻草成浆率高、纤维韧性强、不易腐烂，且容易提炼纸质的洁白度。
宣纸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即所有非泾县出产的宣纸，也就是不曾用泾县青檀树和沙田稻草作原料，不曾用泾县杨藤汁作辅料，不曾用泾县苦竹纸帘抄制，不曾在泾县石滩上摊晒漂白，那么即使也有十八道工序，也有一百余项操作，其生产周期也长达三百余天，均统称为仿宣纸。而仿宣纸与宣纸的品质、价格以及受欢迎程度，则不可同日而语。
泾县丁家桥镇的小岭村落群，俗称九岭十三坑，至今仍完好保存着建造于明末清初的许湾古纸槽。旧时许湾有蔡伦庙香火不断，尤其每年农历三月十六日，传说中的蔡伦诞辰日，当地造纸人都要来该庙给蔡伦像烧香磕头，感激蔡伦予他们以生计，祈望宣纸业兴旺发达。
泾县各乡于明清时期的鼎盛，商业与文化的极度发达，可惜因战乱而严重受挫，或大伤元气，或一蹶不振。著名的太平天国战争，自“清朝咸丰四年（公元一八五四年）正月，太平军匡王赖文鸿率部七万，由石台、太平向泾县进军，清军守将易开俊坚壁死守”[4]起，至“同治三年（公元一八六四年），太平军因天京（南京）失守，驻泾太平军撤离，清廷命饶馥存为泾县知县，整顿城乡秩序”止，其拉锯战持续十年之久。
《小岭曹氏宗谱》收录一篇纪实文章，其篇名为《小岭御难记》，现摘录于下，予读者以联想之具象。
“咸丰三年春，祸缘粤贼[5]倡乱，浮江滨，犯皖省，踞金陵。维时小岭恪遵邑侯崔琳奉各大宪札谕，设乡团，集民勇，保身家。五年正月七日，邑西南乡团仝赴南邑叶家陇与贼接仗，我勇亦有与之阵亡者，贼亦败遁。继此若协吴楠攻窜城贼；若奉邑侯崔拨勇守城；若随提督军门周天受克复县城……无役不先，有警必赴……十一年二月十三日，贼乃跨山四入，蜂拥潮涌，然犹杀贼多多，卒之寡不敌众……（贼）逞杀戮，纵焚烧，屋之存百无一二，并不完全。四月二十九日，贼复入境剿掠，统前男妇老幼之死于刃、死于病、死于冻饿流亡者十有八九……瓦砾场骨月（肉）团堆，胸刳颈断，山谷间尸骸零散，鸟啄兽吞。炊烟若禁，十三宅（小岭十有三坑，曹氏环居其中）空遗山水回环，蓬莠蔓生，百千户尽是村墟寥落。”
太平天国战争于皖南尤为惨烈。泾县是皖南山区与长江冲积平原的过渡地带，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因此，十年中太平军与清军数次将泾县作为你争我夺的主战场。泾县章渡镇以前叫漆林渡，曾有万株漆树绕青弋江两岸蜿蜒青翠。李白于《早过漆林渡寄万巨》一诗中，有“西经大蓝山，南来漆林渡”之句。明清时期，章渡镇以水码头之繁荣而著称，是泾县商业物资重要集散地之一；一九三八年，时任中国共产党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前往泾县云岭视察新四军军部，就是乘乌筏沿青弋江顺流而下，在章渡上岸的。
当年太平军与清军在章渡发生过一场空前惨烈的激战，章渡老街全部毁于战火。我们现在看到的老街，虽仍有“江南千条腿”的吊栋阁[6]，仍有酱坊、药店、烟店、布店、百货店、铁匠铺等铺面或遗址，前店后坊的传统格局也隐约可辨，但其建筑的门坊、门墙、阁楼、栏板、栏杆、雕花斜撑等，却简约粗略得多。在我的想象中，那些被毁于兵燹的老房子和老店铺，应该跟查济的、黄田的、茂林的一样美轮美奂，一样奢华精致。
查济是泾县西南角的一座偏远村落，其地形乃“万山环外，三水流中”，且村落庞大，田畴富饶，家道殷实者多多，当年为太平军长期据守。《清史稿列传二百六十二洪秀全》一文中，有三处提及泾县查济。
其一是：“石埭夏村寇分股纠青阳寇万馀，窜踞泾县查村，防军副将石玉龙败死南山岭。適周天受至自宁国，督天孚等力击之，寇退还查村。”
其二是：“泾县查村寇犯吴正熙垒，不利，而章家渡亦为我军所挫。”
其三是：“江长贵克太平，郭村、查村败寇窜泾县北路。”[7]
太平军“蜂拥潮涌”而来之际，泾县、太平两县“集二十七姓团练乡勇”予以防堵。二十七姓三千余名乡勇中，以小岭的曹氏、查济的查氏、茂林的吴氏、翟村的翟氏最为英勇。茂林吴海林老人替我如此分析其中的原委：“当年茂林尽是官宦人家，全是做官的，是戴红顶官帽的，一直拿的是皇家俸禄，如今皇帝有难，理应奋不顾身，忠而勇之。况且，这也是每个乡勇的‘保身家’之举，于其个人、家庭乃至宗族的生死存亡，有迫在眉睫的压力。其结果是，凡抵死抵抗太平军的村镇，遭焚毁的房子就多，茂林有大半老房子被烧掉。”
据说查济乡勇与太平军的首次“接仗”，是腊月初八吃腊八粥那天，其指挥官是清军管带郑国泰。战斗在后山残酷进行，一百余名查济乡勇与郑国泰一同战死，查济人旋即“跑反”逃难。据查济村查贵锟老人讲，当年他的祖母，随家人流落异乡十二年，到回来的时候，看到被烧毁的祖屋，其荒草长得比墙头还高。
旧时每年腊月初八，查济村民都要抬着桐城人郑国泰的灵牌，绕村周游一圈，怀念这位因指挥查济人保卫家园而殉职的皇清下级军官。我曾在村外的山谷中拨开茂盛的杂草，见到一块不大的石碑，这碑上刻有“皇清阵亡兵民之墓咸丰九年立”两排字。据村里人讲，周围山上至少有三块这样的石碑。查济人说起肩披长发的太平军总是心有余悸，至今仍有村民拿“长毛来了，长毛来了”这样的言语，恫吓不听话的小孩。
据说太平军也不是完全不讲道理，他们每到一处，会事先派人来联系，劝乡勇放下武器，按规定交纳田赋，彼此相安无事。据说后岸人没抵抗太平军，答应给太平军粮食，所以没烧房子，受损程度比查济小得多。据说查济村晋公顶以前全是老房子，后来给太平军烧得只剩下一层层荒芜至今的石砌宅基。
历时十年之久的太平天国战争，对亦儒亦商且官宦人家居多的泾县，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不单泾县的宣纸业凋敝零落，而且商人、文人纷纷外逃；如著名盐商朱鸿度的父亲举家迁至江西，如著名画家吴作人的祖父举家迁至江苏。数百年聚积起来的民间财富，就像来了一次洪水给冲走大半；数百年聚积起来的文化气脉，就像放了血一样只存奄奄一息。
幸好，泾县于商业的复兴能力尤为强大。一八七七年，也就是太平天国战争结束的第十三个年头，小岭曹氏的宣纸生产已经完全恢复，曹义发抄制出“鸿记”品牌宣纸名扬海内外。一九一一年“鸿记”宣纸在南洋国际劝业会获“超等文凭奖”，一九一五年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获金奖。至一九三〇年初叶，泾县宣纸业又兴旺发达起来，“鸡球”、“帆船”、“魁星”、“白鹿”等品牌广告[8]，常亮相于京沪报端。可悲的是，再次发生的日本侵华战争，以及接踵而至的全面内战，又使泾县宣纸业凋敝零落。至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夕，全泾县只有区区五帘纸槽苟延残喘。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国军队于卢沟桥抗击日本侵略军，从此开始了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其后不久，著名北伐军将领叶挺，以个人名义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的建议，提议“将中共在江南各地的游击队组织一个军”，番号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九月八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批准此一建议。十月十二日，国民政府发表成立新四军的命令，任命叶挺为军长。一九三八年一月，新四军在汉口完成筹备工作。二月，分布于江西、福建、广东、河南、湖南、湖北、浙江、安徽八省的红军游击队，迅速抵达皖南歙县岩寺结集。七月，军部迁至泾县云岭，成为中国共产党于长江下游地区的抗日军事中枢。新四军军歌中有这样两句歌词：“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兵家必争之地的泾县，当时呈复杂政治、军事局面，共产党、国民党、日本人错杂相间。一九四〇年十月，日本军队大举进犯皖南，其中五千余人由南陵直扑云岭，企图摧毁叶挺的新四军军部。叶挺亲自率新四军皖南主力赴汀潭阻击日军。数度受挫的日军渡青弋江窜犯泾县县城，驻防县城的国民党五十二师弃城逃避。叶挺追击侵入县城的日军，旋即收复县城。为此，蒋介石致电叶挺，嘉奖其“有进无退之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