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我接到老单位一个领导的电话。我们有三四年没见面了，所以声音很陌生。在电话里他要我猜猜他是谁。我抱歉猜不出来。人家认为你应该记住他的名字，结果你记性不好没记住，就伤了人家的自尊心。
一个当过领导的才买了一套面积不大的二手房子，就花光了全家二十五年的辛苦积蓄，自然很容易觉得别人瞧不起他。再说家里下岗的是他而不是他老婆，一下子没了颐指气使的资本，自然也容易发火骂娘。所以，我赶紧朝他赔不是。
突然想起当年他当室主任的时候，给我报销过一张不该报销的短途车票，心想这份人情应该还他才对，于是请他吃东来顺。
一面从火锅里捞涮羊肉，一面暗自吃惊。没想到这位前室主任现在一头白发，比我年过七旬的老父亲还显老。
“作家，”见了面他这样叫我，“记得你以前给董事长翻译过德国蔡司公司的德文信对不对？”
“没错。”这时我莫名其妙。“以前在学校里是学过几句德语的。怎么啦钱主任，是不是你儿子要去德国念书？”
“我就没儿子你不知道？”
接着听他唠唠叨叨讲一通姜子牙的倒霉事情我好不尴尬。显然他早忘了姜子牙的事，起初是我讲给他听的。姜子牙倒霉的时候经常饿肚子，好不容易喝上一碗稀饭，结果刮来沙尘暴给稀饭里下沙子吃不成。讲完姜子牙还愤愤不平：“你当作家的有钱吃东来顺，有钱穿高档西服，不会想到我们穷人过的是啥日子。”
我赶紧把手臂从餐桌上放下去，不让他看到我西服袖口上的两个香烟洞。若一个跟一个比寒酸，这火锅就越吃越没味了对不对？
那天晚上听他喋喋哭穷的代价是，竟意外得到一份极其珍贵的德文手稿。
这份手稿是他发现的。是在他买下的那套旧房子里，跟一纸箱文革时期的语录书混在一起的。原房主说，那箱语录书是一个租房子的外地人留下来的，那人不辞而别，丢在这里都两三年了还不来拿，所以一直搁贮藏室占地方。
我的前室主任把那箱子语录书，拿到南禅寺卖给卖旧书的，得了二十八块八毛钱。他觉得这份德文手稿可能比那些语录书值钱，所以没往垃圾袋里扔。
我以我的人格向他保证，这绝对不是德国歌德时期的古代文物，甚至连希特勒时期的都不是。并再三向他说明，一个德国人于公元1966年拿一叠汉字信笺写德国字的可能性是如何微乎其微。
“你是说，”他斜眼问我，“写这些德国字的是中国人？”
“对。”我边看边答。“这份手稿的主人是一个劳改犯。当时这个人正在东北大兴安岭伐木头……”
见这份手稿只有我对它有兴趣，于是我的前室主任慷慨把它送给我，以此答谢我请他吃东来顺。
幸好我的德文词典还都在书架上。以前我看过德国小说家海因里希·伯尔的不少原文小说，所以对德语并不陌生。我发觉这份手稿不是同一天写成的。而且有些地方字迹清楚，有些地方漶漫潦草。最后几段最潦草，几乎每个字母都要仔细分辨才认得出来。
一个中国劳改犯拿行文流畅的德语写笔记，而且其首页写满了德文数学公式用以掩人耳目，这使我十分好奇。作为工科本科出身的我，在学校里学数学是学到复变函数，可手稿上的那些数学公式仍一行都看不懂，因此我假定这份手稿的主人是一位数学家。
可惜我只能以我对德国德语及我国东北话的粗浅理解，按我自己的用词习惯，翻译这份手稿，言不及意处，望读者宽怀谅解。
我不是那种能预卜未来的人，但直觉中意识到，打今天起我们的好日子将不复存在。更怕人的是，我预感到这儿又要出事。
上个月我们刚把大李的尸首埋进雪堆，待来年冰雪消融时给他入土。大李是给“擀面条”砸死的。夜里他蹲在坡地上撅屁股拉屎，两截木头从上面滚下来，滚得一路雪花飞扬。这时他拎着裤子在一尺多深的雪地里往边上跑，虽然躲过了前面的木头，可还是给后面的擀了面条。一截百年樟松滚过他的身子，砸扁他的脑袋。
最好大家都认为这是意外事故。统共才七八个人，若怀疑谁跟大李过不去对他下毒手，会搞得人人自危。大家都绷着脸看我给大李擦身子，擦他脸上的血。以前为派活的事，大李跟我吵过一回，还啪地扇了我一记耳光，但我不会记仇，不会起心害他，那两根木头不是我推下去的。可能这屋里的人都认为这事是我干的，因为在他们的意识中，读书人坏起来比他们更坏。
场部每十天来一次人。一面检查我们的伐木进度，一面给我们读毛主席语录。每次轮到沈德坤来我就特别紧张，因为场部下小组的领导就他带枪。这家伙五短身材，往雪地里一站，就给埋掉半拉身子，东北人把他这种人叫地墩子。一次小李子只搭了搭他的肩膀，就卸了他枪套里的枪，可他却浑噩不知。等晚上睡觉时看到自己的枪给放在枕头上，还以为自己疏忽大意，早上起来没往枪套上挂。
沈德坤没去屋后看埋大李的雪堆，他只关心堆场上又堆起多少木头。这儿通常是少一个人补一个人。他说下回给你们补一个女的来。
王八蛋。
屋里没一个人不骂他。只当这婊子养的拿我们寻开心，逗我们想女人。所以，谁也没有想到，今天他真的给我们带来一个女人。而且在我们看来，那是一个如花似玉的漂亮姑娘。
我们中最长时间没见过女人的是棒槌。棒槌来这儿八年了。这八年里没见过一个女人。棒槌悄悄问我，你有多久没见了？我说时间比你短。短多少？短两年。
我以为这是沈德坤给我们搞恶作剧，哄一个不懂事的女娃娃来我们这儿馋我们。他叫拖拉机手给东方红拖拉机加满油也加满水，大概吃完下午饭就走。显然那女孩没在意棒槌看她时的那双古怪眼睛。那眼睛像起火一样冒烟儿。其实我们这儿的七八个男人都这样盯着她看她，仿佛一群饿狼看到了食物全垂涎欲滴。更可怕的是，那女孩还以为我们看的是她皮帽上的那枚毛主席像章呢。
那是一枚带夜光的纪念章。夜里闪闪发亮。
沈德坤坐到东方红里要走的时候，我扒着车门请他下来给他讲一件事。他叫我在车上讲。我说我想单独跟你讲。沈德坤叫拖拉机手下去，走到听不见我们说话的地方站着别动。这时太阳还没下山，美丽的晚霞从天边照过来，照亮这满身是雪的履带型拖拉机。其他人都站在远处朝这边看，脸上是鄙夷憎恶的表情，好像我是犹大要出卖他们。
我跟沈德坤讲，这姑娘不能留在这里，不然一定出事。我以为这个地墩子会朝我发脾气，骂我狗日的。我猜你也会这么想，即使他有错，也轮不到你这个劳改犯对他指手划脚对不对？没想到他今天心情好，只漫不经心地问，你说能出啥事呢？然后嘿嘿笑起来，我不信你们敢扒了她的衣服强奸她。要是，我仗着胆子问他，这姑娘是你闺女，你会不会叫她一个人留在这里？
放你娘的狗屁！
他火了，但火过之后，又跟我说几句心里话。
这丫头自己要来你们这儿，她要给你们唱语录歌，我敢叫她不来？要是我在场部反对她来，反对她来这儿给你们宣传毛泽东思想，那我也要跟你一样倒霉，一辈子在这儿伐木头。我叫她带上我的枪。她说她有比枪更好的武器。
啥武器呢？毛主席语录！
现在我才发觉沈德坤还有点人味儿，没丧尽天良。最后他像老朋友一样拍拍我的肩膀跟我讲：我说柳书生啊，你只要他妈的管好你自己的鸡巴，自己不出事就行。
这个叫杨蕾的女孩来我们这儿待十天。这期间她的任务是，每晚教我们唱一首语录歌，以便我们今后严格遵守场部的新规定：每日吃饭前、干活前及睡觉前，齐声合唱语录歌。
我们早已习惯于自己管自己。虽然现在是死冷寒天，虽然在这儿干活又苦又累，而且夜里有月亮就要加班，不然完不成每月的伐木任务，可是我们个个都自由自在，没领导管我们。说来你不相信，来过我们这儿的都不想走，而走掉的还想回来呢。小李子就是自己回来的。去年他刑期满了，给放出去了，结果在哈尔滨只待了半个月就待不下去。问他为啥待不下去？他说受不了街道居委的管。更叫你不信的是，山东佬竟是自己来的。他在大山里找人参没找着，经常没吃的没喝的，到这儿见这儿好，就自愿当劳改人员跟我们一起伐木头。
名义上是我管大伙的，其实我只管派活，其它事一概不闻不问。我深知来这儿的人个个身手不凡，哪个都不好惹的。谁下过毒，谁放过火，谁杀过人，只有他本人知道。给国家查到的那些事，全是鸡毛蒜皮不足挂齿。
现在来了一个管我们的。
还是个女的。
教完当天的语录歌要睡觉的时候，杨蕾才发觉女人来这儿有诸多不便之处。
首先是我们这儿没女厕所，其实连男厕所也没有，拉屎撒尿得出去自己找地方去。房子后面，林子里边，爱上哪上哪，随你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