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素珍本来在长沙卷烟厂工作。参军时，招聘团的人说新疆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有一批批的拖拉机在地里等着你们开。她当时一想，这还不错，特别是开拖拉机很吸引人，所以她就参军了，可来了后，什么也没有，只有一片臭苇子湖，蚊子一寸长，咬得人无处可逃。她当时就不愿意，去找带她来的干部，气愤地对他说，你们告诉我们，楼上楼下在哪里？电灯电话在哪里？一批一批的拖拉机在哪里？你们现在就送我回去！那干部听了后，倒很镇定，一看就知道找过他们的人不少。对陶素珍说，这些在我们手上，只要我们有一双勤劳的手，就会什么都有的。陶素珍一听就哭起来了，心想自己一个十五岁的小姑娘，远离家乡，路又这么长，是再也回不去了。
她直到二十年前，回湖南的愿望也没有改变过，后来，孩子大了，这念头就淡了。因为一直在连队劳动，孩子们上学的条件有限，她三个孩子都没有把书念出来。现在，老大在洗澡堂烧锅炉；老二是水泥厂工人——那厂子已经垮了，拿不到半点工资；老三在畜牧连当牧工。现在，在这里又有了她的孙子……唉，看来，她要回湖南，只有等来世了。”
就这样，她是把自己的根真正地扎在吾瓦了。
她现在和老伴经常带着孙子，到大条田里去看看庄稼，他们已习惯了在田地里走一走。没有什么能比她看到那些庄稼更亲切的了，它们就跟她的儿女一样。
我的一天中，有很多时间也是望着这些绿洲度过的。我离不开它。我在绿洲中可以看见老伴的身影，看见爱，看见远逝的时光。我把自己所有的怀念、伤感和孤独、都寄托在那里。
你刚才来电话说，到这里是来采访湖南女兵的，我就很感动，忍不住老泪纵横。——还有人知道五十年前有这么一批女性，真是不容易啊，忘记与记起，是一种良心的尺度。我以为我们已被忘记了。只要有人在新疆工作的省份——山东、上海、河南、四川、江苏等等，都派人来看望和慰问过，甚至连上海的劳改犯，上海市政府都派人来看望过，我们这些最先到新疆的湖南女兵，却没见到故乡的来人，真让人……心寒啊……难道我们连劳改犯都不如吗？”
每想到这里，我就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我常常向南望，望着……眼泪就出来了……
我是在革命胜利前随着祖父和父母从湖南流落到新疆的，至于全家何以离开故土家园，流落到这里，我一点也不清楚。但我还是湖南人。
新疆解放之后，我就参军到了十七师。那年，我十五岁，当时，部队驻在迪化老满城，主要负责迪化的城市建设。刚过完春节，部队就在妖魔山、黑山头、南郊等地用爬犁拉石头。为解决在市区北郊垦荒引水的问题，决定整修、扩建从红雁池到安宁渠的和平渠。这条当时全疆最大的灌渠，是一九四七年张治中主持新疆政务时兴修的。由于没有水泥，只有用片石砌渠。七千多立方米片石要运到三十多公里外的工地，没有汽车，不知该怎么办。最后陶崎岳将军对六军军长罗元发说，我有个土办法，现在是隆冬季节，冰雪铺地，道路光滑，新疆老乡常用的爬犁可以大派用场，到时候部队一出动，就是三国时诸葛亮的木牛流马也比不过。
罗元发认为是个好主意。
正月初五，罗元发和政委张贤约就带领六军所有驻迪化的部队，组成了五千多人的爬犁大军，官兵们拉着装满片石的爬犁，在迪化城穿街过巷，形成了一条浩浩荡荡，蜿蜒流动的长龙，十分壮观。
迪化全城顿时轰动了，市民们从没见过这样奇特、壮观的场面，也第一次见到这样勤劳的军队，都纷纷拉着爬犁，赶着马车、六根棍车和牛马参加到劳动行列中。
和平渠最后从安宁渠延伸到了五家渠，使全渠长达一百多公里，可灌溉农田七十多万亩。这是解放军进驻迪化后的第一次亮相，这种亮相的方式独特、壮观，给迪化市民留下了真正要化剑为犁的和平景象。
我参军前就读于乌鲁木齐师范学校附属职业学校，这样繁重的劳动是第一次参加。我与另外两名女兵拉着近一千斤重的片石，一天往返六十多里地，脚打起了泡，肩膀被粗麻绳磨得又红又肿。家里的人见了，说，你原来是个娇小姐样子，不想当了兵后，跟变了一个人似的，想都没有想过你能吃这么大的苦。我当时听了这样的话，感到十分自豪。
然后，我随部队开荒到了戈壁滩。离开城市，条件更艰苦了。
当时四点钟起床，送五趟肥料，要送到四、五公里远的地方，回来时还得拉柴禾，累得不行，但不敢讲。吃的是清水煮麦子，每顿一勺半，吃不上蔬菜，肉更不用说，绝大多时时间是用盐水下饭。北疆雨多，一下雨，地窝子外面不下了里面还在下，外面小下里面大下，经常蓄满水。没个躲雨的地方，衣服被子常被浇得透湿，像个落汤鸡似的，只有等太阳出来把衣服和被子晒干。
我当时在七十四团，团政委的爱人也和我们一起住地窝子，她带着两个孩子，一个两岁，一个还不足一岁，每次下雨，大家都要想方设法保护母子三人，当时连一块塑料布都都有，护他们的唯一方式就是把淋湿了的被子由四人各牵一角，扯开让他们躲在被子下面。
这也说明那时的部队是真正的官兵一致，苦难同当。所以再苦再累，极少有人有什么怨言。
我也就是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中遇到了相爱的人黄龙球。
我当时的职业是团部商店的售货员，但那实际上是劳动之余的工作。黄龙球任管理排长，长得年轻英俊，很注重军人仪表，不管衣服多么破旧，总补得平平整整，洗得干干净净。
他经常到商店来买东西，慢慢就熟悉了。不久，他说他希望和我交朋友。
我一听，羞得不行，但我对他的印象的确很好，他向我求爱，我内心还是觉得挺幸福的，所以，我只是说，我年龄还小。
我也就比你大六岁，我可以等着你。他说完就走了。
我心里七上八下的，不知该怎么办。我已知道了部队里有关婚姻方面的规定——先团级干部、再营级干部、连队干部。所以我虽然喜欢黄龙球，但不知道他一个排级干部有没有条件谈对象结婚。但我相信爱是无罪的。所以，当黄龙球再次向我求爱时，我答应了。
我后来才知道，黄龙球比我大十三岁，只是长得年轻，从面相上看不出来。像他这种大龄的军人，是准许结婚的。我也是那时才知道，他也是向上级打了报告，上级批准他恋爱结婚后他才来找我的。
我们在五三年结的婚。结婚后，我知道了他的年龄。那天我下班特别晚，看见他正填自己的履历表，还没有填完就有事出去了。从履历表中，我知他是一九二二年出生的人，而不是一九二九年。
我当时非常生气，等到黄龙球回来，我劈头就问，你为什么要骗我？
他一看我手上拿的履历表，就明白了，他惭愧地笑着说，我对不起你，我这就是在向你坦白，我是有意把履历表放在这里让你看见的，我如果还要哄你，就不会把履历表摆在这里。
你以前为什么骗我？
我不这样，能找到你这样好的老婆吗？假如你听说我比你大十三岁，肯定不愿和我谈对象。所以，我是因为爱你才撒谎的，是可以原谅的错误。
那可没有这么绝对，如果我真的爱你，你就是一个糟老头子了，我也会爱的。所以，你这错误我不会原谅。我故意对他这样说。
我这也是因为喜欢你，怕得不到你，才这样做的，请你原谅，一定原谅！
下不为例吧。我见他一脸诚恳和惭愧的样子，就半开玩笑地说。
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骗你了！他也信誓旦旦。
从此，我们相依相伴着行走在新疆这片大地上，共同经历了这个国家和那个时代的人们所经历的光荣与梦想，希望与失望、成功与失败以及动荡与流离，艰难与困苦，幸与不幸。
我们结婚不久，黄龙球被调到兵团司令部搞工程规划，足迹遍及天山南北。六三年调到大泉沟水库，正要调任玛纳斯河管理处当处长时，文革爆发，整个管理处被解散，人员用五十辆卡车拉到南疆，遗散各处。我们来到了吾瓦。黄龙球被打成臭老九，当了“老牛”（当时兵团人对住“牛棚”者的称谓），下放到大田里劳动。然后是打土坯，一头（当时的人就这么称呼的）“老牛”一天要打五百块土坯。完不成任务就要挨打，再后来就去养猪班当班长，一干就是八年。
他当老牛，我和孩子们也受屈辱。别人可以随意骂我们，没人敢跟我们说话，遇着了也躲着走。他们让我与丈夫划清界限，动员我们离婚、我说，我不会离，他就是死了我也不会离，不管你们给他定的罪行有多大，他也是我的丈夫。
当时，他住在猪圈里，不让我们见面。我怕她身体受不了，就偷偷地养了几只鸡，给他煮荷包蛋，他喜欢吃米饭，我就到处求人，用面换米，给他作米饭吃。他有人专门看着，我开始给他送吃的，警卫不让，我就天天去，后来，那人可能是被感动了，就告诉我，要送，晚上就偷偷地来吧。
我深感欣慰的是，我和他是相爱的，我现在可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们经过了时间的检验。这就像维吾尔族人在《十二木卡姆》歌词中所唱的，“要想知道是否相爱一生，请问那白发的老人”。
文革结束后，上级要调我们回兵团设计院，但我已经害怕他去当官，我希望过一种平静的生活。那种政治运动使我至今还心有余悸。我也不让自己的孩子当官——以前是害怕政治运动，现在是害怕充满贪污腐败的官场把自己的孩子弄脏了。
儿女们现在住在城里，他们的父亲去世后，就在城里为我安排了住处，但我坚持要回到吾瓦来，因为我觉得老头子还住在这里，我得回来陪着他。我也不能让这套房子因充满尘土而显得荒芜。
我就在这里，一天天地拭擦着屋子里的家具，清扫那些尘埃：到了黄昏，我就站在窗前，望望远山，望望沙漠，望望随着季节枯荣兴衰的绿洲，等待着我相伴着走过了坷坎一生的爱人，带着原野的气息，踏着稳健的步伐走回来。
七.陈亦明：她结婚当天就疯了
有些人你已无法找到她们。她们要么已不在人世了，要么已没了音信。要么什么也告诉不了你。
我很少向人讲过她们的事，我一直把它们憋在自己心里，都快五十年了。我原来年轻，身体好，能承受这些事情，以及她们命运的重量。但现在我老了，承受不了啦，它们压得我气都喘不匀，腰都直不起啦，我早就想讲给人听，想让人们与我来共同承受。可是讲给谁听呢？当年的姐妹们堵在心里的东西本来就已很多，我可不愿再给他们增添这些沉重的东西，我常常在想起她们时，不知不觉会叹一口长气。给我们的晚辈讲，他们不愿意听，他们冲我嚷嚷，唉，又是你们当年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得了得了！你就让它烂在你心里吧！可这些往事不烂，非但不烂，还在心里生长着，越长越大，越来越沉，越来越广阔，我一个人的心怎么能盛得下呢。就像一个园子里盛不下森林，一个池子里装不下海洋。
我讲出来后，你一定要写出来。不要像别的记者——先后至少有十来个记者，满心地想让我讲，口口声声地说要在报上登，可直今我连一个字儿也没见着。这不是为了别的，我只是想说，既然她们都付出了，难道让其他人面对一下都不可能吗？
这同样是牺牲！
真正的牺牲！
闲话就不说了，言归正传吧。黄干事是我们的分队长，长沙人。她是个文化人，休养很好，长得有点胖，但文气，看上去挺舒服的。她因为有知识，在路上又担任过分队长，到部队不久，就到宣传科当干事。她入伍时已二十一岁，这在湖南女兵中算年纪大的了。她当兵走时已定了婚。她末婚夫在口内当兵，原是大学里的同学，也是解放初入的伍。他们十分相爱。她原想自己当兵后，和未婚夫都在部队里了，要调到一起很容易。没想并不是她想象的那么简单。她调不到口里去，她未婚夫也从口里调不来。她后来知道，她与他的未婚夫不可能成为眷属，组织上已经给她安排好了。
你不要想着调他来，都是革命同志，你嫁谁不行呢，新疆什么都不缺，就缺女人；而他在口内，是不缺好姑娘的，你就死了这条心吧！组织上会考虑给你找一个很好的，真正的革命同志的。组织科长就这样跟她谈开了话。
可我们相爱，那是爱情，不是别的东西！
什么爱不爱，情不情的，全是小资产阶级情调，你听从组织的安排，与为革命立过功的同志结合，组建幸福家庭，那才叫爱情！
我不会同意的，我已定婚，我只会嫁给他！她坚决地说。
你这样做是不行的。
我倒觉得你们这样做，是违背《婚姻法》的！她勇敢地反驳。
这可是你说的！科长恼羞成怒。
是我说的！
那好吧！
科长刚走不久，她就被关了禁闭，一关就是七天。
她出来后，组织科通知她准备结婚，对象是团里的副政委。她就在那天晚上，离开了部队，她留了一张条子，条子上写着——
“我不想离开部队，但我不得不离开。我希望组织停止这样的婚配。爱，永远是婚姻的基础。没有爱的婚姻，对男女双方都是不幸和痛苦的。
我以为部队会抓她回来，但没有找到她，我们再也不知道他的去向。直到八一年，才听到了她的消息，她在长沙一所中学当语文老师。我不知道她当时是怎么会到湖南去的。
正是她的留言使我一生未嫁，因为我没有真正的爱，因为在那个年代，你真正爱的人，却不让你跟他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