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是唯一的温暖之源，也是家的雏形。大家围着篝火，把被子打开，铺在地上，然后几十个人盖一顶汽车帐篷，紧紧地挤在一起，入睡了。我们就这样拥抱着这块处女地进入了梦乡。
几天之后，在博尔塔拉的荒原上，就诞生了红星十一场、十二场、十三场、十四场、十五场、十六场。除了这块冰冻的土地，没一间房舍，没一寸耕地，真正是白手起家。
而我们拜西布拉克的条件又是最艰苦的。
住房是用芦苇、树枝和碱土垒起来的，又低又矮，但终于有了个避风挡雪的地方。最苦的是开荒，拖拉机还没有运来，而春天来了又得播种，没有土地怎么播种呢？我们就先用铁锹、坎土镘、十字镐开荒。地还冻着，挖不动，一镐下去，手震裂了，却只有一个白点子。那劳动强度可想而知。
关键是粮食越来越少。粮食都是从哈密走时带的，带不了多少。这里的气候潮湿，玉米面焐霉了，但也得吃，最后，这样的东西也没有了，大家就去买老乡的苜蓿苗吃，还有的职工把头年就已死掉的死羊、死马挖出来煮了吃，还有的就用盆子煮蝎子草吃，或到老乡地里捡已冻烂的洋芋吃，还有个职工吃了断肠草，吃死了。
最可怜的是孩子。他们常常在晚上饿得哭起来。只要一个孩子哭，其他孩子也会公鸡打鸣一般跟着哭。就这样，整个驻地都是孩子的哭声。这时，最伤心的就是母亲，她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孩子吃，只有一边暗暗落泪，一边把孩子紧紧贴在怀里，千方百计把孩子哄睡。
最后，师里作出规定，将一星期吃一顿白面的规定取消，剩余的极少的白面留给重病号吃；将一日三餐改为两餐，实行定量供应，每人每餐两块发糕；再后，又将一日两餐改为午餐吃发糕，晚餐喝菜糊。后来，发糕里掺进了磨碎的玉米蕊叶，叫“高产饭”，还有的发明了“人造肉精”，吃了拉不下屎，一家人常常要找个没人的地方，撅起屁股用手相互掏屎。那真是个饿啊，有些人饿急了，见啥吃啥，吃地里的虫子，趴在野地里啃野草，恨不得见了人都上去啃两口！
最后，连“高产饭”都断了。每个农场都在告急。我们场的职工王彪徒步去向上级报告断粮的事，饿得在路上晕倒了，等他醒过来，双腿已不幸被冻残，他是爬到博乐去的。
饿死人的事情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而当时，正是国家最困难的时候，新疆的粮食大多调往口内，支援重灾区去了。最后，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借了些粮食给我们，并无偿地支援榨油后剩下的油渣和碾米后留下的糠麸。
我们住在重碱区，还有成片的沼泽地，冬天冰冻了还好点，其它季节即使人走在上面也吱吱冒水泡，加之四月正是雪水融化，土地开冻的季节，汽车一到阿拉山口就陷住了。那里离农场还有二十多公里，我们也顾不得了，都去运粮。场领导也说了，如果饿了，可以吃。大家见了粮食，都哭了，都往嘴里塞着生面粉，那哪里像人呀，简直就是一群饿痨鬼。
但借粮毕竟是有限的，整个国家都在挨饿，不可能给我们提供支援，我们得浮肿病的人越来越多。但只要还有一点力气，大家都仍然坚持开荒。因为我们知道，粮食只有土地里才能出，只有把种子撒进地里，才有不挨饿的希望。
没有收成，自然也就没有工资，男人们没钱买烟抽，就抽一种叫“胖姑娘”的植物叶子；女人生孩子，没钱买红糖，领导就写个条子到场部商场领两斤。有时连寄信的邮票钱都没有。就这样，我们靠双手开出了二万多亩荒地，完成了水利工程土石方二十六万立方，拖拉机运到后，又开荒播种六点三万亩，当年收获面积近四万亩，超过了哈密全垦区的总播种面积，收粮食三百多万斤。
我们就这样把一块荒原唤醒了。现在，这里已找不出当年荒原的影子。我们也老了，当了祖母，但这里的绿洲是年轻的。我们吃过苦，我们的儿子吃过苦，但我们的孙子再也不会吃我们当年的苦了，这是我们这些祖母们深感欣慰的。
十三.王艳萍：边境告急！新疆告急
塔城因塔尔巴哈台山而得名，清以前叫“塔尔巴哈台城”。早在一八六四年十月，《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在这里的签订，就使它蒙羞受辱。这个条约使沙俄割占了那片美丽肥沃的，包括巴尔喀什湖、斋桑湖和伊塞克湖及其周围共四十四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这也使塔城成了西北地区距边境最近的城市，直线距离仅十一公里，是一座名副其实的边城。这里也一度成为中苏对抗的最前沿，在塔尔巴哈台山和巴尔鲁克山之间一马平川，无险可守，沿边境行去，苏军当年显示其强大的、盛气凌人的高高哨楼、松土带、铁丝网、巡逻路、壕堑碉堡还可看见。苏联崩溃后，它们已经颓废了。但当年那浓烈的硝烟味儿，似乎还隐隐可以闻到。
自伊犁昭苏汗腾格里峰下经查布察尔、霍城、温泉、裕民、塔城直至和布克赛尔、吉木乃、哈巴河、富蕴、青河一线建立起来的边境农场带却依然如故。几十年来，我们这些军垦人就以这种悲壮的方式，以自己的身家性命向那个强大的邻国宣示着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的一切置于与苏联对抗的火药桶上……
我们农九师就诞生于震惊中外的“伊塔事件”之后，是一支在悲壮中诞生并生存下来的勇敢的屯垦部队之一。
一九六二年，三年自然灾害把国家推入了贫困的境地，中印战争尚未结束，中苏关系迅速恶化……
四月二十九日，伊犁河谷的春天刚刚到来，塔城和阿勒泰的积雪正在消融。突然，苏军扒开边界上的铁丝网，用车灯、探照灯、照明弹将豁口照得如同白昼，为外逃中国边民驱赶牲畜出境指引方向。同时，各地苏侨协会大批散发苏侨证，诱骗中国边民外逃。那本是一个平静的夜晚，却被男女的呼唤声和牲畜的嘶叫声划破了。在苏联驻伊犁领事馆和驻塔城领事馆的煽动下，伊塔等地成千上万的边民，赶着一群群牛羊和马匹，带着所有能带走的财物，挤满了通向边界的每一条道路。惶惶然涌向苏联。
数日之内，我国伊塔边境内纵深数十公里的范围内便有六万多人外逃，其中，塔城地区有四万四千三百一十三人外逃，十室九空，人烟杳然，一片萧条，满目疮痍。来不及带走的牲畜到处乱窜着，因走不动而留下来的老弱病残守着零零星星的毡房和土屋，几声野狗的吠叫更显得风声鹤唳。
我曾看到“伊塔事件”后塔城地委的一份会议纪要，纪要中写道：“我们专区的现实是：生产组织遭到破坏，经济受到损失，使我们的生产生活处于最困难的处境，遗留下来的大批土地和牲畜亟待管理，以达到恢复生产。”
边境告急！新疆告急！
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周恩来总理紧急召见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委张仲翰，向他下达了指示：毛主席和党中央非常关心新疆发生的问题。兵团要立即组织一支素质较高的军垦队伍，分赴边境一线承担维持治安，劝阻边民外逃的任务。对边民外逃地区遗留下来的农牧业生产和基层政权工作，实行无代价的代耕、代牧、代管，以期边民重返家园。同时，沿中苏边境建立国营农场带。
一九五八年成立的塔（城）额（敏）总场，迅速组建了武装连队，进驻塔城和裕民，接管了监狱、银行、仓库、商店，承担了党政机关的保卫工作。并在边境沿线设立了瞭望所，在四十三个关卡处担负巡逻和警戒任务。
事件发生后不到十天时间里，兵团从各单位和各垦区抽调的近一万人的队伍开始向边境一线开进。我有幸成为这大军中的一员。
这是一次悲壮而又激昂的出征。
我们中有翻越过雪山草地的老红军，有参加过八年抗战的老八路，有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战士，有“九.二五”起义官兵，有支边青年，最引人注目的是我们这些从湖南、山东、四川、上海等地入伍的女兵。只是我们已从当年的年轻姑娘变成了拖儿携女的青年母亲。
我们已告别过自己的故乡，这一次又告别了我们刚刚建好的农场、工厂、医院、街道和学校，又一次告别了我们付出过心血与汗水，辛酸与喜悦，爱与忧伤的土地——我们的第二个故乡。我们要去的是一个充满着烽火硝烟、被人抛弃的家园。我们知道自己此行，意味着什么。
就在“伊塔事件”发生的当天下午，我丈夫开完会，下午就坐飞机到了塔城。然后到了裕民县负责“三代”。我随后跟随“三代”大军，前往边境。
我五二年元月从长沙入伍，来到新疆后，先在骑兵第八师二十二团，然后调到了乌鲁木齐河管理处。当时我已有三个孩子，丈夫虽然一直在修建乌库公路的工地上，顾不了家，但在感觉中，生活终于安定下来了。一夜之间，通知我们前往千里之外的一个陌生的地方，内心的确是难以割舍，但边情就是命令，入伍之际的卫国戍边梦没想在已为人妻、已为人母之际实现了，内心很是激动。但我毕竟是一个母亲，为了孩子，我渴望和平的生活。此去谁知道会有什么遭遇呢？
自边民外逃之后，许多传闻就传开了。说什么‘苏修’把我们这边的老百姓骗过去之后，就会出兵占领伊塔地区，还有人说会在那里施化学毒剂，让那里寸草不生，人畜死光，甚至有人说他们要在那里试验原子弹，传来传去，把硝烟味传得越来越浓。如果我是一个战士，或者说我不是母亲，我会义无反顾地前往那里。可我有三个孩子。我和许多前往那里的女人一样，内心怀着深深的恐惧。
但我们上路了。六月的北疆的确很美。拖儿带女的大军走得很急。日夜兼程地到了塔城，第二天火速赶到了裕民县。到那里后，就感到那里的确需要人。裕民县原有一万多人，我们去时，只剩下了不到一千人，县委只剩下了书记和副书记，巴尔鲁克山上的三个乡因为离边境线近，跑得一个人不剩，水磨还空转着，有些毡房里的牛粪火还飘着余烟，牛羊则跑得满山遍野都是。有时候，看着山上就十几只羊，但上山一赶，就会越赶越多，一天能赶回来成百上千只。仅一六一团就赶回来了十四万只羊和几千头牛。
我丈夫带的是筑路工程处十一团值班连，他们全副武装地到了已没一丝人烟的巴尔鲁克山上，一边守卫那里，一边组建十二团。我也带着孩子去了……
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现在，在塔城，你再也看不到当年萧条破败的景象了，你看到的是美丽的绿洲、整齐的田畴，鸡犬相闻，炊烟缭绕的景象。
其实，这里是一片不宜于农耕的地方。这里有时九月份就开始降雪，到来年五月份还是银妆素裹，冰天雪地。有名的老风口就在额敏附近。这一带风大雪狂，一旦风雪来临，就有行人被困、人员死伤的事情发生。所以驻在额敏的边防团专门配备了一个装甲连，以便在风雪来临之后去抢险救人。
乾隆二十九年在塔尔巴哈台设参赞大臣时，参赞大臣阿桂就借口：“雅尔地方向来雪大，而牧场遥远，近城所有地亩，不敷五百兵丁耕种。”要将雅尔城东迁。乾隆皇帝得知后，大发雷霆，斥责阿桂“于心何安”，但雅尔城终因“其地严寒，军民不堪其苦”于一七六六年东迁。新城“每年四月动工，九月雪凝冰冻，即须停作”。修城尚且如此，耕作无疑更加艰难。
我们几个一起来的妇女，看到这荒山野岭的，没有住，没有烧，没有吃，就哭着不肯下车，男人们越劝，女人们就哭得越伤心。是啊，从到新疆来已十多年过去了，原以为在戈壁荒漠中开出了良田，节约每一分钱，每一根线，办起了工厂，常人没有吃过的苦已吃过了，该吃的苦已吃完了，没想又到了这样一个一无所有的地方。
又得开荒，又得烧牛粪，又得住地窝子，已吃过的苦又得吃，已受过的罪还得受，而这里比原来的地方更为艰苦。更主要的是孩子，原来受苦受累终于给他们创造了一个成长的环境，到了那里后，托儿所没有了，学校没有了。他们成了一群小野人。我们包含着复杂情感的哭声，使男人们也掉下了眼泪。
他们最后也大声哭泣起来，这些男人的心里比我们想得更多，他们所肩负的也就更多。
他们一哭，我们就不哭了。我们为自己的哭而愧疚，在这里，哭是需要的，而更重要的，是一起面对一切困难，重新开始。
我们连的家当是两口铁锅和几张羊皮，当时还是国家最困难的时候，吃的是混着玉米芯子和葵花芯子的“高产饭”；又住了地窝子，地下挖几个坑，篷上几根干树枝，盖上些刚割来的野草，再在里面铺上些枯树叶，打开背包一铺，就住下了。
然后开始开荒，抢种冬麦，还要站岗放哨，一天最低也得工作十五六个小时。两口铁锅，一口做了个木盖子，就蒸“高产饭”窝窝头，那窝窝头一百克左右，每人一顿一个，那东西吃了解不出大便，只能用手扣。另一口锅里煮萝卜片，没有油，只有盐，每人一小勺。黑面和玉米面只有妇女生孩子时才照顾十几斤。
我们开荒初期，就住过集体地窝子，即使是地窝子，也不是每户都有一眼，我们这些有家属和子女的干部职工七十二家合住了十一眼，每眼地窝子住六七家人，其实就是一个用布帘隔开的大通铺。
有一年，有一个叫马万才的同志半夜起来解手。可能是白天工作太辛苦，也许是里面太黑，住的人家太多，难得分清楚，加之又睡得迷迷糊糊的。他摸黑进了一个“家”里，倒头便睡，不一会儿就被人从床上揪了起来。原来马万才摸错了家门，睡错了床，把主人从床上挤下来摔醒了，主人这才发现来了一个“侵略者”。这事儿像风一样传开了，从此人们见了马万才都会把他取笑一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