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需要走漫长的道路，这条道路实际上是“思想重建”和“经济重建”的道路。在道路的选择上有许多问题值得分析研究。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深海潜水”，改革可“摸”的东西愈发缺乏，改革的未知领域更大，难度更大。社会改革的成功取决于对改革战略的选择，对制度进行适应性变革、发挥新制度在推进改革中的巨大作用是回避不了的问题。
8.1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引擎
8.1.1制度引擎作用不可或缺
“经济理论光有传统三大理论柱石——天赋要素、技术和偏好——还不够完善，第四大柱石，而且也是不言而喻的柱石就是制度。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功能。制度至关重要。”[1]然而，这个认识却在思想和认识领域里经过了长时期的发展和演进。在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Smith）的经济理论中，经济增长是以劳动分工深化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结构演进的自动结果，分工深化导致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导致经济增长。[2]根据斯密的分析，分工既可以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又可以促进“物质资本”的积累；一个国家的产业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程度，与该国的分工程度成正比。[3]马克思认为，劳动生产率随分工的不断增进而不断上升，分工深化导致劳动专业化、产品多样化和部门复杂化，导致生产迅猛增长和资本迅速增值，并与单个资本家对超额利润和超额剩余价值的追求紧密结合在一起。[4]半个世纪以来，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经历了一条由外生增长到内生增长的演进道路。二十世纪40年代末以哈罗德—多马（R·F·Harrod—E·Domar）为代表的资本积累理论奠定了现代经济增长模式的基本理论风格：经济增长是以不变的资本产出比率和劳动产出比率为前提，当国民储蓄率等于资本产出率与劳动力增长率的乘积时，就构成了哈罗德—多马的均衡增长条件[5]。二十世纪60年代中期，学者们以技术进步论为外生经济增长的理论构造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框架，论证了经济增长的机制、阐述各国经济增长水平的差异。罗伯特·M·索洛（R·M·Solow）认为，长远来看不是资本的投入和劳动力的增加而是技术的进步才是经济增长最根本的因素[6]；爱德华·丹尼森（Edward·Dennison）分析了1948—1981年的有关资料后指出，美国产量增长约三分之一可归结于劳动和资本增长，其余三分之二可归于教育、创新、规模效益、科学以及其他要素[7]。但这些模式无法摆脱一个内在矛盾，即长期经济增长必然离不开收益递增，而新古典增长模式的稳定均衡却是以收益递减规律为基本前提的。因此，它们只在十分有限的时间域内，舍掉收益递增的生产函数形式，或者只允许极少量的收益递增因素发挥与要素收益递减相抵消作用，建立起收益递减或收益不变的增长模式，难以就人类漫长的经济增长史给出一致的、富有说服力的解释。[8]
上述这些解释经济增长的理论由于忽视了制度和制度变化的作用，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存在着较明显的漏洞：第一，如果经济增长所需的要素可以归结于投资和创新等，为什么有的社会具备了这些因素和条件却没有得到预期的增长；第二，按照传统理论，当物质生产要素不变时，尤其是技术不变时，增长率就无法提高，经济增长就不能实现，但历史上的反例如何解释[9]。这一问题的原因如戴维·菲尼（David·Feeny）所指，“天赋要素的增加显然有助于提高物质生活水平，但人均投入量的增加只能说明人均产量增长中一小部分原因，技术变化虽是主要原因，然而就其变化过程而言，人们认识到了无论就导致基础变化来说，还是就使人们具有认识到这种变化所蕴含的潜在利益的能力来说，制度所起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10]。矛盾根源在于，新古典外生增长模式只关注少数可计量、性质比较单纯和标准的投入变量，而抽象掉早在亚当·斯密时代古典增长理论就阐述的重要观念，即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协作的深化不仅可以促进生产制度的创新，而且可以推进交易制度的规范与完善，由此带来收益递增，构成长期经济增长源泉。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罗默、卢卡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为建立内生收益递增增长模式作了努力，体现了“新增长理论”的发展趋势与方向。[11]因此，诺斯指出，一种提供适当个人刺激的有效制度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在技术未发生变化情况下，制度创新也能实现经济增长，“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增长的关键因素，其建设需要建立制度化的设施，使个人收益率不断接近社会收益率”。[12]为此，我们必须研究哪些制度有利于经济增长，那些不利于人们的努力、创新和投资，并进一步找出是什么原因使一个国家创立了有利于增长而不是不利于增长的制度[13]。
可见，制度在促进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绝非可有可无，那种通过抽象法将制度省略或者剔除和把制度结构与制度变迁视为既定变量的做法不可取。同样，在研究我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时，也不能忽视制度的作用。
8.1.2制度引擎作用实现机制
作为规则的制度能够约束和规范人（群）与人（群）之间的关系得益于自身具有的功能。制度的功能之一就在于它通过建立社会合约克服了个体谈判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困难，减少了交易成本，促进了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从而提高了整体经济效率。制度在经济运行中的功能归纳起来共有四个方面，此四项功能也就是制度发挥作用的主要机制。
8.1.2.1制度引擎的协调机制
制度确立了一套关于行为和事件的模式，这种模式通常具有系统性、非随机性和稳定性。拉坦和速水（1984）认为，“制度提供了对于别人行动的保证，并在经济关系这一变化和不确定的世界中给予预期以秩序和稳定性”。Kasper and Streit（1998）认为，在存在社会混乱的地方，社会的相互交往必然代价高昂，信任和合作也必然趋于瓦解，而作为经济福祉主要源泉的劳动分工则变得不可能。协调机制的关键功能是增进秩序、提供风险规避（Risk aversion）和风险减免（Risk reduction）。秩序鼓励着信赖和信心，并减少合作的成本和交易成本。当秩序占据主导地位时，人们就可预见未来风险和不确定性大大减少，从而能更好地与他人合作和增进信任（Kasper and Streit 1998）。
8.1.2.2制度引擎的约束机制
制度在社会共同体认可的前提下对人们的行为作出了规定。在规定范围以内的行事受到社会的允许支持和鼓励，而逾越规定的行为则受到社会的排斥禁止和惩罚。人际交往通常都需要制度框架作出必要的限制（Powelson 1994）。布罗姆利（1989）认为，“没有社会秩序，一个社会就不可能运转，制度安排或工作规则形成了社会秩序并使它运转和生存”。制度框架能减少逃避义务的风险，增强互利共存的习惯，达到抑制机会主义和恣意行为的目的。经济活动中的行为主体客观上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特征，而且具有向他人转移成本或运用不正当手段争取更大利益份额的机会主义倾向。人的本能和有界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在这类机会主义行为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而制度的约束机制尤其是所附属的惩罚规定则有助于为了长期的有效协作而抑制我们的固有的本能，从而使人们作出的既有承诺和契约得到切实地履行（鲁鹏2002）。
8.1.2.3制度引擎的信息机制
制度对人的行为施加了某种约束或限制，也就等于告诉了人们有关行动的信息。在这种情形下，制度减少了世界的复杂性，提供了另一种简化识别负担（Cognition task）的重要功能。制度所反映的信息一般都具有两个特点：其一，它们在过去被证明是有用的；其二，它们是人们为追求其个人目标而与他人交往时所必需的，就这点而言，制度是以往世代所获得的“信息仓库”。制度提供的信息一方面使人们可以籍此确定自己的行动，因为他知道一套程序或规则；另一方面使他人的反应更可预见，世界更加有序，从而使个人更容易与一个复杂而易变的世界打交道，也使个人更易于避免“超负荷识别”（Cognitive overload）问题。在面对永恒的信息不足问题时，制度使人们在一定程度上相信他们与别人交往将按他们的预期进行。信息搜寻是一件困难而有风险的事，而使人们的行为更可预见就恰恰可以降低信息搜寻成本。
8.1.2.4制度引擎的激励机制
在制度限制他人的行动并排除某几类未来的不测事件时，它们也减少着“远期无知”（Forward ignorance），从而提供了社会整体意义上的创新条件和活力源泉。美国经济史学家诺斯（1988）在分析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时认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增长的关键因素；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就在于发展了一种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建立制度化的设施，并确立财产所有权，把个人的经济努力不断引向一种社会性的活动”。制度规则为人们创造了一种积极性，由制度支撑的信心激励人们去尝试理解复杂而混乱的周围世界。促使个人不断努力、不断创新的制度就是最好的制度，因为它能给共同体里的人群提供一种持续的激励。另外，从更直接的意义上，制度的激励功能还通过提倡什么、反对什么、鼓励什么、压抑什么等行事规则体现出来，并可能通过奖励或惩罚的力量得以监督执行。
8.1.3制度引擎功能图示
我们可以视制度为一种宝贵的生产性资产或者援引Kasper and Streit（1998）的说法，不妨称其为“制度资本”（Institutional capital），用生产可能性曲线来考察它们之间是如何作用从而扩大社会所有商品的的潜在总产量的。对于一定数量的生产要素投入，例如资本和劳动，生产可能性曲线描述的是，当所有资源都得到充分、有效地利用时，任何两种类商品，譬如资本品A和消费品B，可以达到的最大产量的组合。
制度对增长的影响除了这种尽可能使经济趋近于生产可能性曲线边界的配置效应外，还通过稀缺资源的创新利用，增加知识积累，以及前述的分工与专业化等途径对经济具有外移生产可能性曲线的创造性效应。按照卡尔多（1999）的区分，制度的配置作用只是其各类机制所体现的一个功能，此外，制度还具有创造性功能，它能为扩展生产可能性边界、把可能性提供一种环境，使我们能够达到一个更高的生产水平和效用水平。投入资源量保持不变，由于制度结构所蕴涵的导致知识更新创新和投资的动态力量，使生产过程的资本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消耗同样的资源量，就可以生产出更多的商品A和商品B，使得生产可能性曲线向外移动，相应地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也由1点外移到新的最优点2处，将这里只生产两种商品的情形推广开来，那么国民生产总值即生产的所有商品和劳务的总价值将被提高，换言之，经济增长过程正在进行而且经济具有了更好的生产效率。A·P·瑟尔沃（1999）认为，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为增长提供新的机会的市场制度的创造性功能，可能与市场的配置功能一样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