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今天人类正处于一个理性主义退潮和日益分裂的世界中。但金观涛先生认为，可悲的并不在于人类尚不能把整个知识统一起来，而在于我们已经满足了这种分裂。人们常常有这样的意见：既然世界是多元的，真理也必然是多元的，因而分裂是正常的，对世界统一的解释也许只是一个古老的梦幻。这种观点混淆了问题。科学上的多元论和探求世界的统一性是认识之剑的两个不同的刃，缺少了任何一个，我们都将变得肤浅而易于满足。彻底的多元主义本身也应该容忍反对多元主义。历史似乎表明，人类在理性科学上的重大进步，几乎都是因为发现了世界看来是相互独立的各方面之间的联系，而最初的起点都是对已经分裂的既成现实的不满。
多元主义之所以有合理的成分，关键在于它主张科学的宽容精神。在多元的背后隐藏着一个统一，那就是对进步与创新的渴求。哲学家应该永远充满着无畏的怀疑精神。当一元论居于主导地位时，他应该去怀疑是否已经出现了一种迷信；当多元主义思潮滚滚而来时，他同样应该怀疑表面上的多极性或许只是一种浅薄的时髦。思想深刻的哲学家永远站在寻找世界深刻的统一性。正如波尔所说，浅薄真理的反面是谬误，但深刻真理的反面照样是真理。
哲学家的良心在于完成人类思想精神的不断自我超越，它的价值在于思想上永远往前迈进尝试性的一步。他怀疑自己的存在，怀疑人类的过去和已经取得的一切光荣和成就。他可能会在常识问题上犯错误，比如主观唯心主义，但这往往是一种大无畏的错误。他用这样的错误告诫人们，那些千百年来在常识问题上显而易见的真理并不那么神圣。
面对分裂的时代，今天的哲学家首先需要勇气，要有综合的气概。他必须不满足于自己所熟悉的领域，敢于涉足完全陌生的天地，到那里去验证自己的哲学。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迅速发展、知识爆炸、而理性主义却在退潮的今天，囚禁于专业性越来越强甚至一天比一天狭窄的学科领域，或者沉溺于种种非理性的无为信仰，都是十分自然和容易的倾向。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时代更渴求着勇敢的整体的哲学！
“整体的方法的奥妙在于：人类必须意识到，当他们用某种预定的方法去改造世界时，他们和这些方法本身必定会被改变了的世界所改变。明智的实践活动应该去驾驶这种改变，而不是抗拒它。”（金观涛《系统的哲学》，新星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第88页）
金观涛先生在《整体的哲学》中所揭示的这一奥秘，简单明晰，却深刻无比。我们改变了世界，而且我们正在以越来越强大的力量改变着世界。但是，我们却拒绝为了改变了的世界而改变我们自己的观念、思想和行为。也就是说，改变我们自己，甚至比改变世界还要难！
金观涛先生指出，在进行这方面的综合和尝试之前，我们必须回顾一下历史。一百多年前赫尔岑曾经这样说过：“现时的人们是站在山巅上的，他们可以对辽阔的风景饱览无余，不过这幅风景画却很少展示铺向山巅的道路。”因而那些“从天才的思想家的强有力的肩膀上很容易就攀登上去的年轻一代，往往没有登山的那种热爱，也没有钦敬之情，山峰对于他们不过是见异思迁的事物”。当今的方法论学者是站在山巅上的，半个世界来交叉学科的成果是这样丰富和深入，我们在组织系统的细节方面已经知道得如此之多，它有时反而给人们带来一种茫然不知所措的感觉，研究者常常会迷失在反复的理论和艰深的数学分析之中。因此，简明地回顾一下先驱者登山的道路是必要的，它将向我们展示人们在研究组织系统中碰到的历史性困难以及这些困难是如何克服的。历史将向我们表明，今天的整体理论是怎样发展而来？为了进一步往上攀登，我们应该选择哪些新的道路和方向？
回顾一下先驱者登山的道路——我的这本《新闻哲学——以人类认知为参照》也许正是我在非自觉状态下所做的一件事。在回溯前辈们认知世界的漫漫征程中，我看到：这条长征本身就是一种伟大的创造，就是人的思想能力的生成和发展。在人类的认知之路上，探索本身就是一种意义和价值，结果却显得并不是那么重要。所有的花朵都会凋落，所有的果实终归要回到泥土之中，化作滋养新生命的营养。没有任何一种果实可以让人一劳永逸，也没有一种真理可以包治百病，解决子孙万世的所有问题。一代一代的后人，如果真正领会了先辈精神的本质，那么就应该去寻找和探索自己的道路，认知和创造自己时代的新世界。
坎农在其名著《躯体的智慧》最后一章中指出：“生物的机体还提示，稳态的破坏有其早期征候……这种警告信号在社会机体中还几乎不为人们所知，如果有一天人们能发现这些信号并证明它们的真正意义，那将是对社会科学具有头等重要性的贡献。”
“发现这些信号”，这应该是新闻人更为深刻的本职。新闻“守望社会、监测环境”的作用，从根本上说，应该源于这里。
虽然当时坎农的发现并没有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一系列带有浓厚哲学方法论色彩的横断学科开始兴起。冯·贝特朗菲提出了“一般系统论”，维纳创立了“控制论”，申农则发现了“信息论”。在这些新兴学科提倡的整体方法的指导下，人类对组织系统规律性的研究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有关方法论方面的创造性进展接踵而来，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托姆的突变论，哈肯的协同学，组织系统方法论研究出现了群星灿烂的局面。在哲学方面，也掀起了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和行为主义的思潮。总之，通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今天人们已经感到，可以把这些新兴学科在各个方面的成果和种种探索综合起来，形成统一的方法论。这就是研究组织系统的产生、发展、演化以及整体和部分关系的新理论——一种组织的哲学或者说“整体的哲学”。
今天看来，坎农对组织系统方法论的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内稳态是任何组织系统重要的共性，它可以成为人类洞察组织秘密的突破口。最重要的是，坎农第一次明确定义了什么是“适应性”。生命组织研究一个重大困难就是它性质的极端复杂，像“学习机制”“适应行为”这些只有有机体才具有的特性往往只能意会，不可言传。人们说不清它是什么。而坎农用科学的语言指出，躯体的适应性实际上只是一种抗干扰能力，不管有机体适应的对象是什么，它可以是温度，也可以是氧含量或者其他环境变化，一切适应性都可以表达或当外部条件发生随机变化时保持某一个变量处于适当值的机制。也就是说坎农最早从行为机制的角度概括了适应性。
杜威曾经说过：“很好地阐明一个问题，那问题就解决了一半。”人类一旦发现，生命系统那千变万化难以捉摸的适应性乃是一种内稳态机制，那么揭示这种机制的本质也就为时不远了。坎农已经接近了控制论的门槛。在坎农提出内稳态概念十几年后，数学家维纳和坎农的助手罗森伯吕特迈出了关键性的第二步，即“负反馈调节”机制的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控制论和信息论的诞生。
维纳和罗森伯吕特等人提出，一个组织系统之所以在受到干扰后能迅速排除偏差恢复恒定的能力，关键在于存在着“负反馈调节”机制。系统必须有一种装置来测量受干扰的变量和维持有机体生存所必需的恒值（控制目标）之间的差别，这种差别称为“目标差”，然后由“目标差”来控制效应器。只要效应器的作用能使目标差逐渐缩小，那么系统变量在受干扰后能依靠着这种调节机制自动回复到目标值，以保持内稳态中各种变量的稳定。负反馈调节机制的关键在于：由目标差到效应器一直到系统状态变量组成一个封闭的环路。比如人的体温调节，这一过程极其复杂，但生命系统却有着一种非凡的能力，它可以适当地控制这些放热的物理和生化过程，从而达到所需的温度。现在科学家基本搞清了人体调节体温内稳的复杂机制，它是由很多反馈系统构成，当然这些反馈系统中的元件是细胞水平和生化水平的。
负反馈调节使人们发现信息在调节系统中的重要作用。重要的是，用某一种差别来反映目标差，并把这种差别和效应器关联起来，众所周知，这就是信息。也就是说维系内稳态最重要的就是目标差的信息本身和这种信息的无误传递。由此，再考虑到自然界形形色色的组织系统内部和之间信息传递的普遍存在，一种广义的结构功能观发展起来，它为把坎农的内稳态推广到一切组织系统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整体与结构
圣艾克絮里佩里有一句名言：“任何景物不通过一种文化、一种文明、一种职业来观察是毫无意义的。”
数学也是这样。数学是人心灵对各种可能存在的关系的结构和探讨。但数学和现实世界的关系，它究竟代表什么，却随着不同时代具有不同哲学观的研究兴趣的转移而变化。
新闻也是这样。新闻是人对新事物的认知、表现和传播。世间万千事物，新陈代谢永不停息。但是，如果没有人的认知、发现，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没有新的理论和价值观的武装，没有人的认知方式和认知能力的提升，一切事物的变化与发展又有什么价值？
任何一种哲学和方法的意义，取决于它在人类整个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中所占的地位。多少年来，有机体研究上总是笼罩着这样那样思辨哲学的阴影，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在这里不得不断然止步。众所周知，自然科学方法有两个最基本的支柱，一个是对自然现象进行因果解释，另一个是用概率和统计的方法来研究随机现象。科学家所用的具体方法可以随各门学科不同，而且是经常发展的。但因果分析和概率统计是一切科学方法的基础，它们是近代科学规范的核心。当一门科学不是用因果性和概率论而用别的什么（如目的论）来构成自然的图像时，人们往往就认为它不是科学，或者是伪科学。
它们之所以如此重要，是有原因的：近代科学兴起的重要标志是用受控实验来揭示自然的奥秘，它要求一切科学理论成果都用受控实验来鉴别。而受控实验本质上可以归为寻找某一现象发生的充分必要条件。因果解释和概率解释是科学自然图像的框架。正因为如此，自然科学中的大部分规律都可以表达为因果律。但是，将广义因果律解释运用到生命、组织系统时，就发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困难，这就是生命运动的很多基本现象不能用广义因果律来解释。
目的性和学习机制就是其中之一。
面对困境，科学找到了一条新的也是最合理的解决危机的道路。这就是把各式各样的因果关系与统计关系巧妙地结合起来，用以解释生命系统的复杂性。比如，关于“蚂蚁回巢”问题的解释以及艾什比所讲的学习机制，同样也是靠将因果过程与随机过程巧妙地组织起来而实现的。正是将不同层次的随机过程与因果过程巧妙地结合起来，产生了高级的学习行为。
金观涛先生认为，科学解释的因果图像和概率图像是正确的。我们分析任何复杂对象都不能离开它们。但是原有的科学方法论只是把它们简单地堆砌起来。它是一个被捆住了手脚的巨人，虽然在无机界已显出惊人的威力，但简单地对其加以应用，那实际上只是抓住了自然现象的两极：单纯的因果律和单纯的统计规律，而对介于其中的一大部分（是自然现象的绝大部分）必须把它们加以组织，这就需要创立一种组织的哲学。
“难道自然界本身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金观涛认为，生命正好出现在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之间，它恰恰是将概率关系与因果关系合适配合的结果。为什么人和生命在大小上恰恰介于宇观和微观之间？在尺度为10-13厘米以下和1013厘米以上的物质层次为什么看不到复杂的生命组织？金观涛认为，答案也许是简单的。复杂而具有目的和学习技能的组织系统必须将随机性与因果性结合起来。结合方式越复杂，出现的行为越高级。而物质尺度过大——比如行星，它的运动规律几乎遵循着铁的必然性，在那里因果性太多而随机性太小。在量子力学的世界中，随机性占了主导地位。前者太井然有序，后者太没有秩序，因而尽管大自然是慷慨的，他都不能由此制造出那种从无序中维持秩序的东西——生命。也就是说生命和复杂的有机体的组织必须依赖各种因果性与随机性巧妙的多层次地结合。只有在宇观和微观之间才能做到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