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访”与“深度报道”
第六个问题，关于“暗访”。暗访，也称“隐性采访”，是获取新闻素材的一种采访手段。这种手段造就了一批名记者，产生了许多新闻经典作品，起到了惩恶扬善的作用，至今仍被新闻业界频繁使用。对这个术语，学术界从最初的认同发展到质疑，乃至根本否定，这与“隐私权”的兴起与普及有关。
暗访，不论是介入式的还是非介入式的，都会有意无意地侵犯采访对象的隐私权，于是在隐私权的名义下，学术界开始批判“只要达到正当目的、不顾手段”的工具主义思想与做法，“暗访”的合法地位变得岌岌可危，由此带来的道德、法律等问题逐成为近年来我国新闻学术研讨的热点。讨论达成的基本共识是“暗访”要把握好“度”，谨慎、适度进行。
事实上，媒介竞争和渐趋“失范”的新闻职业规范，已使大多数暗访成为我国媒体赚取眼球的噱头。其实，大多数暗访的素材，可通过正常的采访方式、特别是迂回的方式获得。但暗访仍在继续，结果是把记者身上的光环一点点扒去，成了人人鄙视的“狗仔队”。
第七个问题，关于“深度报道”。新闻学科的术语，其内涵向来是争议居多，对于深度报道，虽有不同表述，中西方学术界却达成了基本共识。形象地说，深度报道是“以今天的事态核对昨天的背景，从而说明明天的意义”。
这种报道形式的源头可追溯到美国的“黑幕揭发运动”，那场运动不仅奠定了美国社会民主运动的基础，还改变了美国新闻界的工作传统：深度报道崛起，并发展出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等报道样式。
我国的深度报道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出现过以《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为代表的经典作品。可惜深度报道的强劲发展势头中断了，曾一度让位给现场短新闻，但不久又以稳健的步伐开拓疆域，大规模进入了广播电视媒体。
深度报道赋予了新闻真正的“灵魂”，让其能铁肩担道义，为人类远航保驾护航。在惟有变化是确定的信息世界，我们有理由期待深度报道再次崛起，重振昔日辉煌。
第八个问题，关于“调查性报道”。调查性报道是深度报道的一种，它旨在查明那些被掩盖起来的、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深层次事实，并予以曝光，因而它是一种更为详尽、更带有分析性、更花费时间、更需要勇气的报道。
调查性报道源于美国早期的“扒粪运动”，20世纪70年代《华盛顿邮报》两名记者鲍·伍德沃德和卡·伯恩斯坦成功揭露了“水门事件”丑闻，遂使调查性报道盛行于美国。调查新闻学也随之兴起，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等新技术手段也被引入调查报道领域，发展出了精确报道、精确新闻学等概念与做法。
调查性报道引入中国，却遭到了以“正面报道”为主的报道思路的狙击，使其在概念内涵、选题范围、操作流程等方面发生了变异，更多地成为政府职能延伸下的一种舆论监督行为，而不是主动暴露政府和公共机构中的腐败行为和丑事。
党的十七大报告已明确提出“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要实现这四项基本权利，除了政府的信息公开，更需要调查性报道有更大的作为，尽量多揭露那些被利益集团封锁的深层信息，这不仅需要记者的勇气、胆量，更需要国家给予相应的制度保障。
第九个问题，关于“追踪报道”。追踪报道，是内涵非常简单的一个词汇，它是指对新闻事实的连续跟踪报道，直至事实真相全部曝光为止，不过这个词的存在保证了新闻的真实性。马克思曾指出：“只要报纸有机地运动着，全部事实就会完整地被揭示出来。”承担这个艰巨任务的是追踪报道，这在于新闻事实的展开、曝光有个过程，要把这个过程的全貌及时、客观地展现给读者，非追踪报道不可，这意味着追踪报道不是一种新闻文体，而是一种报道手段，故追踪报道可采用消息、通讯、特写等多种新闻文体。
美国新闻界把追踪报道形象地称为“一次战役或一次讨伐”。我国的追踪报道总体上不错，但在批评报道领域有许多虎头蛇尾的追踪报道。幸而，中国3.38亿网民有了追踪报道的意识，他们正苛刻地审核着一个个事实疑团，以集体的力量执著地追求真相。
第十个问题，关于“文风”。文风是指文本呈现给读者的整体外形。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为文风定了基调：“新鲜活泼、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经过这次整风运动，党八股、洋八股消失了，“真实、实在、简洁、明了、尖锐、泼辣、生动、活泼”的新闻文风标准由此确立，但其内核不是新闻，而是政治宣传。其代表是新华体以及“崇高、壮美”的摄影风格和“爱憎分明、生动有力”的播音风格。
“文革”时期，这一优良文风蜕化为“高大全”、“假大空”的恶劣文风，直至改革开放后，这种恶劣文风才得到清算，并恢复原貌。这是因为决定新闻文风的不是新闻文本本身，而是规制新闻文本符号如何排列的传媒体制。目前，我国新闻界正朝着以新闻专业主义为内核的、真实、客观、公正的新文风迈进。
5.3.4新闻真实的层次性
人的认知水平不同，认知图式不同，决定了人认识事物所能达到的层次和角度。陈力丹《谈谈新闻真实性的问题》一文，提出了“新闻真实度”的问题。
“新闻的真实性是事实或随着事实发展的真实，它表现为一个认识过程。事实的发展完结，报道的真实性也才能够全部展现出来；事实进展到什么程度，新闻报道的真实性才可能到达什么程度。”（陈力丹《谈谈新闻真实性的问题》，http：//www.cctv.com/tvguide/tvcomment/tyzj/zjwz/6166.shtml）
陈力丹认为，由于任何事实的发生、发展都是一个过程，有的报道可以一次完成，例如某位领导人在会议上说了几句话。但相当多的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要经历相对长的时间和空间，人们对它的认识也表现为一个过程，需要从多方面来报道，最后才能将真相完整地告诉公众。等到事实完全清楚了，报道的价值也就没多少了。因而新闻报道通常要随着事实发生的过程同步或相对同步，新闻时效和新闻真实性的矛盾是通过马克思所说的“报纸的有机运动”解决的。
马克思在谈到报道一个地区人民生活贫困时曾这样说：
“一个记者可以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复杂的机体中的一小部分，他在这个机体里可以自由地为自己选择一定的职能。譬如，一个人多描写些他和人民来往时人民的贫困状况所给他的直接印象；另一个人，譬如历史学家，就研究造成这种状况的历史；感情丰富的人就描写贫困状况本身；经济学家就研究消灭贫困所必须采取的办法，而且，这个总的问题还可以从各个方面来解决：从地方范围，从整个国家范围；等等。这样，在有机的报纸运动下，全部事实就会完整地被揭示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211页)
这里谈到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都是指报社中熟悉这些方面的记者，不是指外来的人。
新闻与哲学、文学、宗教、舆论、宣传等都是反映社会生活的表现或表达形式，都有“真”的要求，但内容是不一样的。新闻的真实，是指报道事实的真实，所以***说：“新闻是现在新的、活的社会状况的写真。”文学的真实，是指反映生活、反映自身感受与情怀的真实。舆论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多数人的议论，它的“真”在于自然显现了真实的社会情绪。宣传的“真”在于宣传者对所宣传的观念的热情和执着，或者叫“政治真诚”、“商业真诚”，有时导致“只有站在××立场才能是真实的”偏颇认识。
报道是记者对事实的认识过程。进一步说，任何报道都只能是对事实的一种简约的、一定程度上割断的、扬弃的、概括性质的报道，不可能完全将事实原原本本地展现，即使电视新闻也是这样。一位法国学者写道：“我们可以稍稍夸张地说，50位机灵的游行者在电视上成功地露面5分钟，其政治效果不亚于一场50万人的大游行。”这并不是说，新闻就必然都是假的，而是说，我们需要经过努力，才可能做到全面、客观地反映事实的“真实”。
这里涉及到新闻报道的另一特点与真实性的关系。因为“事实本身的纷繁复杂与报道的不可避免的简约性”是新闻报道与事实间的基本矛盾，因而在社会心理学上便有“现实世界”与“拷贝世界”的差别，而人们除了自己能够亲身、亲眼触及的狭小范围，基本上生活在“拷贝世界”中。拷贝世界，即通过接触媒介而构造的外部世界，这个外部世界是否真实，只能依赖报道者。而报道本身，由于报道者的各种不可避免的局限，总是与现实世界有或多或少的差距的。
还有，再先进的媒介或手段，最终要通过人的语言和文字来描述（多数画面也要通过语言才能帮助理解）外部世界，即使报道者真诚地要报告外部世界，但是我们知道，任何语言和文字都不可能完完全全地将心里所思、所构的图景描述出来。语言是指代性的，它与事物不是同一的，因而使用语言时会出现反映事实的差异。例如，一个人急匆匆地走过来，可以描述说：他兴奋地走来、他慌慌张张地走来、他像有心事地急促走来、他不顾一切地走过来；等等。任何语言都有经验背景，而不同文化下的语言背景是有差异的。同样一条新闻，可能会在不同的受众那里得到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理解。例如，关于美国总统里根的儿子失业的消息，有的读了以后认为美国人人平等，总统的儿子也会失业；也有人认为，你看，美国的经济状况多么糟糕，连总统的儿子都失业了。
价值观与新闻真实
从价值论看新闻的真实性。一般地说，报道者是生活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的，有自己的信念，处于一定的新闻体制中。另外，具体国家的新闻政策、法律、新闻业体制以及媒介所有者、媒介部门领导的具体指示，以及与自己本身的价值观，都会影响报道本身。例如，毛主席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说：“大家发言，说内战时期我们养成一种习惯，向上级报告工作，讲好一点、夸大一点才像样子。……关于要讲真话，我们现在发了一个通令，要各地打仗缴枪，缴一支讲一支，不报虚数。我们曾经有个时期分对内对外，内报一支是一支，外报一支是两支。现在我们专门发了通令，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一支为一支，两支为两支，是知也。”（《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27-128页）
在一定的价值观指导下，即使多数新闻被认为是真实的，一定程度也只能说是一种“主观化的或价值化的真实”。再有，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受众的需求、兴趣爱好等，也会影响媒介和记者，进而影响新闻的真实性。例如，为迎合受众的趣味而夸大事实的猎奇成分或人情味。
现在假定记者非常真诚地要使自己的报道完全真实，但是下面的情况还是不可避免地会被一部分受众认为不真实。
1.记者在报道事实之前，他在传统文化中习得的知识和观念已经构造好了他的信念，超越个人的局限是不可能的。例如，客观地积极报道他本人很不赞同的事情，但是超越传统和文化的束缚是很难的。这在国际报道中最为明显，即使是美国左派记者关于中国的报道，我们有的同志也认为是不真实的，歪曲了中国，而我们友好地报道了外国的文章，也有的外国人感到仍然不真实。双方处于对立状态时的报道，其真实性就更不用说了。
2.不少事实本身就体现一定的立场，它们是在一定环境中产生的，不是自然的事物。这时的报道，不论怎样力求真实、客观，对立的受众群总认为在真实性方面有问题。例如，关于中共十五大的报道，我们认为已经非常真实、客观地在报道了，而有些人认为这是宣传。西方通讯社关于某些会议的报道，他们认为是真实的，而我们会认为其中某些事实的表述不真实，或者某些问题没有谈到。
3.每个事实，报道它的记者很多，几乎一个人一个样，没有绝对相同的，那么谁更真实呢？这是由于每个人的感觉和知觉具有相对性，还有此一时彼一时的环境因素在起作用。
4.退一步，即使全部新闻是完全真实的，当把新闻编排到版面上或节目中的时候，世界上成千上万的事实，为什么选择的是这几条新闻而不是那几条？选择本身就存在是否真实地反映世界的问题，但是选择是必须的，只能在有限的空间或时间内反映外部世界。
从事实的逻辑联系中看新闻的真实性。
传统观念认为，客观事实是新闻的本源，但是事实是处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的，一件事实的发生往往是许多因素促成的。我们的不少失实新闻，主要问题在于明显扭曲了事实的因果关系。例如，洪水暴发，如果只从气候异常报道，而不提常年的水土流失状况；只是报道如何抗洪，而不提群众遭受的损失情况，整个报道就会使人感到不真实。
马克思说：“不真实的思想必然地、不由自主地要伪造不真实的事实，因此也就会产生歪曲和撒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202页）他向记者提出过一个问题：“是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还是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202页）列宁说：“真实性不应依它该谁服务而变化。”（《列宁文稿》第10卷457页）
文章指出，千万不要用搭积木的方法组织事实，由于逻辑关系不对，很容易造成新闻失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