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客观新闻思潮盛极一时，但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和丰富，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新的事物不断涌现。
来自政治方面的麦卡锡事件、欧洲的***极权统治；来自社会方面的19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杀戮与宣传、公共关系行业兴起；来自报业本身的垄断局面、新新闻主义报道……这些事件或现象都给客观新闻思潮带来了深刻的冲击，人们对事实的信仰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对所谓“纯客观”的信心开始动摇。
随着20世纪客观新闻思潮的推进，新闻客观性除了进一步程式化、典范化，成为西方新闻界的一个“专业标杆”之外，对新闻中主观性的认识更是有了改变和提高。客观性的定义逐渐倾向于直接、真实的报道，新闻报道转变为对受到认可的信息来源所作的真实描述和陈述，即客观性开始了对主观性的吸收。
1920年，针对《纽约时报》报道俄国大革命时有大肆的批评，沃尔特·李普曼等人曾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评论，痛斥了《纽约时报》对布尔什维克党存在的偏见，报道的并非革命事件本身，而是某些人希望看到的东西。作为美国最有声望的报纸，其“客观性”受到了质疑。
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事件冲击下，新闻界长久以来遵循的客观性似乎不堪一击。20世纪30年代以后，新闻界对于直接的时事报道能否充分地准确地记录世界产生了怀疑，新闻界人士开始重新认识到：只是如实地报道事实已经不够了，现在需要的是报道事实的真相。
同时，新闻界也认识到，记者的职责不仅仅局限于以往对客观形式的报道，还在于解释与阐述，在于对主观性的吸纳。新闻客观性在实际执行中变成了有弹性的、灵活的、可以协商的客观性。这显示了新闻界在实践中面对困境和难题进行追问和思考的自觉，也标志着新闻思想开始摆脱“幼年”，走向主体性觉醒。
在新时代背景下，新闻报道的主观成分得到直接承认，新闻客观性通过一系列“组织机制”和“战略仪式”的形式被表达出来。这些准则包括：使用引号标出特定概念、对观点追根溯源、以恰当的顺序和格式建构信息、表达出双方或所有主要方在政治问题上的观点，以及遵循通行的有关体面和良好品味的标准，等等。
曾经被拒之千里的主观性被巧妙地利用到维护新闻报道的客观性之中。
对于主观性的合法性认可，最早的表现是报纸上的署名报道增加。
1925年，美联社发出第一条署名报道，当时声明是特殊情况。数年之后，署名报道在美联社的新闻中已经非常普遍。20世纪20年代的《纽约时报》，署名报道很少，罕见的署名报道也多用于海外特派员的稿件或是以第一人称写作的新闻。署名报道是对记者个体性和主体性的承认，也是对人的主观性认识的深入。
到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国内新闻也开始署名，署名报道逐渐普及。新闻报道中的主观性因素得到承认，也有效督促了记者新闻报道的客观性自觉。
同时，在20世纪30年代，辛迪加专栏作家开始出现，这也是对主观性承认的明显表现。这些署名专栏突破了原来文学和幽默专栏的局限，开始对政治经济事务进行评论。到1937年，李普曼的《今日与明日》专栏共在155家报纸刊载，影响巨大。
报道专业领域的记者的诞生，也是对主观性支持的有力表现。20世纪20年代以来，劳工记者、科学记者、汽车记者、农业记者、医药卫生记者等专业记者纷纷产生。从事专业领域报道的记者，更加有能力检视新闻来源的可靠性、事实的正确性等，其主观性的参与，实质上更有利于保证新闻报道的真实性。专业记者的出现，标志着记者个性的解放，以及认知能力的提升，他们开始向专家和学者靠拢。
在这一背景之下，新闻学者高汉提出了记者的角色和状态问题。他认为，作为公共事务记者，对于报纸角色应有两套观念：一套只涉及他作为一个中立的记者；另一套则令他成为决策过程中的积极参与者。这一学说即“交叉式的职业性积习”。此后，更多的学者呼吁记者们应该在客观规避与主观参与之间，作出精确的平衡。学者们对于记者的角色、状态的阐述，已经明确提出了坚持新闻客观性与主观性的参与问题，主张记者要把握好新闻报道中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维度。在吸纳了主观性之后，新闻的客观性规则变得更加严密了。
客观性新闻思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到了严酷的挑战。在战时报道中，所谓“客观的报道”极为讽刺地告诉人们，事实并不等于真相，事实并不像其表象一般可以相信，而备受推崇的、神圣到不容置疑的新闻客观性也并不是完全可靠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人们第一次目击新闻宣传以组织化、科学化的方式进行运作，“当战争来临时，真相成为第一个牺牲品。”一战的宣传让人们了解到，任何所谓的事实都是不可轻言信赖的，也让新闻工作者开始反思新闻客观性的信仰问题，并重新认识他们所谓新闻的客观性。
正如爱德华·伯奈斯在《宣传》一书中所言：“正是大战期间使人震惊的宣传的成功，打开了各个领域里少数有才智的人的眼界，使他们看到了管辖人头脑的可能。”这让记者们的新闻客观性信仰也受到致命打击。
“在战时和战后，记者们开始把每件事都看做假象，因为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每件事都是有自我意识的制造假象的能手的产物。”（吴高福著《西方新闻思潮简论》，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
新闻追求事实没有错，关键是所能追求到的是在哪一个层面上的“事实”。新闻如果要接近真实，首先要明白自己的主观性。新闻永远不可能等于事实，认识到人和事物的复杂性才是新闻接近真实的前提。
20世纪30年代以后，美国报业的垄断局面基本形成，这使得新闻界的人士有些措手不及。与之相对应，报刊自由主义思想的现实基础被严重动摇。报业角色和身份都发生了转变，开放自由的公开论坛被损害，整个报业看上去百花争艳，实则仅由少数几个报业集团组成。
报纸从意见的自由市场，逐渐为一个或几个利益集团所操控。报刊自由主义思想为背景、基础的新闻客观性已是四面楚歌。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20世纪初，公共关系作为一个社会行业在美国兴起。艾维·李是被公认的第一个公共关系经理人，也是这一行业的先驱。
在艾维·李看来，客观公正是一件不可企及的事情，他对事实毫不信任，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所谓事实，只有我们对事实的解释。他的主要观点有：
“推广观念的宣传没有什么不好，只要大众知道谁要为这个宣传负责。”
“追求事实其实是在追求人之不可能，我所能做的是，给你我对事实的解释。”
“因为所有人都倾向认为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即使是群体利益。我们容易透过利益、偏见的有色眼镜看世界。”（吴高福著《西方新闻思潮简论》，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
另一位公共关系学者波奈斯干脆宣称他不仅是“新闻提供者”，更是“新闻制造者”。无疑，这些言论严重挑战着新闻报道的客观理念。
随着公关业兴起，他们向新闻媒体提供大量公关资料。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纽约，公关经理人数多达5000人以上，比记者还多。而新闻学院训练出来的公关人员比新闻记者还多，以致报纸上的新闻报道有一半以上是由公关公司提供的。同时，新闻传播领域的“新闻宣传员”越来越多，他们在新闻事实与新闻记者之间设置起一道屏障，阻碍了记者对新闻事实的传播。1919年，纽约大约有1200名新闻宣传员。
对此情况，李普曼曾作了形象的描述：
“现在新闻宣传员的人数有多少，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以往通往新闻来源的直接管道，现在都已封闭，大众所知道的讯息，必须先经过公关人员的过滤。大公司里有公关，银行、铁路公司、商业机构、社会政治活动都有公关，要得到消息必须先透过他们，即使连民代都有公关。”（吴高福著《西方新闻思潮简论》，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
公关业的兴盛，给客观新闻思潮带来始料未及的质疑。正如李普曼在《民意》中所说，公关人的兴起是一个明显的指标，现代生活中的世事不再如所知的自然形成，而是透过某人的塑造。既然记者无法掌握世事的真相，又没有公正无私的单位在做此事，民众对世事的了解，只好任由特殊利益团体去塑造。
到20世纪50年代，发生在美国的一个重大社会事件——麦卡锡事件，又使新闻的客观性原则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参议员麦卡锡在一次演说中指责美国国务院至少聘用了205名“共产党分子”，事后证明，这纯属子虚乌有。麦卡锡利用新闻界客观报道的原则，炮制了一系列假新闻，以在国内煽动反共情绪，开辟自己的政治前途。大部分记者都采用客观处理的手法，对其言论一一“如实”报道，造成了麦卡锡对整个事态的掌控和操纵。
这一标志性事件之后，人们对纯净的客观报道质疑的声音逐渐高涨。
客观报道由“偏见的解毒剂”转而被视为“最隐晦的偏见”，是因为人们已经深刻地认识到：“所谓客观报道只是在重现一个社会现实，而不去检视这个社会现实下由权势所组成的偏颇架构。”（吴高福著《西方新闻思潮简论》，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
“新新闻主义”风潮
20世纪60年代后的美国，一系列的社会动乱，如越战、反越战、学生行动主义、黑人及妇女运动等，社会压力空前。新闻界也受到社会形势的影响，所谓客观新闻理念受到广泛的抨击。由于无法在混乱的世界中告诉民众事件的真相，新闻从业者对所谓传统的新闻客观性与一成不变的“老套”的报道失去了激情。再加上当时地下报刊的兴盛，在这一时期的反文化浪潮中，兴起了一股新新闻主义报道之风。
所谓新新闻主义报道，指的是采集新闻的一种全新的方法，其特征主要是利用写小说的手法和技巧来刻画细节，描述场景、音响、人物内心等，以作者各自不同的写作风格表现多样的题材。新新闻主义虽然不被主流新闻媒体所接纳，但对报纸的周末版块、专栏栏目、软性新闻的杂志等有重要影响，对恪守新闻客观性来说也是一次不小的冲击。
早在1952年，莉莲·罗斯就在《纽约客》上以小说形式撰写了关于一家电影公司的事实性报告文学《影片》。进入20世纪六七十年代，汤姆·沃尔夫、吉米·布雷斯林、盖伊·塔里斯、诺曼·梅勒、杜鲁门·卡帕蒂、亨特·汤姆逊等一大批新新闻主义的代表人物涌现出来。他们的报道最早被采用于《纽约客》《纽约》《乡村之声》《老爷》《滚石》等杂志，后来才逐渐出现在报纸上。其中，比较著名的有：1966年6月，Tom wolfe发表于《老爷》上的《糖果色橘片样流线型婴儿》，卡波蒂的《残杀》等。
这些文章的发表，使新新闻主义报道在文学界被看做是一种严肃的艺术形式。对此，新闻界的普遍观点是，新新闻主义报道是效法新闻式的论题与标题，使用小说家色彩的故事体，非结构性的报道方式，融合作家的创造力和主观的想象力来报道和安排新闻故事，是对新闻客观性原则的放弃。
丹尼斯、鲁宾等新闻学者总结认为，新新闻主义的主要手法是强调文学风格和现场气氛，把读者摆在现场，聆听个中人物的对话与思想，运用情节以及对话与独白，以街头民众为权威性消息来源，亦重视现场观察，必要时还会成为参与者。这是一种主观性的报道方式，是对传统的纯新闻写作方式的反叛。
我认为，这是一种拓展。
吴高福先生在《西方新闻思潮简论》中指出：
“新新闻主义自身有着不可避免的致命缺陷。其对人物的主观感受、内心情感的涉足，对气氛的渲染、观点的阐述，就新闻报道写作来说是十分危险的行为。新新闻主义报道的严重缺陷，使之即使在鼎盛的时代，仍然招致了严厉的批评……以致后来在新闻传播领域中悄然消逝。”（吴高福著《西方新闻思潮简论》，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
我认为，对新新闻主义的命运，有一个致命的因素被忽视了：新新闻主义是新闻写作中的一种“超级武器”，它的“危险”，恰恰在于它对记者认知、表现能力的要求太高了，以至于远远超过了一般记者的能力。就如《神雕侠侣》一书中杨过手中的“玄铁神剑”，非得有深厚内力和高超武功才能发挥出惊天动地的威力，而一般庸手施展，不但不能对敌，反而会伤了自己的性命。
“曾在美国新闻界盛极一时的新新闻主义报道，擅长观点的鼓动、宣传以及小说式的人物刻画和塑造，在实践和理念等方面都与新闻客观性原则背道而驰。它混合事实与意见，让作者介入其中的做法，是对传统新闻客观性的颠覆，与客观新闻思潮中所秉承的报道理念也是相反相对的。”（吴高福著《西方新闻思潮简论》，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
吴高福先生的评价，是站在批判的角度来审视新新闻主义的，而换一个视角来看，也许这恰恰是新新闻主义的核心价值所在——颠覆与突破，正是新闻人所应追求的至高境界。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新闻人综合能力与素质的提升，这一新闻流派应当还有重见天日并发扬光大的时候，不妨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