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发现，受众的选择性注意与媒介所传播内容的功能性和需求性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对信息的选择上，受众一般会接触那些自己感兴趣的，或是对工作、生活有接受需要和感知的信息。受众对媒介的选择动机主要是，获得信息、获得娱乐、获得知识、获得服务等等，牢牢抓住受众的选择性心理、满足受众的接受需求，是赢得受众欢迎、增强传播效果的关键。比如，新闻、电视剧、娱乐等内容的节目，常常位于各电视台收视率排行的前列。
文章认为，针对受众的选择性心理，传媒应如何进行有效的引导呢？首先是媒介编码端口的严格掌控，将真实、准确的信息通过编码传达给受众，而不能在中途发生障碍或使读者误解。在进行传播之前，应该全面了解受众，加强与受众的感情沟通，逐步消除受众对媒体的不信任感，增强受众的心理亲近感，避免和消除受众的认知和理解偏差。
文章对“受众的个体差异性分析”给予了充分重视。文章指出，不同认知结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的人对同一事物的理解也不一样，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时候甚至不同的人对同一事件会产生完全相反的认知。因此，媒介在传播过程中也要关注受众的个体差异性对传播内容的认知与曲解，防止二次传播的偏差性。
某个信息能否被受众接受，还要经过最后一关——选择性记忆。受众往往只记忆对自己有利的、符合自己兴趣的，或是与自己意见一致的传播内容。
从“记忆的选择性”出发，文章对传媒引导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为了提高受众的选择性记忆，文章指出了“需要让受众参与到传播中来”的必要性。受众不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而是积极的大众传播的参与者。受众希望能够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发表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希望能和传播者共享信息。让受众参与传播，正是为了让他们积极接受传播。目前，受众参与广播、电视节目的制作与演播，都受到受众的广泛欢迎。如，央视春晚的网友短信互动平台及江西二套《都市现场》的新闻社工等，都是受众参与传播的成功典范。
文章的观点，代表了当前一种“新闻主体”的新观念。“受众”不仅仅是新闻的接收者，同时也是新闻认知的主体。
在过去很长时间里，受众的认知主体地位是被遮蔽的，这从“受众”这个概念中就能表现出来。
新闻，绝不是职业新闻人的“舞台剧”，而是一个水乳交融的“互动磁场”。受众这个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将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公众”和“公民”会越来越显示出其在新闻认知中的主体地位。
雷利在《浅析媒体世界对受众认知的影响》一文中，则以2008年10月11日晚发生在哈尔滨市糖果酒吧前的恶性伤害致死案件的新闻报道为模本，剖析了“媒体世界”对“受众认知”的影响。文章指出，在复杂的商业、社会关系的影响下，媒体报道新闻在某种情况下并不是完全客观的，但在很大程度上，媒体播报的新闻却影响着受众对事件的认知。（雷利《浅析媒体世界对受灾认知的影响》，《青年记者》，2009年7月中）
文章在对“不完整版”录像构造“两个世界”事件深入思考的基础上指出，媒体报道新闻正如“不完整版”录像带一样，总是通过他的立场、角度提供新闻，反映社会现实。从对“哈尔滨警察打死学生案”的不完整版报道中不难看出，新闻对现实的报道往往直接影响我们对客观事件的认识与看法，不完整版的监控录像影响传言，传言又迅速影响舆论，一时间人们纷纷将矛头对准受害人。这就是媒体运用自己自身的优势和资源向受众所提供的媒体世界，由于受众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接触到每一个事实的真相，他们势必会把媒体提供的世界当做现实环境来认识、评价，此时的媒体所营造的信息环境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了人们对于现实世界的认识。所谓两个世界，指的就是现实世界和媒体世界。
新闻媒体对受众认知具有重大影响。
从媒体来说，要把警惕“新闻框架效应”作为自己的重要责任。
一个单一的新闻事件可以通过不同的框架展现出具有完全不同特点的版本，正如此次事件出现的不同版本一样，每一个版本都以不同的角度代表不同的立场，这就是所谓的“新闻框架效应”。新闻窗口框架的大小和角度首先是由媒体自身的特点决定的，媒体空间的大小、播报时间的长短、记者所在的位置都会影响到新闻的选择，这种受到新闻框架的限制而作出的新闻选择被称为“新闻框架效应”，不完整版录像带的出现只是媒体选择不同角度、不同立场的结果，是对“新闻框架效应”的无意解读。
按照社会学者塔奇曼的提法，新闻是我们认知世界的一个窗口，窗口的大小以及我们所站的位置决定了窗口所能展现的世界的大小和侧重。正如窗口的框架会限制我们的视野，媒体的新闻为我们提供认知世界的框架也会影响到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观察、认知与判断。不完整版录像带的播出立刻使舆论分化，迅速改变人们对事件人物的认识与看法，新闻内容的取舍与全面程度，直接影响了受众的判断；新闻媒体构造的框架，直接影响了受众的感情和舆论。因此，媒体在新闻报道中的立场至关重要。在信息化的今天，媒体应不断提高自己新闻的内质，在新闻选择中不带偏见，慎用新闻框架效应，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受众总是穿梭于现实世界和媒体世界之间，面对着“困境”。
在北京奥运会期间，中国迎来了许多外国客人，他们对现代化的中国惊叹不已。在他们心目中，中国现在应该还处在贫穷的、落后的、不开化的时代。西方媒体用西方的视角审视、挑剔着中国，他们把中国与传统、动乱、落后、专制等消极概念联系在一起，而且在既有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中也显示出来，这种政治上的冲突不可避免地反映到社会生活文化中的各个方面，对于广大的受众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外国的受众在媒体营造的拟态环境中认识中国，把西方媒体所提供的部分中国生活现状放大化、夸张化，从而对中国形成一种普遍的先入为主的“刻板成见”。
李普曼认为，现实是存在于人们主观世界之外的客观世界，而社会现实是指人们通过媒体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总是不断穿梭于现实世界和媒体世界，而且很容易被两个世界的模糊界限所迷惑，往往会相信媒体世界呈现出的就是一个真实的现实，然而事实上却并非如此。受众在大众传媒营造的舆论声势和群体压力下趋于盲从和附和，在现实世界和媒体世界中失去信息识别能力。
加强媒体与受众的媒介素养教育，这是文章提出的突围之路。在新闻事件面前，如何选择新闻角度，客观、公正、全面地报道新闻，是新闻媒体最重要的使命与职责；在接受端，如何正确理解媒介信息，解读新闻表象下的本质，则在于受众，这些都涉及媒介素养的问题。
传媒在当今社会中日益显著的巨大影响力，使得对传媒从业者进行媒介素养教育不仅是必要的，也是紧迫的。传媒从业者不仅要具备选择、编辑、传播信息的能力，也要具备媒介批评的能力，不仅能够报道事实，还要能够分析事实；坚守自己的专业操守和职业道德，具备极强的社会责任感。
当然对现代公民来说，媒介素养教育同样重要。大千世界每时每刻都发生变化，不同国家、地域，不同定位的传媒选择的报道重点、报道角度一定会有所不同，太多的因素影响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而一个拥有较高媒介素养的人，就能够透过媒介所传达的信息觉察到两个世界的差异，利用媒体更好地认识世界和思考世界。个人素养的培养，拥有广阔的知识背景和知识结构以及自我审视与理性批判，都是提高媒介素养行之有效的途径。
网络时代的“主体革命”
在网络时代，新闻传播的主体悄然发生巨变。一场主体的革命在无形之中完成。程昱《.com时代的狂欢与抵抗——从网络教派的兴起看恶搞文化》一文，在提出“内在的狂欢”概念的同时，揭示了互联网时代人的认知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巨变。（程昱《.com时代的狂欢与抵抗——从网络教派的兴起看恶搞文化》，《青年记者》，2010年2月中）
作者指出，俄国思想家巴赫金在研究拉伯雷时发现，中世纪的人们实际上过着两种生活：“一种是常规的、十分严肃而紧蹙眉头的生活，服从于严格的等级秩序的生活，充满了恐惧、教条、崇敬、虔诚的生活”；另一种就是“狂欢广场式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在这种生活里，人们摆脱了日常生活的一切等级、约束、禁令，在狂欢的广场上用不拘形式的狂欢语言制造狂欢气氛和狂欢感受：加冕与脱冕、改变身份、角色，不流血的身体攻击、打嘴仗，各种骂人话、顺口溜、神咒、喜剧式的打赌与发誓等等。这里集中了一切充满戏谑和发泄的非官方的东西，它是对官方世界的反叛，是一个与现实制度相隔离的第二世界，让民众“暂时进入全民共享、自由、平等和富足的乌托邦王国的第二种生活形式”。从人类文化学视角看，这实际也是草原文化的遗风。
如果说在中世纪，人们在广场上尽情地狂欢，那么，在当下的技术时代，网络虚拟空间就为人们打开了一个能够狂欢大笑的舞台。网络世界中，没有谁拥有天然的霸权，凡人可以说话，弱者尽情狂欢。“恶搞”便是人们大肆狂欢的表现。在一个个经典形象严肃权威的外壳包装下，上演着一个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而且，“恶搞”所戏仿的对象，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具有某种约定俗成的神圣性，恶搞通过“复制+拼贴”等诸多手法，瞬间抽掉这些神圣人物脚下的崇高圣坛，从而使人们体验到因为极速心理落差所带来的刺激和快感。
在这里，现实世界的能指和所指被撕裂了，它的元素被重新编码，它的秩序被颠覆，它的逻辑也被重新诠释。
巴赫金“狂欢式的世界感受”中，就要求学会“粗鄙”，脱离常规，将人的装束、行为、语言都从固定的等级位置中解放出来，就此而言，“恶搞”就是一个与现实世界不同的第二世界，它将现实世界撕裂开来呈现给观众，世界以笑的姿态出现，万物以笑的形式重生——它就是网民们的一个狂欢的大舞台。
文章指出，“狂欢”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弱者的抵抗”。当我们在第二世界里看“恶搞”时，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狂欢。但当我们回到“恶搞”所表现的这个真实世界再反观它时，我们看到的则是这种青年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抵抗。
“亚文化”是通过风格化方式挑战正统或主流文化以便建立集体认同的附属性文化形态。青年亚文化不仅仅是代沟的产物，而且是社会结构矛盾的产物。它想象性地解决了父辈文化中潜藏着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和矛盾，为不公平和不合理的社会病灶提供了象征性的“解决方案”，对强势文化、权力阶层进行了符号层面的挑战，尽管这种抵抗最终无法解决实际问题。
就此而言，青年之所以要“恶搞”，是因为他们面临的社会矛盾和难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例如，2004年，天涯网友成立“菊花教”，以各种恶搞方式暗讽郭敬明的抄袭及他对抄袭的态度，该教派至今仍在网络江湖相当活跃，对抄袭等行为以及娱乐圈的某些恶俗风潮大拍另类板砖。再有，贾君鹏事件后，“台湾，你妈妈叫你回家吃饭”一语在网络上红极一时，网民们通过各种恶搞图片，表达了自己对于台湾回归议题的政治关注，而“易中天，校长喊你回去上课”的出现，无疑又折射了网民对于学者明星化现象的不满和忧虑。
在德赛图的“弱者的抵抗”理论中，大众诚然无法决定文化的生产，却可以在“使用”文化产品时随心所欲，为我所用。“恶搞”就是青年一代挑战文化霸权、张扬个性的手段之一。面对种种的社会问题，他们有太多的意见要抒发，太多的不满要宣泄，但是，处于相对弱势的青年亚文化若是直接与主流文化对抗，声音必然会被霸权文化所湮没，于是，“恶搞”就成为“弱者抵制”经常借助的手段。通过在日常生活中进行隐蔽的微观的反抗，底层民众参与政治的危险性可以降到最低值。在德赛图那里，“假发”行为是弱者们获得打败强者快感的方式；在当代，恶搞则是草根们参与公共生活的“弱者的武器”。
对于网络教派及其恶搞行为，不能简单视为青年们无聊时的恶作剧，它让网民们卸下现实包袱尽情狂欢，并风格化地揭示了当下的文化症候和社会矛盾，表现出被强势媒体忽视或不屑表现的草根体验。尽管其间夹杂着一些一味追求娱乐化、低俗化的噪音，但无论如何，它都是一道值得我们细细欣赏的风景线。
网络带来民间新闻的兴盛，也对职业新闻提出了新的挑战。职业新闻如果不能更新自己，提升自己的水平，就难免要面临“还有没有存在的价值”的历史拷问。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提高职业新闻的层次与水平，就成为唯一可以抓住的“救命稻草”。
多元化新闻主体的觉醒，引起了学界对“媒介素养”问题的关注。
徐晨霞、宋嘉庚《从语言视域解读媒介素养“过程式定义”》一文，揭示了一个远比题目本身更为重要的课题——自媒体时代作为“认知主体”的公众，其信息获取能力决定着自身的“认知图式”，也决定着其思维中构建的“世界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