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认识能力。正因为人有这样一种认识能力，人的认识才与动物的“认识”区别开来，无限地超出动物的“认识”，优越于动物的“认识”。
在人的精神生活中，非理性因素与理性密切结合在一起。这些因素各有自己独特的功能，不可相互替代。它们又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协同工作。
非理性因素与理性的关系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基于肉体需要的欲望对认识（包括理性认识）有某种决定作用。例如，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主体对认识对象的选择。试想那些对人的需要毫无关系的事物，是不会成为认识对象的，至少不会成为人迫切要认识的对象。情感、情绪对理性认识会产生一定的“干扰”作用。比如对某一事物的极度憎恶或喜爱，会影响主体对那一事物作出客观的评价、正确的判断。意志和信仰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主体在认识活动中的努力程度，以致影响认识结果；另一方面，理性能够制约、支配非理性的欲望、意志、情感、情绪、信仰等。这是因为，理性能正确地认识外部世界，并对自身有清醒的了解，从而它能使人知道，怎样施展、发挥其欲望、情感、意志等非理性的东西，才能为外部世界（自然条件、法律、伦理道德观念、习俗等等）所容许，对于这作为一个生物学上的人和社会的人才更有利一些。
人有欲望、情感、意志等非理性的东西，一些较高级的动物也有欲望，甚至也有“意志”“情感”等。但人的非理性的东西与动物根本不同。因为人的非理性因素是与理性须臾不可分离的，它们总是受着理性的约束、指导。如果说非理性的情欲、本能冲动是野马，理性则是笼头和缰绳，人的非理性因素就是戴着笼头和缰绳的“野马”。在理智健全的人那里，欲望、情感的发泄不是任意的、为所欲为的。动物没有理性，其情欲的发泄完全由本能决定，是盲目的、任意的，没有节制的。
如果人的非理性因素脱离理性，就会与动物的本能欲望没有多大差别了。马克思说得好：吃、喝、性行为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使这些机能脱离了人的其他活动，并使它们成为最后的惟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在这种抽象中，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但事实上，在正常人那里，非理性因素是不可能脱离理性的。可见，理性是使人的非理性因素成为人的非理性因素的根本原因。从这种意义上说，在人的精神中，理性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占主导地位的方面。
孙正聿先生在《哲学修养十五讲》一书中指出，精神世界的突出特征就是它的精神性、主观性、私人性、编造性、流变性、约定性、隐蔽性、形式化和理论化。它作为一种思想、情感和理解不是独立的存在和客观的实体。它只存在于人的大脑活动中、神话传说中或语言和文字的描述与解释中。它是一种主观性的心理世界、情感世界、感应世界、幻觉世界、神话世界或渴望的世界。它附属于人的肉体，但却是对肉体的超越，从而充分显示了包括想象、虚构、猜想、假设、抽象、概括、综合、直觉、灵感以及潜意识等一切思维能力、意识能力在内的人类智能的多元性。
精神世界作为人类拥有的一种特殊的、内在的“心灵活动、智能行为和认知实践”，当然可以通过具体的行为表现出来。比如“紧张、害怕、羞愧、骄傲、自豪、痛苦、愉悦”等心理活动，都可以表现为某种具体行为和生理特征。但这些却不具有“表里如一”的必然性。内在性的神经生理活动、信息处理活动才是精神世界、心智现象的本质和属性。
人的超越性本质
人的生命活动的“超越性”，在于人的生命活动是“生活”，而人以外的其他生物的生命活动则仅仅是“生存”。
“生活”与“生存”的区别，是人与其他生物的根本区别。
“生活”与“生存”的区别，就在于人的生命活动不是纯粹的“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超越自然”的“有意识”的创造性活动。关于这个根本区别，马克思有过精辟的论述。他提出：“动物是和它的生命活动直接同一的。它没有自己和自己的生命活动之间的区别。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把自己的生活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活活动是有意识的。”
人不仅以生命活动的方式存在，并且意识到自己的生命活动，根据自己的意志和意识进行生命活动。这样，人的生命活动就成为实现人的目的性要求的活动。把自己的目的性要求变成人所希望的现实的活动，让世界满足自己的需要的活动。正因如此，人的生命活动就不再是纯粹适应自然以维持自身存在的生存方式，而是改变自然以创造人的世界的生活方式。
孙正聿在《超越意识》一书的序言中说，世界就是自然，它自然而然地存在，存在得自然而然。但是，从自然中生成的人类却要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把自然而然的世界变成“人化了的自然”即“属人的世界”。为了让世界满足自己的需要，人类从这个自然而然的世界中去探索“真”、去寻求“善”、去实现“美”，把这个自然而然的世界变成对人来说是“真善美”的世界。“同天人”“合内外”“穷理尽性”“万物皆备于我”，这不正是人类对自然而然的世界的“超越”吗？（孙正聿《超越意识》，吉林教育出版社，2001年4月第一版）
本为自然的人类，却要认识人生、改造人生，把人的自然的生存变成创造“属人的世界”的生活。人类在对“人生”的认识与改造中，寻求意义、追求价值、争取自由，把人类社会变成人类所憧憬的理想的现实，这不正是人类对自然而然的人的生命活动的“超越”吗？
人类超越了自然而然的“世界”，超越了自然而然的“生命”，于是人类就成为“万物之灵”，也就是超越自然的存在。人类作为“万物之灵”，具有“意识”的存在。人不仅具有把“世界”当做自己的“对象”的“对象意识”，而且还有关于自己的感觉和直觉、欲望和目的、情感和意志、思想和理想的“自我意识”。在这种“自我意识”中，人类能够“觉其所觉”“知其所知”“想其所想”“行其所行”，因而人类又能够“超越”自己的狭隘的、有限的存在，在自己的“意识世界”中为自己创造无限广阔、无限丰富、无限发展的“世界”，给自己构成理想性的、真善美相统一的“世界”，这就是人类意识的“超越性”。
人类意识的超越性，决定人如何生活。人在自己的生活中因无法忍受单一的颜色、凝固的时空、存在的空虚、自我的失落和彻底的空白，因而创造出人的丰富多彩的“世界”。
人无法忍受“单一的颜色”。人类的生活世界，赤橙黄绿青蓝紫，是一个色彩缤纷的世界。如果只有一种单一的颜色，哪怕是最艳丽的鲜红、最纯洁的雪白、最诱人的碧绿，都是人的眼睛无法接受的，更是人的心灵无法忍受的。人的心灵同人的眼睛一样，需要五颜六色。
人类意识以自己的“联想”“想象”“思想”“理想”“灵感”和“直觉”，创造了人的“神话的世界”“宗教的世界”“常识的世界”“艺术的世界”“伦理的世界”“科学的世界”和“哲学的世界”。人的世界，是人类意识创造的五彩缤纷的世界，人的意识，是把世界创造得五彩缤纷的“超越性”的意识。人的意识创造了色彩斑斓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的世界”，人的意识又如何能够忍受“单一的颜色”？
人无法忍受“单一的颜色”，因而人无法忍受“凝固的时空”。人的色彩缤纷的世界，是在人的创造性活动中生成的世界，又是在人的创造性活动中千变万化的世界。千变万化才有五彩缤纷。“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是因为人的心灵的创造每天都是新的。马克思提出，“时间是人类存在的空间”。人类以自己的创造性的活动过程也就是时间，来创造“属人的世界”也就是“空间”，人的“空间”才成为色彩缤纷的世界；离开人类创造性的活动过程，世界就只能是一个“每天都是旧的”即“单一颜色”的世界。
人的存在，是追求生命价值和生活意义的存在；人类历史，是追求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过程。对人来说，“无价值”的生命和“无意义”的生活，是人的“存在的空虚”。时间成为人的存在的空间，现实的人总是不满足于人的现实，总是要使现实变成对人来说是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理想的现实。人类世世代代的科学探索、技术发明、政治变革、艺术创新、公益改造、观念更新……不正是“现实的人”对“人的现实”的自我超越吗？人的生活史创造的过程，也就是“异想天开”“离经叛道”“无中生有”“改天换地”的过程。人在现实中生活，人又在理想中生活；现实规范着理想，理想引导着现实；现实使理想获得“存在的根基”，理想则使现实超越“存在的空虚”。对人类来说，只有追求生命的价值与生活的意义才是人的存在。因此，人无法忍受“存在的空虚”，人要“超越”现实的存在而创造理想性的存在。
人无法忍受“存在的空虚”，因而人无法忍受“自我的失落”。人类通过劳动而自我创造、自我生成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体”，并从而把包括人自身在内的“整个世界”变成认识和改造的对象即“客体”。这就是人与世界之间的“主客体关系”。人作为“我”而存在，既形成了“我”与“世界”之间的“主客体关系”，又形成了“我”与“他人”之间的“主体间的关系”。因此，每个人便同时具有了两种关于“我”的自我意识：其一，人类是“我”，个体只是人类“我”的类分子，个体只能作为类而存在；其二，个体是“我”，其他的存在，包括他人的存在，都是“非我”，我只是作为个人而存在。这种人类“大我”与个体“小我”的矛盾，既要求“小我”不断地“超越自我”而融合于“大我”之中，又要求“大我”以整体的进步而实现每个“小我”的发展。所以，人无法忍受双重的“自我的失落”：既无法忍受“小我”的失落，更无法忍受“大我”的失落。
人无法忍受双重的自我的失落，因而人无法忍受“彻底的空白”。每个“小我”的个体生命的存在，都是短暂的、有限的，死亡，是人这种生命个体自觉到的归宿。那么，什么是死亡？死亡，它消解了欢乐，也消解了苦难，消解了肉体，也消解了灵魂。死亡是彻底的空白。这种连灵魂都不复存在的空白是人所无法忍受的。面对死亡这个最严峻的、不可逃避的、却又是人所自觉到的归宿，人总是力图超越个体生命的短暂与有限，而获得某种方式的“永生”：人应当怎样生活才能使短暂的生命获得最大的意义和最高的价值？生命的永恒是在于生命的万古流芳或灵魂在天国的安宁，还是在于以某种形式把个体的“小我”融会于人类的“大我”之中？人的生命面对着死亡，人又以自己的生命追求超越死亡，生与死的撞击燃烧起熊熊的生命之火，这不正是人生命的自我超越吗？
人的多层次的需要，人类的需要层次的跃迁，不同的人生境界，人生境界的不断升华，这不就是人的“生活”吗？这不就是人对动物式的生存活动的超越吗？从人的“超越性”的“生活”活动去理解人的存在，去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这才能形成哲学的世界观。
认知的复杂性
一部人类文明史，同时也是一部人类认知世界、认知自我的历史。实践，是人类自觉的主体性活动。人类一切的实践活动，无不建立在认知的基础之上。
世界的复杂性，人的复杂性，社会的复杂性，这一切交错纠结，动态演化，构成了复杂性世界的汪洋大海。
人类就如航行在汪洋大海上的旅客。
而站在船头瞭望前路的，则是人类社会这艘大船上的那些认知精英们。有人评价说，“新闻记者是时代船头的瞭望者”，是对记者的无上褒奖。但是，如果这句话后面再加上“之一”两个字，可能就更为确切了。
认识世界，也是发现世界的过程。
4.3.1认知，永无尽头的长征
从认知到“认知科学”
丹尼尔·J·布尔斯廷《发现者——人类探索世界和自我的历史》一书，是作者研究人类探索世界和自我文明史的代表作。作为一位文学派史家，他以历史上翔实而有趣的故事，生动地描述了人类自古迄今的所有伟大发现和发明及其发现者和发明家，别开生面地为人们展示了绚丽多彩的人类文明史长卷。
在该书《致读者》中写道：本书的主角是人这个“发现者”。我们现在从文明的西方所观察的世界，即时间、陆地与海洋、天体与人体、植物与动物、历史和古往今来的人类社会等景象，只能是由无数的“哥伦布”为我们而揭示的。在漫长的过去，这些人一直默默无闻。随着我们日益步入现代，他们才出现在历史的视野之内——各色人物的个性同人性一样变化万端；各类“发现”成为人物生平记述中的种种插曲，与发现者为我们启示的世界同样无法预测。
“发现的障碍——知识的错觉——也是本书所要叙述的一部分。只有放到那已被淡忘的当时人们公认的常识乃至神话的背景下，我们才能意识到伟大的发现者的勇气、胆量和他们英勇而富于想象力的冲击，因为他们必须与当时所谓的‘事实’和学者的武断作斗争。”（丹尼尔·J·布尔斯廷《发现者——人类探索世界和自我的历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1月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