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性心理发展的这一阶段，儿童开始对自己的父母产生性欲和敌意。据说这种情结会让小女孩爱上自己的父亲但是害怕母亲，而小男孩会爱上自己的母亲但害怕父亲。恋母情结是在儿童性心理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严重的性心理焦虑。它的特征是为了获得父母中与自己性别相异一方的爱意而对与自己同性别的一方产生病态的竞争心理。这种竞争的心态会导致对父亲或母亲的惧怕，因为孩子会变得不安，并不无恐惧地想到父母中让自己惧怕的一方可能会带走自己深爱的一方，不让自己同其接触。
弗洛伊德是这样描述这一发展阶段的：“……男孩将自己的性欲集中在自己的母亲身上，而把自己的父亲当作竞争对手，产生充满敌意的冲动。女孩也会采取类似的态度。”
但是，随着孩子逐渐进入青春期和成人期，恋母情结的冲突会得到解决，这个孩子开始认同父母中与自己性别相同的一方。小男孩会放弃对自己母亲的欲望以及与父亲竞争的敌对心态。小女孩也开始担心如果为了拥有父亲而与母亲竞争，可能会导致自己失去母亲的喜爱。
在性蕾期未能得到解决的冲突可能导致焦虑，出现在我们在书中讨论的性心理问题。在性蕾期，男性非常顽固，行事鲁莽，因为这样会让他产生虚假的自信感受。他有自恋的倾向。在性心理发展的这一阶段，如果他对阴茎的自恋情绪得不到解决，可能会导致成人之后出现裸露癖和三人间性行为等问题，我们将在第五章中对此展开讨论。这种自恋倾向会成为建立正常异性恋关系中的障碍，从而导致各种显而易见的冲突，并以多种方式存在。
这种自恋的男性以展示自己的男性气概为傲，但他无法对女人产生爱意。他对女人充满敌意，以一种可鄙的方式来对待她们。另一方面，自恋的女性受到深深渴慕阴茎这种情绪的驱使，导致她努力在生活中扮演一个男子气概十足的角色，因为这让她感觉自己比其他女性和男性都高一等。
青春期和成人期
从青春期开始，儿童开始拥有一个发展完全的自我以及一个急剧成熟的超我。在这一时期，孩子关注的重点逐渐从家庭环境转移到外部世界。性心理发展的两个阶段是这个时期的主要特征。第一个是潜伏期，其特征是性活动的停滞。性活动在这一时期处于静止状态。弗洛伊德对其描述如下：
“从6—8岁开始，我们可以观察到性发育出现了暂停和退化，在文化意义上这是最有益的，值得被称为潜伏期。”（弗洛伊德，1917年）
随着孩子进入发育期和青春期，潜伏期的心理平衡也被打破。这标志着生殖期的开始。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成人的性特征发育成熟，并开始认识到性功能。随着孩子进入发育期，这种成熟让本我的性需求获得力量，扰乱了性活动静止的状态。本我的活动被扰乱，导致心理冲突的产生。如果本我能够控制这些冲突，这个孩子会产生性幻想，会手淫，并做出攻击性行为以及反社会的行为。另一方面，如果自我抑制了本我的冲动，有可能导致神经压抑和焦虑症的其他症状。
还有一种可能——超我挣脱了之前同自我达成的统一战线。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本我的原始冲动可能会显而易见地表现出来。超我可能也会以不太恰当的惩罚方式予以应对，让这个人从此变得过分顺从和驯良。但是，随着发育期和青春期里的发育，这个孩子对异性在心理和生理上的吸引力不断增强，变得越来越强壮，从而有能力发展一段异性恋爱关系。
生殖型性格对性心理在之前的发展阶段没有任何固着。因此，这个人的性成熟和心理成熟让他（她）能够与异性发展出一段让双方都觉得愉悦的恋爱关系。在生殖型性格中，自我将情绪视为整体人格的一部分，以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了利用，而这个人可以完全生发爱意，不会产生矛盾的感情。
在弗洛伊德有机会治疗他的第一个儿童患者之前，他就写下了自己对幼儿性欲和性心理发展的观点。他将从接受治疗的成人身上获取的相关数据追溯到这个人的孩童时期，得出有关幼儿性欲的观点。针对第一个儿童患者进行的精神分析治疗似乎确证了他有关幼儿性欲的发现。现在，我们必须回到那段分析，简短地研究一下它的历史意义及与性相关的内容。
对一个五岁男孩的恐怖症进行的分析（弗洛伊德，1909年）
病例的历史意义
这个病例涉及一个小男孩，在弗洛伊德的病历中被称为小汉斯。当时，他患上了陌生环境恐怖症。他足不出户，认为门外有一匹马会咬到他。这个病例是弗洛伊德第一次应用精神分析来治疗一个小孩子，同时也是第一个公开发表的儿童分析描述。这份病历对幼儿性欲和性心理发展的概念给出了经验主义的证据，是儿童分析的先驱。诸如安娜·弗洛伊德和梅兰妮·克莱茵等著名的儿童分析学家都从中得到灵感，对五岁以下的孩子展开更深入的研究。
这个病例手册提供了这样的机会——通过直接观察一个孩子来检验幼儿发育和幼儿性欲等理论。如我们在上文中所讨论的那样，这些理论是弗洛伊德在当时根据自己对成年患者的分析和观察得出的。
从本章的论述中，我们已经知道弗洛伊德在他有机会治疗儿童患者之前，就已经得出了有关在婴儿期出现恋母情结、阉割恐惧以及身体性敏感区的重要性的结论。这些结论都在对小汉斯进行的分析中一一得到印证和确认。下面，我们来简短分析一下这个病例。
病例分析
弗洛伊德分析了这个男孩对马的恐惧，他的解读和说明都显示这是恋母情结冲突的结果，而这种冲突始于他的母亲对他产生了深深的性吸引力。汉斯只有五岁左右，但在这个年龄，他丝毫不吝啬对男孩和女孩付出自己的喜爱，一视同仁地亲吻他（她）们，宣布对他（她）们的爱意。
他的性发育在这个阶段以同性恋开始，因为他只熟悉一种类型的性器官，也就是他自己的性器官——阴茎。在早些时候，他就有这样的认知——每个人都有阴茎，直到他惊恐并且失望地发现他的小妹妹没有阴茎，他因此感到焦虑，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她做错事而被切掉了。这就是阉割恐惧的根源。弗洛伊德针对汉斯在这一阶段发育的发现证实了他关于在该阶段阴茎非常重要的理论，而生殖器的重要性是性心理发展的下一阶段的主要特征。
随后，他的同性恋倾向转移了，变得充满男子气概，自己的母亲成为他爱慕的第一个对象。在弗洛伊德看来，汉斯就像神话中的有着恋母情结的俄狄浦斯，这个人杀了父亲，娶了自己的母亲。他表示汉斯希望除掉自己的父亲，这样便能和母亲单独在一起，和她一起睡觉。与母亲单独相处的愿望始于暑假，当时他的父亲不在，这让汉斯注意到与母亲单独亲密相处的必要条件。与母亲单独亲密相处是汉斯的愿望，而父亲一直以来的存在让他不能如愿，而且父亲还独占了母亲的关注。
因此，汉斯非常嫉妒自己的父亲，并对他产生了敌意。父亲总是阻止汉斯与母亲进行必需的接触，这正是他害怕父亲的根本原因。让汉斯产生恐惧的那匹马就是他的父亲，他有理由害怕这个人。这些理由非常合理，而且是无意识的。
在弗洛伊德看来，汉斯所惧怕的某些细节，比如马嘴上的黑颜色以及它眼睛前面的东西，就好比一个成年男人的胡子和眼镜。这看上去简直就是直接从汉斯的父亲移植到马身上的。这种恐惧让小汉斯足不出户，与母亲待在家里，正好满足了他的利比多意图。在这个病例中，弗洛伊德认为男孩由于抑制对父亲的攻击性倾向和敌意以及对母亲的施虐淫意，产生了这种病态的焦虑。随着他的进一步发育，汉斯将自己的爱意从母亲转到了其他爱慕对象的身上。
病例的结果
对这个小男孩陌生环境恐怖症的治疗非常成功。小汉斯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音乐家。经过鉴定，他就是赫伯特·格拉夫，曾任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指挥，还撰写了多本有关歌剧的著作。在小汉斯病例（弗洛伊德，1922年）的后记中，弗洛伊德提到一位年轻人曾在1922年的春天来探访他，并告诉他自己就是小汉斯，他曾在1909年出版的一本书中讲述了自己的幼儿神经症。赫伯特（小汉斯）在他看望弗洛伊德的时候已经十九岁了。
幼儿性欲以及有关虐待儿童和性诱惑幻想的争议
弗洛伊德在疏泄的过程中偶尔得出了有关恋母情结的观点，当时他正专注于研究创伤性癔病的致病原因，但直到1897年他进行自我分析期间这个观点才逐渐明晰起来。在疏泄的过程中，有些病人的脑海中会浮现出孩童时期的场景——他（她）们受到成年人的性诱惑。对女性患者来说，这个引诱者通常是她的父亲。弗洛伊德相信他（她）们的故事是真的，并因此将患者在早年间受到这样的诱惑而引发的创伤视为他（她）日后患上神经症的原因。
1896年4月21日，弗洛伊德以《癔症的病因》为题给精神病学和神经病学学会作了一场报告。在报告中，他针对自己在同一年早些时候所发表的一篇论文《关于防御型神经精神病的进一步评论》以及幼儿性欲这一主题展开了详细论述。他宣称在他治疗的十八名神经症患者中（六名男性患者，十二名女性患者），每一个病例都能在性问题上找到根源。他是这么论述的：
“在所有十八个病例中（单纯的癔病以及带强迫症的癔病，包括六名男性患者，十二名女性患者），我就像自己所说的那样逐渐了解了发生在童年时期的这种性经历。我根据性刺激的来源而将这些病人分为三组。在第一组中，问题在于侵犯、虐待，通常是陌生的成年人（刚好又知道如何避免造成严重的身体伤害）施加在女孩身上。在这些侵犯案例中，根本不需要征得当事孩子的同意，这种经历带来的第一个影响就是恐惧。第二组包括更多的病例，在有的情况下，一个照看孩子的成年人（托儿所女佣、女家庭教师或家庭教师，不幸的是，通常还会是一位近亲）会诱惑孩子与自己性交，并且与这个孩子维持一段长时间的感情关系，更确切地说是与孩子的心灵之间的感情关系，通常会持续数年。第三组病人涉及孩子之间的关系——两个不同性别孩子之间不正当的性关系，大多数情况下发生在兄妹之间，通常会一直持续到青春期结束，对这两个孩子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大部分病例当中，我发现有两个或更多的致病因素在同时发挥作用；在有些情况中，各种性经历的累积数目令人咂舌。只要想到我所治疗的这些病人都是严重的神经症患者（这些疾病让病人简直无法生活下去），你就不难理解我的观察结果。”
但是到了1897年，在他进行自我分析期间，弗洛伊德开始有理由怀疑他的病人向他所讲述的故事的真实性。他从自己的研究以及自我分析中发现——他犯了个错误，相信自己病人的故事是真的，他（她）们脑海中浮现的性诱惑场景事实上从未发生过，只不过是他（她）们的幻想。因此，关于这些病人所患神经症的病理性根源，他有了新的看法。事实是这样——虚假的记忆是他（她）渴望发生的幻想，这让恋母情结的存在对他而言越发明晰。在这一发现的基础上，弗洛伊德得出结论——与病人所表现出来的神经症症状直接相关的是他（她）们渴望发生的幻想，而不是真实事件。
1897年9月21日，弗洛伊德在写给朋友威廉·弗莱斯的信件中谈到了自己的错误以及观点的改变。从弗洛伊德怀疑自己病人有关他（她）在早年间受到性诱惑的描述不是真的并因此改变观点的那一刻起，幻想的范围和扭曲就成了针对这些问题进行精神分析研究的重点。弗洛伊德列出了引发他怀疑故事真实性并最终导致他改变观点的四条理由，一一说明如下：
第一，他无法将他在自我分析中的发现同在对患者进行分析时他（她）所描述的内容统一起来。因此，他无法在自己的发现的基础之上由他的自我分析得出一个真正的结论。
第二，他惊奇地发现——在每一个病例中，父亲都被指责为一个变态。癔病的发病是如此频繁，出乎人们的意料。在这些情况中，决定因素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此普遍的针对儿童的变态行为毕竟是不太可能存在的。为了理解这一观点，我们需要了解变态出现的频率远比癔病高得多，因为疾病产生的原因是一连串事件积累以及出现了削弱防御机制的因素。
第三，这些发现让弗洛伊德相信在无意识中并没有现实的迹象，因此一个人无法辨别事实以及凝聚着强烈情感的幻想。所以，仍有这样的可能——性幻想总是以父母为主题。
第四，即使是在最严重的精神病病例中，无意识记忆也没法进入思维过程，因此，即使在神志最混乱的时候，童年经历的秘密也不会被泄露出来。这样一来，我们可以看到无意识从来无法攻克意识的抵制，那么我们也不指望在治疗中会发生相反的情况，无意识会被意识完全驯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