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以前，中国与西方各国开始交往，并慢慢地相互了解。从那时起，到后来中国与欧美国家签署第一批国际条约，中间也不过五十年的时间。在第一批国际条约中，中国正式承认了欧美各国的存在。然而，那些条约缺少一些具体的条款，比如说允许双方寻求和建立友好关系等方面的内容。因此，那些条约对双方前期的交往来说，只是起到了一些介绍性的作用。
如果外国的使团只能停留在军舰之上，在中国的沿海各地漂泊；如果进入北京的大门，一直没有对各国的外交代表开放；如果外国人在中国的内陆地区，不能自由地远足游历；如果中国的开放口岸，还是仅仅限于沿海地区的那三四个城市，并只允许外国人在那里进行商业贸易和居住等等——如果这样的情况一直维持下去，那么对于我们西方人来说，就永远无法了解中国人了。反过来，他们对于我们的认识，也始终处于模棱两可的阶段。
1842年8月29日，《中英南京条约》签订，这是近代中国与西方国家签订的第一个条约。1860年，《天津条约》签订。直到这个时候，外国人才可以在中国的内陆地区自由游玩，而外国使节也才被允许在北京城内设立办事处。在这之前，就像上文所描述的那样，情况没有发生一点改变。
在人类的历史上，中国与西方世界的人们，第一次如此贴近地站在一起。他们面对着面，彼此仔细地打量着对方。一边是保守，具有高傲自尊心的中国人——为人处世从容不迫；另一边是积极进取，聪明机智，对未知充满了渴望的西方人——具有明显的侵略性。这两种不同的人相遇，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一些碰撞，一些保守与进取的较量。西方世界早已先后经历了蒸汽机时代、钢铁时代和电气时代。他们对于还处在孔子时代的中国心怀不善，伺机攫取。为了让读者对中西方最初接触时的情形有一个深刻而清晰的认识，我们可以假设一个场景：一位西方的商人经人引见，出现在中国的圣人面前。这个商人积极进取，富于远见；而中国的圣人，从一开始就明确表态，不愿意见这个商人。最终，这两个人还是被单独留下，彼此相识，并开始交往。如此一来，这两个人彼此之间会形成怎样的看法和意见，就可想而知了。
在中国人与西方人之间，并没有可以使双方彼此认可的利益支点，也没有可以使双方自由交往的文化基础。不错，我们很想与中国人做生意，但是清政府与我们进行贸易往来的诚意和范围是极其有限的。他们只划定广东这一个地方，作为我们与他们进行商贸的有限区域。于是，便出现了以下我们不想看到的贸易场景：大捆的生丝和一箱箱的茶叶，从牢固的城墙上通过绳子传下来，继而到我们的手中，然后我们再把英国鸦片和墨西哥银元通过那根绳子传回去。像这样的交易方式，十分脆弱，且交易量很少。只要这样的方式一直存在，我们就认为这是一种限制性的贸易，而决不是我们所希望的贸易规则——一种鼓励性的贸易政策。
当然，我们不能武断地认为，就与欧美国家建立政治和经贸关系而言，中国持有强烈反对的态度。事实上，在任何一方面，中国只是不想与西方国家交往得太过密切。为了防止内地人相互联系，并支持郑成功抗击荷兰军队，在顺治十八年，也就是1661年的时候，清朝政府下令，沿海地区的居民向内陆迁移三十到五十里。这些地区包括江南、浙江、福建和广东等地。与此同时，清政府还下令，禁止一切船只进入海域，并烧毁了沿海的居民住所和船只。为将禁海令彻底地贯彻执行，清政府采取了严厉的酷刑。凡是破坏上述规定，或者私自出海的人，不管远近，立即被执行死刑。即便有些人偷渡到国外，有一天回到国内，不小心落到了官吏手中，那么他也没有办法逃脱死刑。尽管这条规定多少年来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但是直到今天，它还是有法律效力的，并没有被官方完全废除。
此外，清政府还规定，普通百姓不得建造长于六英尺的船只。这样一来，这些只能在海上进行短期航行的船只，既没有办法获取利益，也没有办法规避风险。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船只，都不被允许进入中国的港口，而中国国内的船只被限制在有限的海域内航行。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不难想象，清朝政府愿意在多大程度上与我们交往，并接待我们；对于我们这些海外的远客，清朝政府乐不乐意亲自到我们的国家进行回访。清朝政府虽然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但也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从泰国来的商船，只要按时注册登记，就可以在曼谷或者中国的几个港口进行贸易活动。在夏季，这些船只迎着东南季风，毫不费力地飘荡到中国。等到了冬季，这些船只又在西北风的吹拂下返回故土。就这样，它们每年完成一次往返行程。
关于这本书的目的，既不是为了研究闭关锁国政策所带来的后果究竟被中国认可还是否决，也不是为了探究中国之所以采取这种政策的原因。不过，有一点却是有目共睹的：对于西方各国的地理位置以及特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据说，中国拒绝了一个外交使团想签订一个条约的意图。这个外交使团，是现在的德意志帝国派遣来的。幸好英国官员从中斡旋，清朝政府才收回了拒绝的成命。然后，清朝政府一厢情愿地认为，德国是一个值得尊重的民族，他们的国王与英国的女王是亲戚。当然，他们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自然是听信于英国官员所提供的消息。正因为如此，中国政府决定与德意志帝国进行谈判，并签订条约。
1870年，北京有个高级官员，被派往欧洲。当时，他担负了一项特殊的使命。临走的时候，他一定要把一百五十多磅的食盐连同其他的行李，一起带上车。在他看来，即将到达的那个地方，一定没有食盐，而他早就习惯了吃盐。最近的时候，大概是1884年前后，清朝内阁中有个官员，询问他的一位同僚有关外国人的婚姻等问题。外国人是不是男女混居在一起，男女之间是不是没有最为基本的伦理观念，以及任何形式的婚约在外国人的婚姻中是否存在，等等。像这样的一些问题，被在场的另外一个人听到后，迅速传开。
正是由于上述对于西方人的无知，中国人头脑中便产生了许多荒唐可笑的看法和观念。这些片面而又失真的观点，涉及西方人的风俗习惯和外貌长相等方面。相对于中华帝国来说，西方人居住在偏远的地区，根本无法接触到中华帝国的影响力和开化力。在北京或者中国的其他城市，对文化人类学感兴趣的学者，随便到一个书店，就可以找到一些图书。在这些书里，有很多对外部世界野蛮人的描述。其中，有些描述还配有插图。那些插图是用水彩描绘出来的，看上去经过一番颇为仔细的雕琢。在这些插图里面，有一些人被描绘成腿非常短，看上去很弱小的样子；而另一些人则是耳朵非常长，都已经接触到了地面。在对第一类人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人一定在很早之前听说过大猩猩，并且很有可能获知了关于大猩猩的准确外貌。还有一些人，他们的脑袋长在左手臂的下面，被他们本人灵活自如地提着；同时还有一些人的脸，就像是一个瘤子，采用浮雕的形式附着在胸脯上。对于西方世界，中国人知之甚少，并总是在头脑中胡思乱想。于是，对于中国人不愿与西方人进一步交往和交流的做法，我们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在闭关锁国政策未受到外部世界的干扰之前，中国不知经历了多少年。在此过程中，中国一直以为，她是世界上国家的中心；这个世界的运行，是以她的意志为转移的；在这个世界上，她是一颗永久不变的恒星，是一个强大开化并具有高度文明的帝国；世界上的一切存在物，都处于她的支配力量之下。作为中心国，在中国的周围，还有一些大小不一的卫星国。他们用最为体贴的方式模仿中国，以此来让她感到满意。中国的文明，被周围的卫星国所借鉴，连她的政府体制都成为卫星国的体制蓝本。
此外，中国的宗教也得到卫星国的纷纷效仿。还有几个卫星国，直接使用她的语言——汉语。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希望从她身上吸取有益的文学和艺术智慧。在众多卫星国心中，她是至高无上的霸主，并且是东方世界里的最高权威。对于卫星国所涉及的事端，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她都充当着一位仲裁人的角色。而当卫星国发生叛乱和暴乱的时候，她会使用武力，帮助他们度过难关。在她看来，她就是他们的保护神，而他们也是这么认为的。因此，所有的卫星国都必须服从她的意志。就这样，中国与她的卫星国，共同组成了一个体系，一个世界。
就上文所论述的行星系统，我们继续深入探讨。其中，有一颗令人捉摸不定却十分危险的彗星，就是日本。在东方，与日本相比，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在攫取中国大量的实际利益上与之相媲美。日本的那位大陆邻居——中国，贡献出了自己的艺术、语言、文学，甚至至少一种宗教流派给它。中国的两种主要农产品——茶叶和生蚕丝，也已经传入日本。关于这一点，从日本对它们的称呼中可以看出。尽管如此，对于中国来说，日本却是一个惹是生非的邻居。对于中国的权威地位和霸主雄风，日本早就怀有非分的企图。最近，中日之间爆发了一次冲突。有些人认为，这是两个国家交往过程中的一次意外事件。很显然，这种看法是错误的。那只不过是过去一千年的历史，在当代的中日两国之间，重现演绎一遍而已。
除日本之外，周边的很多国家，都与中国建立了友好关系。这种关系非常明确，彼此之间也易于理解。在每一个新年来临之际，周边的小国家纷纷派出使者前往北京，向中国的皇帝表达节日的祝福。当他们觐见中国皇帝的时候，手里往往带着贡品。而中国的皇帝则会亲自接待他们。当他们返回各自的国家时，中国皇帝会回赠他们很多礼物。这些礼物的价值，远比他们进贡给中国皇帝的贵重得多。这是因为中国皇帝比他们的国王拥有更大的权力，很自然，他所拥有的财富也比他们的国王多很多。
白象，是泰国皇帝进贡给中国皇帝的礼品之一。除了很少的几年没有那样做，几乎每一年，泰国皇帝都会派使者送来白象。送来的白象，有的到现在还活着，就被圈养在北京的象苑中。此外，从1894年到1895年的冬季，是几百年或者几十年以来，朝鲜第一次没有向中国进贡礼品。之前，每年朝鲜国王都要派出进贡使团。中国与朝鲜之间的大部分贸易往来都是由进贡使团完成的。在使团中间，一般会夹杂一个商人队伍。这支队伍，数量庞大，阵容可观。对于他们，中国给予了最为优惠的待遇：在中国做生意，免除一切形式的关税。与此同时，上述国家还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即每一个新继位的国王，都要派一个使团去清朝请示，希冀获得清朝皇帝的准许。像这样的情况，在朝鲜和越南国王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既松懈灵活，又带有本质性的特征。西方人向来思维精密，严格准确，凡事都讲求实用。因此，这样的一种关系让他们感到颇为不解，甚至引起他们思想上的混乱。中国对周边小国家所宣称的控制和维系关系，在欧洲的任何一种语言当中，都没有办法找出一个与之匹配的合适术语。他们之间的相对地位和身份关系，在我们现有的国际关系概念中是完全陌生的。像这样的一种关系，一方面我们对其内在的本质一无所知，另一方面我们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术语为其命名。于是，我们将其称之为宗主和藩属的关系。
其实，宗主国和藩属国的关系，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那就是藩属国必须向宗主国提供一定的军事力量。同时，藩属国每年必须向宗主国上交一定的贡品和财物。但是，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宗主国都不能强迫藩属国去做上述行为。当藩属国内部发生动乱或者造反时，中国总是派遣军队，帮助他们镇压国内的暴乱。但是，像这样的军事帮助，中国从来没有向藩属国请求过，也没有接受过。每一年，中国和藩属国之间互赠礼物。当然，每一次都是中国给予的多，获得的少。除此之外，藩属国并没有向中国皇帝赠送过什么特别的贡品或者财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