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员的办事效率极其低下，北京政府早已将遣送德国人回本土的指令下达，地方官员却迟迟不肯执行。鉴于此，德国人将他们的所有行李搬出租界，寄存到租界之外的中国其他地方，在那里开始了新的生活。这种事情发生的缘由是：中国的地方官员压根儿不听从北京政府的指挥。不过，值得一提的是，那时在上海居住的人，尤其是中国人，并不赞成北京政府将德国人赶走的做法。于是，直至一战结束又过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德国人才离开中国，返回本土。一战结束后，德国人被赶出中国，对此德国人愤愤不平，甚是难受，德国人在上海创办的刊物和德国本土的报纸杂志都刊登了许多关于他们这种心境的文章。那时，在德国有几本畅销书受到人们的追捧，它们都是依据此种貌似不合乎常情的遣送所写的，其中包括一本小说。德国人对遣送事件的不满情结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致使二战爆发后，作为日本盟国的**德国在上海恶意报复，横行一时。
当时，中国政府很不乐意对德宣战。然而，在这之后不久，中国政府惊奇地发现：对德宣战是大有裨益的，北京政府不仅可以收回德国享有的治外法权，还可以没收德国财产及德国人经营的公司、行号和各种不动产，其中德国财产包括几家金融机构。中国政府接受了外滩的德国俱乐部和银行，分别交给中国银行和中国交通银行管理。此外，法国人抢占了德国置办的位于法租界的一大块土地——它是德国人用来新修乡村俱乐部的——并将它交由法国俱乐部经营。在南京路上，有一家有名的德国药房，美国的德拉威公司将其抢来，变为美国公司。从那时开始，美国国旗便飘荡在这家药店门口。不过，里面的药品依然按照原先的样子布置，人手也是原来的，并未做任何调整。听人们说，这可是一位机灵的美国律师的创举。
然而，在上海的国际圈子里最精彩的一面，不是跟德国人交涉，而是与美国人之前的一个盟邦的交往。在1918年或1919年冬天的某天，有一个消息传来，扬子江口外来了几艘神奇的轮船——数英里之外便是上海。听到这个消息，我立即租了一艘游船，开往扬子江口。那着实是一个神奇的舰队，舰队的船只用油漆涂得乌黑，从小型战舰到拖船，无所不包，大大小小加起来大约有30至40艘，其中包括两只破冰船，它们体积颇大，功率也很大。
看到如此壮观的舰队，我兴奋极了。于是，我向船长说，将我们的游船靠近一艘大型战舰。船长按我的吩咐，靠近了一艘大型战舰。就在这时，船上的一位军将看见了我，于是他走到船尾，用俄语与我交流。我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只好跟他打手语，表明我想上他的船。几经周折，他终于搞清楚了我的意思，并答应了我的请求。在水手的帮助下，我先上了跳板，而后经由梯子抵达那艘战舰。当时，江风很大，扬子江的洪波巨浪一阵儿接着一阵儿，非常凶险，令人胆战心惊。
我来到战舰上，四处走动。与此舰队本身相比，我认为舰队上的景观更让我觉得奇特。只见舰队的甲板上堆砌了各种各样的家庭用品，小到锅碗瓢勺，大到婴儿床，无所不有。比较搞笑的是，这时一位俄国母亲将孩子的尿布拿到炮筒上去晾，这个炮筒直径为五英寸。后来，一辆美国汽车进入我的视线，它差不多是新的。据说，汽车的主人是一位美国人，不幸的是，他于西伯利亚探险的途中遇难了。
过了好一会儿，此艘军舰的船长给我找来了一位懂点儿英语的官兵，从他那里我了解到斯达科指挥着这支舰队。这位官兵还说，斯达科是海军上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被沙皇任命为司令，指挥着俄国的远东舰队。就在此时，船长插嘴说道：从海参崴航行时，我们带了大量的食品；如今，那些食品已经快没了，我们急需补给品。我与官兵的谈话因此中断。船长补充说：“我们从海参崴起航时，恰逢布尔什维克政党攻占海参崴的前夕。”当我问及船上为何会有如此多的妇女儿童时，他解释说：“他们大多是官兵的家眷，为了远离布尔什维克政党的残酷统治，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这些平民才背井离乡，随军远行。”据说，途经上海时，斯达科海军上将本来打算将大部分平民送上岸，并把它们安顿在那里。悲惨的是，上海市政府拒绝了他的请求。不过，事情发展到后来，这些俄国平民大都趁夜悄悄登陆到了上海。
随斯达科海军上将远征抵达上海的俄国官兵及其家眷，成为相继而来的俄国人的带头人。在他们之后，大批的俄国人涌入上海；这些人来自俄国各个地方，最西至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与一些保守的城市相比，上海是一个比较开放的城市，前来的外国人不需要拥有护照和签证，因此大批俄国人蜂拥而至，几年以来都是如此。对此，政府束手无策。这些前来上海的俄国人或坐火车，或乘轮船，不过大多身无分文。那时，从俄国到上海的火车很多，轮船也比比皆是，俄国人可以坐任何一趟火车，搭乘任何一条从北边来的轮船前往上海。这些前来上海的俄国人，贫贱至吉卜赛乞丐，高贵至沙皇贵族，囊括了俄国社会各个层面的人物。流浪时，那些富裕的俄国人携带了各种珠宝，这些珠宝是他们将财产变卖换来的。抵达上海后，这些人入驻豪华的旅馆，在那里坐吃山空，过着奢靡的生活。珠宝在上海当铺比比皆是，常常有爱好珠宝的人将这些稀有的珠宝以低价买进。这些珠宝中不乏俄国的本地货，其中既有珍稀的品种，又有略逊一筹的宝石，这种宝石源于享有盛名的乌拉山宝石矿。
对于到底有多少俄国亡命徒抵达上海这个问题，没人知道确切的答案。然而，如果按一般的算法统计，大约在25000～50000人之间。大部分俄国亡命徒均是身无分文，难免时常忍冻挨饿。为了避免悲剧事件的发生，上海的慈善机构大发慈悲，在部分市区广泛地设立施粥厂。如此，这些俄国亡命徒不至于因长期忍冻挨饿而丧命。
俄国亡命徒中不乏军人，大多是哥萨克人，他们曾在沙皇军队中服兵役。不论是从前，还是现在，这些军人始终对沙皇忠心耿耿。他们多数携带父母妻儿，一路仓皇而逃，从俄国到蒙古，最终逃到东北。俄国逃亡者既包括俄国乡下人和小城镇的居民，也包括曾经的大地主和大商人，不过前者占了很大的比例，后者只是零星的几个。由大地主、大商人到难民，可谓是身价大跌。由于俄共的缘故，俄国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寄居他国，倚仗外国人的接济过活。因此，这些俄国人不分尊卑，不分资历，无一例外都痛恨俄国共产党。先前，上海只有五六家人是俄国人，大批俄国逃亡者的前来改变了这种局面。那五六家俄国人除茶叶公司的老板外，就是与俄国亚洲银行有关的人士。不过，这些茶叶公司的老板是主流，他们都很富裕。俄国亚洲银行在上海外滩设立了一家分行，在其设立的众多亚洲分行中，上海分行是最重要的，它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大楼。
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蜂拥而至的俄国逃亡者并没有长期成为上海市的负担。相反，他们在上海有了立足之地，而且迅速站稳了脚跟。这些哥萨克军人要么成为保镖，要么成为门卫。那时，中国的大商人相当有钱，敲诈和谋害大商人的事时有发生。鉴于此，大商人纷纷雇佣哥萨克军人作保镖。因为诸多不安全因素的存在，上海的金融机构、公司也聘用哥萨克军人作夜间门卫。后来，公共租界干脆组织了一个俄国志愿兵团，这个兵团成为国际志愿兵团的有机组成部分，旨在维护上海治安。
那时，在有关方面的帮助下，数以百计的俄国妇人开起了时装店、女帽店和美容店。许多杂货店在上海出现，商品琳琅满目，小到针线，大到婴儿车，无所不包。这些杂货店由俄国人经营，其祖先大多是犹太人。当时，俄国饭馆遍布大街小巷，每条街上至少有一两家。值得一提的是，法租界的俄国饭馆最为密集。在俄国饭馆开设后，俄国菜开始出现在上海。不久之后，俄国菜便在中国人和其他外国人之间流行起来。在俄国亡命徒的努力下，他们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上海的西方白领和中国人无不对他们刮目相看。
上海的男人向来居多，不能不说上海是男人的天下。这些居住于上海的外国人多数是单身，于是数不胜数的恋爱在此酝酿，由此无数的国际联姻诞生了。那时，美国海军陆战队驻扎上海，其官兵也参与了国际联姻。一次，我与陆战队的牧师聊天，当我问及他这些异国恋人过得是否开心，他说：“如同别的婚姻一样，官兵们的婚姻生活很美满。”从说话的语调判断，他说得很牵强。
后来，俄语受到上海人和其他外国人的欢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非常流行。由此看来，当时俄国人在上海影响颇大，以至于上海的俄国人想用这种影响力来制造声势，从而干涉上海事务。我刚到上海之时，在上海是寻不到俄国教堂的踪影的。谁也不会想到，10年之后，即大量的俄国人逃到上海后，屹立于上海的俄国教堂已达到12座，其中不乏宏伟壮观的；这些教堂专为俄国希腊正教信徒设立。如此多的教堂设立之后，我意识到俄国人是虔诚的宗教信徒，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我曾访问过好多俄国家庭，无一例外，所有的家庭每个屋里都悬挂着圣像，挂像前是香炉，香炉里的油灯永远明晃晃的。每逢圣诞节和复活节，俄国人都要举行礼拜，形式多种多样，场面非常壮观。那时，上海的多数外国人都会前去围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