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理说，如果你是个真正的新闻从业者，初到一个陌生环境中，不管险恶与否，都应该有一股闯劲，轻松自信地去获取事实的真相。事情本应该是这样，不过，我却偏偏是一个例外。那是我第一次到远东，时间是1926年的年初。我初到中国，对事态的发展处于一种错误的判断中，这种错误从一开始便存在，直到两个月后才稍有改善。
我在旧金山订了前往远东的往返船票，有效期为六个月，是一艘西伯利亚战神号老船。然而，从我买船票时起，事情的发展就超出了我的预料。我最初的目的只是想作一次短期的出游，但结果是我在中国一直住到1940年10月中旬。到被日本人赶出来为止，我在中国待了整整十五年，而不是原计划的半年之后就返回美国。
在回过头来审视自己的时候，才发现，我遇到的很多事情，它的真实情况总是与最初看到时的景象有些差别，这种感觉在快到日本时就有了。在船上用晚餐时，通知下来了，说船在午夜时分会停靠在横滨港外，到凌晨时领航船才会过来。意外的是晚上九点时，我一下子看到了海岸的灯光，这让我格外兴奋。那巨大的半圆形的发光体慢慢地显现出来，在船的前方划出了一道弧线，像是一片呈弧形的港湾。我们终于来到了目的地，此时距离我们离开檀香山已经九天九夜。可振奋的心情随即被失望取代，那所谓的弧形港湾只是一支比较大的日本渔船队，我们的船闯入那些灯光中间，之后又迅速驶过。而横滨还很远，也不知道是在多少英里外的西边。
一直以来我都非常讨厌办公室的工作。二十一年来，我第二次做的看起来比较不可思议的行动，就是这次远东之行。在1905年离开斯坦福大学时，我三年级还没有读完。之后我在《发言人报》报社找了份实习记者的工作，这家报社位于华盛顿州斯波坎市，在这里每周只有十美元的薪水。这种工作薪水比较低，在美国西北地区，编辑或者是办公室人员的薪水却很高，他们从来不需要为生活担忧。到1912年，我已经做过不少编辑或管理方面的工作了，当时是在斯波坎市的另外一家名为《记事报》的报社。这些工作让我很难受，我无法触及自己喜欢的报道业务和写作。于是我炒了报社的鱿鱼，离开了斯波坎市，来到了英属哥伦比亚，这里有属于我的一块荒地，时间是在1912年。我到这里可不是要过来做牧马人的，而是非常享受地住进了一栋木屋。在巨大的木屋里，我渴望着能够通过写作来养活自己，写作的内容大多是一些小说和剧本。
对编辑和管理工作的第一次背叛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这让我觉得很遗憾，我只能又干起了老本行。1915年初的一天，檀香山的《星报》给我发来了电报，电报中说，他们愿意为我提供一份工作，我便来到了《星报》。刚开始，他们就让我担任城市版的编辑，这让我无比失望，可我也只得又干了一年的编辑工作。这一年中，我在干好办公室工作的同时，也在一直给美国东部的各家报社和通讯社投稿，想找一份能被派往远东的工作。可是投出去的稿件如石沉大海，毫无音讯。当然，这个结果也算正常，当时全世界人民的焦点，都集中在欧洲战争上。远东已经没有一点可供挖掘的新闻价值，它就像是一盘死棋，德国手中的青岛已经由日本人接收。
我在《星报》工作了差不多五十一周的时间，在这五十一周的时间里，我每天都在想如何才能离开檀香山，坐上西行的轮船，到达遥远的西方。可世事难料，我竟到了美国大陆，因为轮船在行驶过程中掉头向东，我又回来了。在博伊西我又干了四年的办公室工作，职位是《爱达荷政治家报》报社的总编辑。之后我还在洛杉矶的《洛杉矶时报》坐了五年的办公室。
在此后一年的时间，我一直待在好莱坞，这一年带来了无数的灾难，让我感到很痛苦。不过我那时的薪水很高，超过了之前任何一份工作的报酬。诺尔玛和康斯坦斯是《塔尔梅齐姐妹》中的人物，我当时的工作主要是为她们俩写剧本和字幕。当时，我工作的地方正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有位电影演员高尔德文是波兰人，他在电影中嘲笑英语，整出了很多笑话。但百分之八十的错误还是在那些电影业的一些老板身上，我们不能把所有的错误都归咎于高尔德文。
我当时已经对那个时代讨厌至极了，所以就有了我对办公室工作的第二次背叛，我最终决定前往中国。那时好莱坞电影业即将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有声电影的到来。因为当时环境的混乱，我的经济情况也很不稳定，所以决定给北美报业联盟下面的多家报社投稿，并和报业联盟签了协议。我把稿件通过邮局寄到报社，如果稿件被采用，每一栏给我五到二十美元的报酬。一些记者称这种报酬为“给奴隶的稿费”。
整个远东地区，包括中国，在1926年年初时没有什么大事发生，美国报纸和美国公民对这些地区的事情也没什么兴趣。美国记者在日本和中国的很少，即便是在上海，也只有一位全职的美国记者，这位记者来自合众社。在这些地区的多是兼职美英报社记者，写稿只是副业，他们不必经常投稿，只是偶尔寄几篇过去就行了，都是寄往纽约或者伦敦的报纸。他们平时几乎都不写，只是有来电时，才根据要求写一些。稿子少，报社给的报酬很低，他们领取的津贴也很少。他们主要的工作是为当地的英文报服务。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爆发了，在南方影响越来越大，在西方，这种运动一直不被重视，而在我看来，它应该具有十分重要的世界意义。我开始试着了解这场运动。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发现，这场运动并没有比较详细的报道，就连香港这么重要的城市也没有。我当时发现了一条重要的新闻，想把它投递出去，可和我有协议的北美报业不接受新闻电报，想来想去，我最终决定投给合众社。
合众社是一家新闻采写机构，它位于一栋没有电梯而且很脏的楼房四楼。房间的门框上挂着一块招牌，招牌上写着一个葡萄牙律师的名字。房间中有一位十六岁左右的男孩，男孩身上有着中葡两种血统。我向他询问，他告诉我这里就是合众社的办公室，他父亲是这儿的记者，可是已经病了六周，正在家休息。他不知道父亲大概什么时候能回到办公室，父亲的工作正处于停滞的状态。我获得男孩的允许后，查看了合众社的文件，我注意到文件中记录的最近一笔开支是在差不多七周前。
还在美国时，对于远东的这种状况我没有一点准备。我当时在乎的只是一些专题，这种报道能让我得到报酬，像国民运动这种新闻的报道者想得太少了，也没有想到登岸后看到每件事情的重要程度。
接着说，我们的船穿过有弧形灯光的日本渔船队后，终于在第二天凌晨来到了日本。由于几年前地震的原因，横滨的街头到处都是残垣断壁，恢复重建工作进行得很慢。我对日本的印象并不深刻。到了东京，我总算感到了些生机，和横滨相比，它虽然也是破旧不堪，但其中还有不少值得欣赏的景点。我在《洛杉矶时报》工作时的同事德梅尔·佩斯带着我参观了东京的很多地方，有寺庙、酒吧、漂亮的公园，还带我去了他家。在他家中，我看到了充满艺术气息的花园，形式优美、结构坚固的拱桥和做工精致的石头灯柱。只是时节不对，我没能看到樱花绽放。在参观东京的整个过程中，有同事陪伴，我没有和其他的日本人有过交流。
传说中的内陆海位于镰仓地区。镰仓地区，山清水碧，充满了丰富美丽的自然景色，是人们非常向往的户外圣地。这里不仅有很多寺院、神社和佛阁，还有让人感到轻松和安慰的绿色、潺潺流水。如果是一位旅游爱好者，来这里会感到很满足，可我是一名新闻工作者，从工作的角度出发，这里没有任何让我感兴趣的东西。这次旅程，我只是在以普通游客的身份欣赏。和他们一样，我只是觉得有代表性的建筑很优美，比如，神户北部的Tor酒店和高尔夫球场；美酒的风格很独特，如神户东方饭店的苏格兰威士忌；还有某个旅馆的房间环境很差等。
来到日本后，我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这里的居民大多把传统的房屋维护得很好，十分用心，其干净整洁的程度简直无人可及，可是说起对西式楼房的维护，他们就显得有点不知从何入手了，这个结论是有实例为证的。后来我见过很多日本人的建筑物，如领事馆、办公楼、酒店等，这些地方刚开始干净优美，一段时间之后，都会因为管理问题而变得肮脏不堪，破败凌乱。往往这些建筑一经投入使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它就会充满让人无法忍受的尿骚味。这种尿骚味就像是人吃了大量腌萝卜后排出气体的味道，吃一盘腌萝卜和一大盘芦荟的后果是不一样的，前者要严重得多。
未停靠横滨港时，日本渔船队给我的那种弧形港湾的错觉，在我第一次到中国时又出现了，这种感觉再次欺骗了我。离开日本登上船的第二天，天快黑时，船已经驶离了比较清澈的水域，海水渐显混浊。睡梦中忽然感觉机器的震动停止了，我一下子醒了过来。这时正是黎明时分，离开铺位，我迫不及待地向窗外望去，可结果却令人失望，第一眼看到的是混浊如泥浆般的海水；第二眼想看看想象中的新大陆，却看到了一个高高的广告牌上写着一行英语——是美国很有名的一种口香糖的名字，广告牌下面是肮脏的泥岸，很平坦。除了这些，我没有看到十分向往的亭榭楼阁，没有听到诗人笔下的寺庙钟声，更没有闻到岸上飘过来的诱人美味。这一切让我的兴致全没有了，我又懒懒地躺回铺位，渐渐睡去，再次醒来的时候，船已经在上海码头停稳系缆。
我在上海只待了一天，因为我的终点是南方。这时正好是春天，春雨滴滴答答地下了一整天，上海的闷热也跟着来了。我到过很多城市，上海是这些城市中最脏的。不仅如此，街头巷尾的景象，表现给人的那种贫穷，可以说惨不忍睹。下层社会如此，上层社会也没有因为金钱或地位这些东西而有所改变。理查饭店和汇中饭店属于上流社会的人经常出入的场合，可即便在这些地方泡酒吧时，也会让人觉得气氛很阴郁。这些都让人感觉很难受，如果当时有人跟我说，必须让我在上海连续待十一年，我肯定会崩溃的。
我当初来中国的目的是想撰写新闻和专题报道，可希望越来越渺茫。庆幸的是，当时日本的一位记者朋友帮我写了封介绍信，恰好在那时，我去探望了索克斯（《字林西报》编辑），并捎去了这封信。
索克斯对我说：“上海现在什么事都没有，你的新闻和专题报道都完成不了，你还是别待在这。北京那个地方就像是太平间，你也别去。我刚从广东回来，在那边待了六周，你最好还是去那边。不过，为了避免你对那有什么偏见，我先不跟你说那里的具体情况。你一定要去，我会帮你写封信给李才，告诉他你要去。你到了那就去找他，他是一名主编，就职于《广州英文日报》。”
来到上海，我游玩度假的一点兴致早被那阴雨绵绵的天气给磨灭了，闷热的天气让人难受极了。幸亏我当初订的船票是先到香港地区、马尼拉，然后再回到香港，反正也无法游玩，不如就按原计划行事。
到了菲律宾，才发现其实我这种想法真是大错特错了，因为这里的天气并不比上海好。不仅雨水比上海更多，很多时候雾气也更浓，闷热的程度也比上海更厉害。它的首都马尼拉，两天从未停止的热带暴雨真是让我长了不少见识，至于其他方面，就没有什么特点了，这里既没有什么优美的风景，也没有比较有趣的事物。
鉴于这种情况，按照原定计划，我又原路返回了香港。到达香港时正是上午，这里的天气让我对东方的幻想彻底破灭了，倾盆大雨哗哗直下，我的心情糟透了。我把行李放在了香港饭店，然后搭乘了一艘旧船前往广州，是佛山号的平底船。船逆流而上，带着鸣笛声突突地往前走着。朦朦胧胧的细雾笼罩着珠江。我们的船停在了离沙面岛不远的地方，这时夜幕已经降临。整个沙面岛都被黑暗包围着，这里就是广州的外国租界，在岛的后面却是一片红色的光，在夜晚看来格外明亮，那里正是广州的西关城区。英国和美国的军舰据说就停在离这里不远的江面上。我看到了那两艘小型军舰，军舰上的泛光灯亮着清冷的光。
这时是在夜晚，根据规定，晚上禁止上岸，我们还要在船上待到第二天天亮。我们正在考虑要如何打发这无聊时光，一个苏格兰人来到我身边，他高兴地邀请我去餐厅喝几杯，我心中大喜，遂一起往餐厅走去。
来到餐厅，我们随便找张桌子坐了下来，倒满了酒杯，就在我们举起酒杯说着祝酒词时，忽然听到一阵枪声从江面传来。紧接着，身后就传来了玻璃窗破碎的声音，再看那位苏格兰人时，那位老兄酒杯中的威士忌加苏打全被炸开了。鲜血从他的右手中涌出来，染红了下面的白色桌布，我们两个盯着他的手发呆。子弹打中了他的食指尖。
就在我拿起一块餐巾刚要帮他包扎伤口时，我们的船——佛山号陷入了一片漆黑。我看见外面的机枪开始扫射，枪手就在不远处的那艘英国军舰的甲板上，一枚枚曳光弹从雾蒙蒙的夜空中划过。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再也没有了初到中国时那种无聊的感觉，整整十五年中，我再也没尝过沉闷的滋味，十五年的中国生涯就此拉开了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