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了！”我说，“时光倒流，你还是一样，又有什么好后悔的呢？”
他先没说话，突然笑起来：“是啊！有什么好悔的呢？”
以前办公室有位女职员，长得很漂亮，但是命很不好。
“要是当年我爸爸不那么早死……”总听见她对同事说，“我也不会休学，不那么小就去做事，不会碰上那个混蛋，不会十九岁就拖个孩子，不会又被甩了，成这样。”
她很聪明，学得快，动作快，又有耐性。几个主管常私下讲：“她要不是高中都没毕业，真可以把她升上来。”
最近又遇到她跟几位老同事，我就请大家一起去喝杯咖啡。
算账的时候，我把账单抢过来。她在桌子另一头笑道：“连税二十三块，对不对？”
我吓一跳，说：“你真厉害！”
“我很聪明的。”她歪着头，“你不是早知道吗？”
“是啊！”我感慨地说，“你当年要不是父亲死得早，说不定今天当教授了。”
她没答话。别的同事却接过话：“她现在不谈以前了。”
“对！”她用咬着牙的表情说，“我儿子刚考上布朗士科学高中，你知道吗？有了他，我很满足。”想了想，又如一句：“如果重新来过，也不会有这个儿子，不是吗？”
看电视《真情指数》节目，主持人蔡康永访问知名作家柏杨。
“我只因为一行字，被关了九年二十六天。”柏杨回忆过去那段被迫害的日子，深沉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失去了生命、健康和人格权……”
“如果把那十年牢放在你面前，你是不是就不写了？”蔡康永问。
柏杨一笑：“不写不可能，这是命中注定的，个性造成的悲剧。”
前年暑假，搁下台北忙碌的工作，飞到安克拉治，与由纽约飞去的太太、儿子和女儿碰面，再一起游阿拉斯加。
不知是否在桃园机场吃坏了，从上飞机就开始胃痛，而且一路痛下去。
饭后特别厉害，天气愈冷愈糟，仿佛有把尖刀在胃里绞，怎么吃药都不管用。
夜里，躺下来就更痛了。疼得浑身冒冷汗，湿透了睡衣和床单。但我忍着，不吭气，听一双儿女的鼾声。
就这样，我躲在厚厚的羽毛衣里，陪着一家人，由安克拉治坐汽车、坐火车、坐船，游了一个又一个冰河，去了北美最高的麦金利山，再转往北极圈的费尔班克。
十几天的旅行结束，回纽约看医生，才知道是胆发炎。
“早不犯、晚不犯。”我对医生抱怨，“为什么难得一家人旅行的时候犯了。”
“很危险，当时要是破了，就麻烦了。”医生笑，“不过，你不是也玩下来了吗？”
“玩下来了。”我回家对妻子说，“一路痛苦地玩下来，为了补偿这次的遗憾，我改天要重走一次。”
转眼，两年过去了。常想到那次的“痛苦之旅”，常把当时拍的照片拿出来看。
每一次“快门”，记忆中似乎都是在疼痛中按下的，摄下了妻子儿女的笑。
妙的是，我居然没有漏过任何精彩的景色，即使在风雪中游冰河的那天，仍然站在甲板上拍下许多很好的画面。
我开始自问：我漏掉了什么？有什么遗憾？我只是少吃了几餐美食，少睡了几个大觉。其实什么壮阔的风景，我都没错过。
甚至可以说，因为在痛苦中，那冰河的冷、硬、蓝，变得更悲壮、更印象深刻。
也因为我忍着剧痛，作了牺牲，使我对家人，更多了一种特殊的爱。
想起有一次跟朋友打网球，正巧以前的教练经过，我就问他：“你觉得如何？”
“很烂。”他扮个鬼脸，“很多该接到的都没接到，很多该赢的没赢。”接着对我喊，“但是很精彩！”
“这是什么意思？”我追问。
“有些人的球打得好，两边在底线抽来抽去，好，但是不精彩。”他笑道，“你们两个虽然技术不好，却很拼，所以跑来跑去，很精彩。”
我常回味他的那句话——
打一场很烂却很精彩的球。
我也常回味那次的阿拉斯加之行，觉得那就是一次很烂却很精彩的旅游。
人生就像这么一场球、一次旅行。
我们可以遭遇很坏，命很苦，表现很差，该赢的都没赢。
但是，在那苦难中，我们也坚持到底，度过几十年的岁月。看着大时代的变迁，看着恋人的来去、子女的成长、世事的繁荣与萧条。
无论甜或苦，我们都走过来了。如果有悔，想想，再来一次，只怕还一样；如果有恨，想想，那恨的人与事，也将随着我们凋零。
我们确实可能打了一场很烂的人生球。
幸亏它很精彩。
回忆中一点儿也不比别人逊色。
而既有的已经有了，既失的已经失了。在我们阴错阳差中诞生的下一代，已经成行成荫了。
人生啊！就是如此，已经完满！
何必重新来过？
今天谁死了，明天的太阳还是会从东边出来。
如果我们真爱自己的所爱，难道会愿意把自己的心情加在他们的身上吗？
我便不再失落
学生
深夜，在纽约接到一位听障女孩子的信。
信上只是用签字笔写着寥寥几个大字：
老师，我没考上，心情很乱。
赶紧传真过去，教她一切要想得开。考不好，明年可以再试。而且有那么好的文采，好好写文章，将来一定可以成为名作家……接着，焦虑地盼她回信，也想打电话给女孩的母亲，问问“小女生”的情况。
对于一个到高三却突然失聪的孩子，这考试的失败，会是多大的打击。
我想到第一次，那母亲带着女儿来找我，眼睛里露出的忧伤，但我现在能跟她说些什么呢？
正犹豫，女孩子居然传真来了，语气有了一百八十度的改变：
老师，是我哥哥看榜看错了。我考上第一志愿了，我好高兴哦！
我也好高兴，立刻写了贺函传过去。
“嘟”的一声后，传真机开始动，我的眼前则浮现出一个快乐的面庞，亮亮的、笑笑的。
但是，我也知道，恐怕从现在开始，就不容易再接到她的信了。也可能起初还有一两封，然后就失去了音讯。
多年来，每到联考将近，总会接到许多小读者求援的电话，也有家长陪着，远远从中南部北上，来当面咨商的。
大学联考，好像北方深秋的天气，把一年来的心病都逼出来了。亲子的代沟、手足的摩擦、朋友的失和，甚至只是一点儿芝麻大的小事，都能成为小女生、小男生厌世的原因。
于是忙着回信、忙着约见。只是每次握握手、拍拍肩膀，随“他们”出门，虽然他们的笑容像是轻松多了，但是背影和脚步，还是那么沉重。
高考，毕竟横在眼前，要他们自己去面对啊！
而后，发榜了，有悲，有喜。悲的，又是一年通讯；喜的，便逐渐失去消息。
只在年节贺卡上知道，他们都参加了社团，有了亲密的朋友、出国的理想和许多已经实现的梦想。
他们都走远了，我还站在这儿。
我有一种失落的感觉。
母亲
九十岁的老母，最近问八岁的孙女：“你爱不爱奶奶，奶奶死了，你会不会想奶奶？会不会哭？”
每次听她这么问，心里就怪怪的。觉得老人家为什么要问这样的问题，又教小孩怎么答？
倒是有位朋友，对他老母有着相反的想法。
“我娘原来跟我弟弟在美国，总在电话里哭，说好想我。所以把她接来台北，跟我住。”朋友说，“可是，有一天我从办公室打电话回家问候她，她居然调头打麻将，匆匆忙忙挂了我的电话。”叹了口气，“那时候哭，非要我接她回来不可，现在却连三句话，都懒得跟我说，她怎不想想，我在办公室多忙，还打电话关心她？”
“你应该为她高兴啊！”我说，“她找到了牌搭子，不寂寞了，不再需要你。”
“但是，我有一种失落的感觉。”
女儿
从小学一年级起，女儿就天天写英文日记。当然，写的都是我知道的事，譬如宠物螳螂的生活、她的生日、全家的旅行和来访的朋友。
二年级时，她的中文进步了，就中英文混着写，遇上不会写的中文字，则用英文拼。我常在她写完之后，立刻看一遍，把那些她不会写的中文注在旁边。
这时的日记内容也进步了，不但写得较长，而且观察得较细，譬如家里的浴室施工，到了结账的日子，工人竟然得参考小丫头的日记，计算他们的“工时”。
但是，就在前两天，她跟妈妈去书店，带回一本新的日记本。
花花的封面，鲜艳得像一册日本少女漫画书。
“这是日记本吗？”我说，“不像。”
“当然像。”女儿一把抢过去，“我同学都用这种，上面有锁的。”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个小锁，还有两把小钥匙。我才注意到，那日记上果然伸出个金属环，显然是用来挂锁的。
“何必用锁呢？”我笑笑，“你又没什么秘密。”
小丫头居然一下子转过身去说：“我当然有秘密。”说着，便听见“喀”一声，把日记锁上了。
“她居然不让我看了！”晚上，望见女儿桌上鲜艳的日记本，我摸了摸上面的新锁，对妻子说，“不知道她的钥匙放在哪里了？”
“藏起来了。”妻子说。
“她居然不让我们看了！”我又说了一遍。
“她有她的秘密啊！”
“你难道没有一种失落的感觉吗？”
妻与子
坐夜里十一点的飞机回到台湾，一家人吃我行前最后的晚餐，偏偏电话猛响，全是附近邻居太太打来，找妻子的。
“今天晚上走。”
“今天晚上走。”
“今天晚上走。”
每通电话，她都这么答。
“什么事啊？”我忍不住问。
“还不都是要请我吃饭。”妻子笑笑，“你在家，她们知道我忙，又知道你早上起来晚、下午要写作，不敢打电话。知道你要走，前一个礼拜就开始约了。”
“看样子，我走了之后，你还是很忙。”
“是啊！带着一老一小，到处吃，有一次跟谁谁一家，开车开到长岛高速公路五十多出口，有个‘小冒险乐园’，女儿高兴死了。”
晚餐还没完，儿子先离桌了。砰砰地上楼，又砰砰地下楼，背着旅行袋，提着小电脑，说要先我一步，回波士顿了。
“怎没早说，我以为你要在家多待一阵。”
“儿子是特别回来送你的。”妻子说。
“可是有点儿急事，我得先走一步，祝爸爸一路顺风。”儿子就跳上车，走了。
两个小时之后，送我上机场的车子来了，一家人站在门口送行。
听见里面电话响，没去接。
女儿又哭了。
坐上车，不太敢回头，心想：还是儿子先走，场面比较轻松。
看家门已远，想必他们都进去了。我像是一只离群的大雁，在夜天飞向远方，有种好失落的感觉。
深夜，我在台北看报。读到余光中的文章《日不落家》，写他的四个女儿，分散在世界各地，各有所学、各有所成、各有所爱。
每次世界气象，都成为余教授伉俪最关心的事，关心孩子住的国度，是不是有了风雪。
黄昏，是一日最敏感最容易受伤的时辰，气象报告总是由近而远，终于播到北美与西欧，把我们的关爱带到高纬，向陌生又亲切的都市聚焦……
余教授形容孩子就像“一窝小白鼠”，过去四只小白鼠，加上两只“大白鼠”，叽叽喳喳，喧成一片，只是而今，“一窝小白鼠全散在四方，这样的盛宴久已不再。”
觉得眼角有点儿湿，拿起电话，拨到太平洋的另一边。
是妻子的声音，很匆忙的样子。
“我刚读到一篇余光中的好文章……”
“带回来给我看。”
“你在忙什么？”
“附近中国人办园游会，我们正要出门。”
“那就快走吧！”
挂上电话，想起那位朋友打电话给他老母的事，先有些失落，却跟着一想，有了种好轻松的感觉。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世界，今天谁死了，明天的太阳还是会从东边出来的。如果我们真爱自己的所爱，难道会愿意把自己的心情加在他们的身上吗？
孩子大了，有了他们的秘密、他们的世界；父母老了，有了他们的艰苦和苦中之乐。我们离家时，另外一半有他（她）所承受的重担和纾解压力的方式。
我想，如果有一天，我将离开这个世界。我宁愿听见病房外，孩子们商议如何去度假，也不希望见到他们忧戚的面容和呼天抢地的画面，使我“走”得难上加难。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想起钟镇涛的一首歌，我心想：
“我便不再失落……”
我觉得这世上最感人的，不见得是最美善的事，却是最真的。因为所有的美与善，都得建立在“真”上。
只有“真”才能落实生活，只有“真”才能反映人性与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