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亚琴出生于一九六五年，正是“公私合营”的锣鼓敲得震天响的时代。她似乎在娘胎里就听到这种锣鼓点子里有点皮笑肉不笑的尴尬腔调。稍明事理，她就懂得跟大人上街要在脖子上系一块红布头，因为她没有“少先队”的红领巾。
严格地说，她只读过四年书。闹“运动”时，她才是四年级学生。以后的学校生活，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读啥书呀！大家拆烂污”。
这位名义上的高中毕业生，做的数学习题，远不如她记账得益得多。要论加减乘除的心算，她完全可以赛过电子计算机。
这种功夫，归功于菜市。
小菜场，真是一所伟大的大学。没有开放自由贸易的时代，一律“国营”。那些卖肉的、卖鱼的、卖蔬菜的、卖豆制品的、卖葱姜大蒜的……老的面孔、新的面孔，男人的面孔、女人的面孔，都是社会的镜子，都是课堂的黑板。即使你不识字，也能从这一块块的黑板上大致不差地读懂无形的文章：有计划供应的经济学，有“阶级斗争”的政治学，有世态炎凉的小说，也有人情冷暖的诗。
在她独立担负买菜任务之前，也跟她母亲上过几次菜场。当然是在“运动”之前。那时，熟悉张家的人都堆起一脸笑纹，老远就招呼开：“张太太，今朝大排骨呒没闲话，侬称两斤吧，张先生喜欢吃洋葱烤猪排……”“张太太，我给你留两条鲳鱼呢，难得有这么大的，一条足足三斤……”“张太太，……刚刚从昆山运来的大闸蟹，地道阳澄湖的，价钱是辣一点，你们不在乎……”还有一个半老女人，毛手毛脚总是硬要摸摸亚琴光生生脸蛋：“好福气！张太太真会生。一男一女一枝花！……像娘，嘻……漂亮！……漂亮！”其实她听别人都说自己像爷，而爷，并不怎么漂亮。
之后，“运动”中再看那些叔叔阿姨和公公婆婆的脸时，他们的笑容没有了。笑容都转到曹司令之流的新贵那里去了。甚至话都不必变“……大排骨呒没闲话”呀、“……鲳鳊鱼给你留着”呀，只不过换个称呼而已。
那个摸过亚琴脸蛋的半老女人，不知从啥时候起换到菜场公共厕所，管起男男女女的拉屎撒尿来了。有一次，亚琴的小便急得要命，一头撞进厕所，被她一声大喝吓得她灵魂出窍：“喂！两分钱买一张草纸。”她结结巴巴回答：“我……我小便，我有纸……”“去！去！侬这种臭资产阶级！抽水马桶长蛆了？还想到这里来剥削！揩油！”姑娘硬是把一泡尿憋在膀胱里，胀得她想哭。她咬紧牙也舍不得二分钱——二分钱可以买一小把葱呢。
虽然张亚琴从来不爱文学，一部《红楼梦》看了几遍没有读满一半。可是她在菜市这所大学里领略了曹雪芹和巴尔扎克的不朽。
至于数学方面的知识，她更是突飞猛进。父亲每天交给她七毛五分钱菜金，她居然能安排出一荤一素加一只汤。她学会了排列组合和运筹学：买豆腐须赶早市。晚了，切剩下的豆腐连汤带水，少说会损失三分钱；买绿豆芽要赶晚市。风干了半天，豆芽成色虽然差点，但斤量上笃定有赚头。
从秤杆的高点低点上，她天然地懂得物理学中的杠杆原理；从咸鱼的味道和颜色上，她又摸着点氯化钠防腐杀菌的化学性能。
尤其是社会学。这一门至今尚未被许多高等学府重视的学科，却老早在小菜场里展示了它的深奥意义。它，是社会的缩影，又是各个阶层矛盾又统一的混合体。是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的浓缩，也是时局和社会心态的寒暑表。你想调查社会吗？到小菜场兜几圈便可获得具体而形象的素材。四点半起床，五点钟赶到菜市，匆匆忙忙，不挑不拣，老早排队又老晚才买到东西的主儿，八成是老老实实的机关公务人员；眼看别人开后门、夹塞、插横档，义愤填膺而只有叹气分儿的，肯定是学校教师或者技术员之类的“臭老九”；上大夜班的工人，要么早上八点半，要么下午四点半才光顾菜市；不慌不忙，闲情逸致，三五一伙，说长道短者，总是做阿姨和保姆者居多；也有难得露脸的头面人物，低头哈腰、面容憔悴，大都是下台不久、赋闲在家、而老婆孩子都划清界线、迫于民生大计才逼上菜市自食其力的“走资派”。这种时候，千万别主动招呼人家，他也生怕人家认出自己。至于同一人，忽然气宇轩昂，满面春风，必定又重新登了台。这时，你即使想躲开，他也会拉着你讲几句天气好坏之类的闲话，无非是当众告示某某又当上某某长了。啊！伟大的学校，认真地在里面钻研几年，足可领到一张无形文凭。这张文凭够你受用一辈子。
别责怪张亚琴之类的姑娘在学校里没正儿八经的读好书，那是动荡的社会把他们的年龄段扭曲了。
但是，有志者事竟成！亚琴在小菜场这所大学堂里，是出类拔萃的高才生。且不说她一手流利的字（尤其是阿拉伯字码）是记日用账练就出来的，就讲经济上的实惠也无法估量。她的全部信息来自这块神圣宝地。她每天的日程排得相当紧凑。如果现在翻开她当年记事记账的小笔记本，密密麻麻的文字、数字和符号，足能考证出一个时期内、上海市井小民们的生活习俗和人文心态。如果张亚琴想当画家，一定会画出一幅媲美《清明上河图》的画卷。可惜，我们只能在笔记本上看这样一些记载：
一九七×年，×月×日，淮益（9）。
这简直是天书。不要着急，好在多是过去的事了。张亚琴已无须保密。她会翻译给你听：“那天上午九点钟，淮海路益民百货商店有出口转内销的羊毛衫卖呀！……寿头码子，有什么不好懂的！”啊！天才！尤其是一来一去的两支箭头，出口又转内销，形象透顶，神来之笔！如果你再问下去：“你写明白点不行吗？”她又会笑你“寿头码子”，然后用老师讲课的声调告诉你：“人家晓得了都去排队，店铺轧塌了！这小道消息是小菜场里水产店的小伙计讲的。卖羊毛衫的和卖黄鱼带鱼的是连襟，我听出点苗头便紧盯不舍。寿头！教侬点小门槛。女的售货员喜欢和小伙子搭讪，男的嘛，小姑娘找他，嘴巴甜一点，眉眼花梢一点，十拿九稳。”
是的！张仲轩的女儿不愧为社会学的指导老师了，这十年菜场兜圈子兜出来的学问，也无异于“卧薪尝胆”。把她一泡尿憋得差一点胀破小肚子的那个看管公共厕所的老女人，她看一次恨一次。她最后一次亲临菜市是张家“光复”之后。她带着小娘姨，故意又上了次公共厕所。她把一只国外捎来的蛇皮皮包，朝老太婆面前一放：“换你两张草纸总够了吧！”也没看清老太婆的尴尬面孔，扭身进了马桶间。其实她毫无解手方便之意，只是需要一种报复的快感。她料定那个鬼老太婆盯着那只胀鼓鼓的漂亮皮包会手足无措。果然！她磨蹭半晌出来的时候，老太婆把皮包搂在怀里，像捧一尊纯金菩萨，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她一把夺了过来，故意抓起张草纸横擦竖擦，仿佛传染上了老太婆的“麻风病”。扔掉草纸，她一扬脸，吩咐小娘姨：“菊芳，给她两分钱！”扭过头扬长而去时，老太婆哆嗦着嘴，但终于没有敢讲：“现在不是两分，是两角。”
她感到报复的快感。
自然，她也记得被抄过家的事。她那时才十一岁。母亲怕吓着她，把她领到隔壁。她没有亲眼看见那三个北京小赤佬啥样子，但她的切肤之痛决不亚于父亲。她好几次问父母和阿哥，那三个“红卫兵”身材多高、年龄多大，大有非查个水落石出的架式。父亲和母亲都说不出子丑寅卯。爷说：“唉！我一个劲低头认罪，皮带的铜搭扣在头顶上咣咣响，我哪能讲得清！”娘说：“那辰光我吓得脚都软了，还顾上看人家啥样子！”至于阿哥，他压根儿忘记了。“是吗？……那晚上我做什么来着？好像老早困觉了。……好像……好像阿拉爷窸窸窣窣做啥事体，嘻嘻……”呸！这个大男人！
那台录音机，除了父亲，娘和哥哥早就不提，但张亚琴耿耿于怀。她常说：“没有那么便当！……即使一堆废铜烂铁，我也要他们赔……”“呔！找谁去赔……”阿哥哈哈大笑。之后摇头晃脑一番：“侬呀！神经！……”
张亚琴大有以张家天下为己任的气魄。
张仲轩常常夸宝贝女儿：“亏得阿琴。”
亏得阿琴的事确实不少。
她在小菜场里结交的三教九流，都能派上用场。“光复”张府，岂是靠一纸公文能解决一切的？上至市政府、统战部、工商联、政协，下至居委会、房管所、修建队，都是张亚琴一关一关打通的。从菜场潜移默化来的种种脸谱，把她调教成了一位出色演员。嬉笑怒骂，随心所欲。从大机关到小单位，对她来说，无非穿过一堂堂布景。她一板一眼地把账算得清清爽爽。一砖一瓦地把造反派糟蹋过的房子修葺得焕然一新而没有掏自己家里的钱——又凭什么要掏自己家的钱！
在资本家同道里，张仲轩又走前一步。
他第一个找还定息，第一个搬进原来的洋房。搬出又搬进，历史走马灯地转了一圈，光怪陆离得令人头昏目眩，连张仲轩和史韵都像大梦一场。当重新在宽大卧室的软绵绵的席梦思上醒来，重新对着红木梳妆台的大镜子梳理时，发现除了头发稀疏，他们又回到了路人拭目的位置。路过张公馆的老熟人，啧啧有声地说道：“瞧！有钱的总归是有钱。”
张仲轩过去最怕听人家说这句话。
张亚琴现在最爱听人家说这句话。
两代人的想法都很真实。父亲这一代，经历的是“我们必须破坏一个‘旧世界’”。金钱一度被视为万恶之源。女儿现在正经历“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新世界”。
嗨！“破坏旧世界”和“建设新世界”都是由着人嘴两张皮翻过来倒过去的。可不！现在连电视里都堂而皇之宣布“时间就是金钱”了。一大半芸芸众生最喜欢赶浪头，上海话讲“轧闹猛”。这闹猛里，谁有工夫分析一张钞票里所含的是过去剥削的时间还是现今劳动的时间！反正，谁都抢时间。张亚琴更不例外。她扮演着“重振大观园”的“贾探春”角色，要把“锦衣卫”抄捡过的张公馆提前建成“新世界”。她嫌张仲轩这个精明的爷过分谨慎。现在还套着“人民装”，装什么蒜！你再化妆，也是资本家。
精明的父亲其实一直储存着里子，精明的女儿又重新给张公馆套上了面子。而且是新面子。
虽然张仲轩在家里常讲“多亏阿琴”，在外人面前却不愿意开这口，这可能是面子的另一种——“生姜总是老的辣”！自从接到女儿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和电报之后，不得不承认：果真青出于蓝。
张亚琴的确想得比她爷多，比她爷远，比她爷“新潮”。
她有一位小时候的同学，照他们的话，也非推板人家出身。他现在居然当上了一家高级宾馆的车队调度。八十年代中叶，被称为高级的宾馆，决非现今有钱就能住的概念。它象征着权势。
能使张亚琴服帖的人实在不多。这位比她大四岁、年级却只高一级的刘之光，却使张亚琴刮目相待。她不仅服帖，甚至有点妒忌。
刘之光也是小开，上辈开百货商店。照张亚琴爷爷的话，叫做生意人。过去实业家看不大起生意人，但生意人的生意经比实业家的企业管理法在市井生活中实惠得多。刘之光这小子能老早混出点市面，全靠他在“运动”中结交了一位什么局的局长——一个肉头肉脑的好老头儿。张亚琴因此而十分遗憾自己错过了机会。在小菜场里，当时落难的这个长那个长还少吗？他们经常和她一淘轧在长长的队列里。那种时候，喊几声伯伯叔叔甚至阿爷阿公，能感动得老头儿们热泪盈眶。不花一个本钱，却是一种投资。等老头们熬过来之后便大有可为了。张亚琴有时讨厌父亲——就是他，每天派她上菜场之前，总要千叮万嘱，不要跟“走资派”轧在一淘：“看到他们躲远点。”——远一远，坐失多少良机！
刘之光就在张亚琴“远一点”的时候，套上了人家近乎。当时的几声“叔叔”，换来了现在的老丈人。他把局长大人的千金讨了过来。老丈人虽然已在去年离休，但离休之前已把女婿的锦绣前程垫了底。
亚琴常常到刘之光家走动。局长的千金，实在不敢恭维。她总喜欢穿红颜色，红的羊毛衫还勉强看得过去，而玫瑰红的女式呢短大衣实在又土又俗。她是北方人，管她是山东还是河北，吃起水饺来能吞一大盆。亏她！嚼起生大蒜就像吃花生米，自己不嫌，难道不怕人家闻她的一嘴腥臭？在上海滩上，一个女人一张口喷出一口大蒜味，即使七仙女下凡也吓人家一个跟斗。也亏刘之光，居然能和她头碰头、嘴对嘴地睡在一张床上！但反过来一想，这正是亚琴佩服之处。容忍点大蒜味算什么，比她在公共厕所憋一泡尿强多了，何况给这小子带来多大的实惠。
张亚琴胜过乃父一筹的地方便是她早早悟出一个“真理”：光有钱不牢靠，还得找个有权势的靠山。她一直想给哥哥也找一个那样的老婆。阿哥是能容忍大蒜味的，她从刘之光老婆身上看到了一种信息，你不嫌人家嘴臭，人家也不会计较什么“阶级成分”。这个喜欢大红大紫的女人，因为“运动”的关系，大部分时间都在北方农村生活过来。
怪哉！她尚未给阿哥物色到合适对象，自己却被人物色上了。
这缘分来源于宾馆的小汽车。
八十年代中叶，小轿车在中国大地，俨然是权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