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的命运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牵引，梦游般蒙蒙眬眬行走的。
1997年年初，我从北方的一座城市来到深圳。当时我已经在那个城市的市委机关核心部门有了非常好的职位，背景也相当不错，在别人看来前途光明，令人羡慕。可是我抛弃了这一切，来到深圳做了一名记者。此举在那座城市引起一次小小的震动，有人向市委抗议：“党培养多年的一个年轻干部，怎么允许他到深圳去？”
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背叛，在他们心中深圳是“资本主义”。不过我清楚，我的举动动摇了他们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识。
南下！一定要赶在香港回归之前到深圳，心情急迫。这项计划“蓄谋已久”，此前两年我分了150平方米的大房子，没做任何装修，只是刷了白墙，把旧家具搬了进去。那时候我就有了撤离的打算。
我不清楚我的血液里为什么燃烧着不安分的DNA。
也许是家族的遗传，我虽然生在一个小山村，但我们祖上总是产生两类个性鲜明的人：一类是文人，一类是土匪。
祖爷爷那一辈，村里就闹义和团、红灯照，我小的时候还能翻出家家户户保存下来的大刀、长矛和土枪。爷爷那一辈，大爷爷是东北有名的胡子，在关外就跟日本鬼子较劲，日本鬼子进关他也跟着回到家乡，继续打鬼子。当时山下驻扎着伪军三团，大爷爷经过都是大摇大摆，通报姓名，因为我大爷爷的枪法厉害，左右开弓，百发百中。大爷爷武功了得，日本鬼子第一次进我们村，就被他挥着大刀堵在胡同口。鬼子兵不多，上来两个比划了几下就被打倒了。但大爷爷没有杀死他们，让后面的汉奸告诉鬼子这是比武。被打倒的鬼子爬起来抱抱拳走了。抗战八年，我们那一带是沂蒙山抗日根据地的前沿，经常被日本鬼子扫荡，有的村子被烧过三次，寸草不留。但鬼子经过我们村，从村边走，就是不进村。一天晚上，一群鬼子伪军在村边的山崖下露营睡觉，被村里住着的八路军发现，他们悄悄攀上山崖，捆了几捆手榴弹要往下扔，被我的一个爷爷死死抱住：“你们扔下就跑了，村里正睡觉的几百口人怎么办？红了眼的鬼子能饶过他们？”八路军失去了一次杀鬼子的机会，我们村也躲过了一次被屠杀的劫难。此后，那个爷爷就成了全村的“爷”，逢年过节，家家户户都给他送礼，谁家孩儿生日满月娶媳妇，他都要坐上席。平时，不论他走到谁家，都要好酒好菜伺候。
四爷爷是那一辈的文人。他没念过书，但凭着自学成了远近闻名的中医，连山下城里的大户人家都要牵着骡子大马来请他去看病。可惜，他英年早逝。
我没有见过大爷爷，他后来定居黑龙江齐台河，在那里为人打马掌，开铁匠铺。后来我们家族有一个传统，弟兄两个的，有一个要下东北，加入齐台河那一支。我也没有见过四爷爷，但他死后留下的中药铺的药柜等家当一直保留着，那是我们家族的骄傲。
我爷爷是老三，最本分。老二也去了东北，失散多年，没听说过他的故事。
还有几个其他分支的爷爷我是见过的，都下过东北，说话骂骂咧咧，走路横着，一副泼皮样，偷鸡摸狗，名声不佳，连后辈们找媳妇都没人愿意嫁，只好逼着再下东北。父亲是独苗，没有下东北，在他那一辈是老大，一直到去世都照应家族的事。
我那些爷爷在外面惹了祸，都是我父亲出面摆平，在家族上下很有威信，可惜不识一个字。据说四爷爷和父亲年龄相差不多，关系最好。因此，父亲经常念叨的就是四爷爷。四爷爷死后留下的几个叔叔跟我父亲关系最好，最铁。
我弟兄两个，成年后就曾被东北的家族召唤。小时候，我手里不离棍子，走路经过的每块石头、每一棵树，都要被我敲一下。老辈人留下的大刀、长矛、土枪、土炮都是我的最爱。不过我读书还好，曾考过全县的第二名。高中毕业当了兵，遂了心愿，把手枪、半自动步枪、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火箭筒、八二无后坐力炮全都玩了一个遍，叫一兵多能。直到今天，夜里做梦，还常常搂着一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
当了四年兵，我突然坚决要求退伍，要回家考大学。那时高考已经恢复四年，当时读书时的课程也就相当于初中水平，高考需要的高中内容根本就没学过。于是我决定考文科，但数学是一定要考的。再说，也没有多少时间复习，我就买了一套福建的高考复习题，一道题一道题地做。从一月退伍到七月考试，我就把自己锁在屋子里做题，结果考上了师专。
我感谢命运。考数学的前天晚上，县城最好的四中给学生猜题，别的学生是不让进的，我就在外面偷看。有一道证明勾股定理题和一道解析几何题是我过去没有看过的，记忆深刻。第二天打开考卷，就有这两道题，解析几何题是最后一道题，最难，分数最高。我立即做了这两道题，就得了四十多分。结果最难对付的数学让我考出了最高分。入学以后，我的高考数学分是班里最高的。我成了我们那两个山区管理区第一个考上大专的人。
这样，家族的匪性和文气就搅混在了我一个人身上。
毕业以后，我先在一所城市中学当了半年老师，然后调到市委宣传部。当时是团市委和宣传部由我挑，我选了宣传部。这段时间里我任劳任怨，尊重领导，团结同志。我出自农村，没有任何背景，全凭工作业绩一步步提升，而写作又为我赢分不少，令我成为市委写作班子的一员。工作顺利，结婚生子，一切顺顺当当。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不安分的DNA又燃烧起来，让我毅然抛却即有的前程，南下深圳。
二
扯这些闲篇我是想说，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江湖情结、英雄本色，血液里流淌着野性、血性。在不同的社会和环境下，人的血性有不同的宣泄方式。战争年代，就当兵打仗；社会不安定时就上山当胡子，当绿林响马；“文化大革命”，就去造反闹革命。
如果是在旧社会，难保我不当胡子。山东人自古就把响马当英雄，把梁山泊一百单八将当好汉。
不过我们这个时代，英雄气概的宣泄有了文明的渠道，经商、创业、赚钱的人成了令人羡慕的社会精英。
商场就是人生的战场。人的勇气、胆魄、智慧、能力在商场上得到淋漓尽致地发挥释放，并得到证明。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为中国人找到了发挥聪明才智、创造人生的机会。
我曾在某报社广州办事处工作，除负责省里的政务报道外，还负责报纸发行等业务。我招聘了一百多名卖报员，写了培训教材，经常给他们作动员报告。发行员来自全国各地，有不少人来自湖北随州，那里出过不少开国将领。我就讲当年当红军是需要勇气的，要冒掉脑袋的风险，一上战场，枪林弹雨，生死考验，人的本能和智慧就逼出来了。战场最考验人，一些红军没念过一天书，在打仗中长了见识，再加上共产党的宣传教育、政治工作，让这些人树立了解放全中国的目标，有了革命觉悟，出生入死，留存下来的，都成了国家功臣。现在市场经济，也是一场战争，下海、经商、创业也需要勇气，也要甘冒风险，有成功，也会有失败。不过不下海，就永远没有成功。因此，不要埋怨我们出身贫贱，来自农村，又没有文化，相反，正是这些不利因素逼着我们走一条创业路，这是一条市场经济社会的人生之路。
不过，我最终没有走到经商之路上去。粗犷的外表下，我的文人情结占了上风，根本原因是衣食无忧，没有逼到那分儿上去。
不过，在中国做记者也是吃青春饭的，年龄大了就跑不动了，也失去了活力。
幸好我在被逼迫中实现了转型。2003年的一场索赔3000万元的媒体官司，把我逼到了财经书的作者行列。
2003年3月，我在《深圳商报》“商海风云”版刊出《传长虹在美遭巨额诈骗》一文，首次披露国内彩电巨头长虹在美国遭遇APE公司巨额诈骗的事件。
逼使该公司在年报中披露，截至2002年年底，长虹应收账款高达42.2亿元，其中被骗传闻中的APE欠款高达38.3亿元人民币，即4.6亿美元。到2003年年底，长虹公司的应收账款达49.85亿元人民币，其中美国APE公司的应收账款为44.46亿元。也正是APE公司的巨额欠款不能收回，致使长虹在2004年全年亏损36.81亿，每股收益-1.701元，创下中国股市有史以来上市公司亏损之最。
长虹的巨额应收账款被暴露在阳光下，我却被长虹公司推到被告席上，罪名是“纯属子虚乌有、捏造事实，以逻辑混乱的臆想引导出莫须有的结论”等等。
长虹公司的索赔额更是高达3000万元，创下国内媒体官司诉讼最高的索赔额。
长虹的官司经过报社的努力费时半年才以和解，但这件事激发了我对长虹的兴趣，悄悄搜集长虹的有关材料。2004年7月，倪润峰去职，我知道时机正在成熟。到9月底，大部分文字已经成稿。
2004年11月30日，国内另一家彩电企业——创维的老板黄宏生的香港事件触发了我写创维的念头。作为一个家电行业的财经记者，我对深圳本土企业多年的跟踪报道，积累了不少材料。经过半个多月的思考，确定了以危机处理为主线的写作思路，一个多月的时间，近30万字的初稿就脱手了。
2005年1月底，《博弈危机-创维18年实战案例剖析》和《长虹隐痛-巨额应收账款覆盖下的企业难题》两本书同时出版。2006年8月，出版《三九陷落》，2007年11月出版《郭台铭与富士康》，在企业史写作上一发而不可收。
现在想来，当时敢揭长虹黑幕，并不是鲁莽行为。我是明白社会规则的人，我的报道负面稿件基本没有，为什么这一次去戳一个“老虎屁股”？我的人生需要占领一块更高的阵地，长虹就成了突破口。并且我对代价和风险与价值都做了判断。这一次，我身上的匪气又暴露了一下子。
此后，国内刚刚兴起的企业书写作队伍里，就加入了一个新人。
三
在写作《郭台铭与富士康》的过程中，我就产生了为深圳企业家群体写一本书的念头。
在以往的报道策划中，我也产生过这样的想法，意识到深圳这座城市是一个创业之城，许许多多的创业者聚集到这里，在这里形成了浓厚的创业氛围。这是深圳不同于北京、上海的地方，也不同于邻近的广州。深圳的活力就在于这种创业精神。不过，在报道中没有找到合适的表达方式。
就是在这个时候，《春天的故事——深圳创业史》的写作框架在头脑中形成。
我先试着写出四章，传给蓝狮子的吴晓波和中信出版社让他们提意见。因为我是蓝狮子和中信出版社的签约作家，有作品必须先跟他们协商。意见很快反馈回来，认为构思不错，文笔生动，赶紧写作，并立即签了出版合同，国庆节前交稿，年底出书。
能够为深圳这座城市写创业史，是我没有想到的。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记者，但是，自从我来到这座城市，我的心就已经属于这座城市了。我刚到深圳时，上海宾馆还是城市的边缘，西边到南山只有零星的建筑。当时的深圳商报社周围一片荒坡，野草比人还高。一年一年，身边的建筑拔地而起，一天一个模样，连路边的树木都特别蓬勃，刚刚栽上，一眨眼的工夫就绿树成荫遮天蔽日。
两三年，空空的中心区就高楼林立，福田和南山连接起来。2000年之前，香蜜湖一带还十分荒凉，没有路，没有建筑，晚上没有路灯，一片漆黑。刚开发时，房价3000元一平方米还没有人买。一眨眼的工夫，这里就成了高档住宅区，房价过万了。
罗湖、福田、南山连成了片，城市就像潮水般向特区外一波波浸漫，漫过山后的龙华、布吉，瞬间就涨满宝安和龙岗。现在深圳已经没有了特区内外的分别，连房价都相差无几。
一千多万人的城市，就像夏天雨后的庄稼地一样膨胀得满满当当。
是什么魔力让深圳一夜间拔地而起？全世界的人都迷惑不解。
南下深圳的人，大多抱着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气概。最初的时候，到深圳就要割断与原单位的所有关系，成为“盲流”，没了工作，没了户口，没了粮食供应，就是一个“黑人”。因此，到深圳得有点儿勇气，离婚的、“犯罪”的、有“经济问题”的、和单位领导闹僵混不下去的、“神经不太正常”的，在原来的地方没法混了，就跑到深圳来了。深圳当年的条件恶劣，连惠州往深圳派的干部都不愿来。
广州那些大城市的人被派到深圳，就相当于下乡改造，没几天就闹腾着回去了。
在深圳待住得有能力、凭本事，没能力的不敢闯深圳。不但要能吃苦，还要会动脑子，这里做事的方法跟内地不一样，可以发挥创造。深圳是个大工地，百业待兴，机会多多，脑袋灵光，就能赚到钱。
深圳生活成本低，没地方住了，睡在草地上，也不会太冷。季节变化不大，连衣服都省了许多，一身衣服几乎可以穿四季。
深圳讲究“时间就是金钱”，大家都在忙碌，走路都在小跑，没有人听你聊天排解小情绪，即使是再好的朋友、老乡，没有事情，也不会陪你扯闲篇。但是，如果有事可做，即使是陌路人，大家也能立即坐下来攀谈。很多时间，大家就是寻找能共同做事的志同道合的人。大家组织参加各种聚会，实行AA制，吃一顿饭，饭钱按人分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