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具特色的文化小区
第一节 历史概述
胶东半岛的历史，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因为“无证可考”，所以只能“暂付阙如”。
第一，有考古根据的当属7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白石村文化遗址。
这是胶东地区最早的文化遗址，说明这里的人类活动并不比中原晚。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的蚌壳、螺壳和鱼骨的堆积，说明中国的史前文化不仅仅是以农耕为主的黄土文化，而且也包含以捕捞、采集为特点的海洋文化。考古证明，烟台是风格独具的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第二，距今5000～6000年左右，烟台的新石器文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贝丘文化大繁荣。
福山邱家庄文化和长岛北庄文化被誉为“东方历史的奇观”。类似这样的称为贝丘遗址的远古文化，现在可称遍地开花。主要分布在离海不远的丘岗高地，如烟台白石村、牟平蛤堆顶、福山邱家庄、蓬莱南王绪和大仲家、海阳翁家埠、莱阳泉水头、威海义和、荣成河口和北兰格等遗址，甚至远离大陆的庙岛群岛也有发现，形成了半岛南北两岸遥相呼应的“带状分布”。
考古发掘证明，贝丘人的生活，特别是生产工具已经多样化，深海鱼类已经进入贝丘人的食物链，说明最早进行海洋探索的贝丘人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海洋意识。
第三，大约4000年前，烟台地区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即以蓬莱紫荆山上层和栖霞杨家圈二期为代表的龙山文化。
胶东半岛贝丘遗址分布地图
这时，原始农业在经济生活中已经占有了相当重要的地位。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稻种的发现，是现在已知稻作文化圈的最北限。著名考古专家严文明先生提出了“北路接力棒说”，认为日本和朝鲜的稻作文化是从山东半岛经辽宁半岛传过去的，已经被大连大嘴子遗址和朝鲜北垠附近的遗址部分地得到了证实，说明胶东半岛的原始农业，特别是水稻栽培，对中国北方乃至朝鲜、日本都起了示范和推动作用。
胶东无疑是麦作文化的发祥地。许多历史学家干脆把胶东莱文化时期称作中国“麦文化”的起源和传播时期，有的专家甚至把胶东莱文化直接称为“麦文化”。中国古代作物，北方以粟为主，南方以稻为主，显然中原一带不是麦文化的起源地，从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物考证：冬小麦最早的种植地在东方的莱夷之地。商末的黎方可能是夏末商初西渐的莱夷的后裔。现在海南岛的黎族和古代的莱夷人有着祖承关系，是古代莱夷人南下把“麦文化”带到了南方。可见这时极为发达的胶东农业文化有着多么巨大的影响。
这时，中国的社会发展已经结束了原始社会，进入了奴隶社会，开始了夏、商、周三代的王朝统治。其中，殷商与胶东关系十分密切，在近4000年后，福山的王懿荣发现了甲骨文。
约公元前21世纪，中国产生了第一个国家政权——夏王朝。夏之后是商王朝。商的国势强大，空前繁荣，《诗经·商颂·玄鸟》中说，商“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来假祁祁”。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商的国土千里之广，广大的国土上到处都有民居住，商的疆域达于四海，四海中的人都来赞美商王朝，人数众多熙熙攘攘，车水马龙。”商王朝的强盛和一统，推动了不同区域间的文化交流，如百川归海，文化在商代出现了空前的融合。商人在文化上比较开放，肯于接纳其他类型的文化，有利于文化的融和。商王朝非常重视宗教与巫术，也就十分重视宗教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礼器——青铜器的铸造。青铜器作为沟通天地的礼器，本身就有宗教的意义，青铜器上的纹饰则有更浓郁的宗教色彩，即各种象征性的纹饰。
第二节 引人注目的鸟崇拜
我们的先民从猿转化为人类时，面对的是十分艰苦的自然环境。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和知识的落后，原始人类一方面要竭尽全力，从自然界中获取赖以生存的食物和其他资源，一方面又对强大和神秘的自然界产生崇拜和敬畏，这样便逐渐产生了原始的宗教和巫术。原始宗教认为自然万物都是有灵的，而且冥冥之中，还有主宰自然界的“神”。这个（或多个）神掌握着宇宙间的一切权力，可以福佑人类，也可以惩罚人类。但人类可以通过巫与神相通，求得神的庇护和帮助。
在原始宗教中，对动物的崇拜是主要内容之一。人类最初的经济活动是狩猎，因而动物是人类在自然界中最感兴趣的对象。原始人要靠捕捉到动物果腹，还要躲避那些对自己生命构成威胁的凶猛动物的袭击。在这个过程中，原始人对某些动物的体态，如鳄、鲵、蛇、鸟及某些昆虫等，以及这些动物奇异的能力，如可以翱翔于天空、潜游于水底，可以无足而行，可以蛰伏而居等，产生了崇拜和幻想。
胶东半岛的鸟崇拜很可能是自然淘汰的结果。因为地质变迁，海水几次侵蚀，使得这里的凶猛动物几乎绝迹；而且，作为普及的食物也丧失了神秘性，这样，具有羽翼的鸟类就成了崇拜的对象。
胶东大地的先民对鸟类之崇拜几近痴迷。鸟崇拜的习俗不仅深深地烙印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而且还贯穿在物质生活的各个方面。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典型器物陶鬹，即以其独特而类鸟的造型而为世人瞩目。
鸟崇拜在一件器物上表现得如此唯美灵动。率意天成，恐非陶鬹莫属。
胶东地区的陶鬹最早见于蓬莱紫荆山遗址，这里出土了鬹的把手及口沿残片，未见完整器物。随后福山邱家庄、栖霞杨家圈等地陆续发现了陶鬹的身影。最令人欣喜的还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长岛北庄遗址的发掘，使得大量的陶鬹展现于世人的面前，它的形象犹如拨云见日般豁然清晰起来：多为喇叭形口，无流，长颈，扁圆腹，器身多饰一周附加堆纹，半环形把手，三圆锥形实足。龙山文化是陶鬹发展的鼎盛期，袋足是此时鬹的典型特征，有橄榄型、地瓜型和羊乳型等各具特色的袋足，在栖霞的杨家圈、蓬莱的刘家沟等遗址都发现了袋足鬹的踪迹。发现于胶东的众多大汶口——龙山文化遗址为我们遗留下大量的形体各异的陶鬹，或抽象、或写实，皆为仿鸟之造型。
龙山文化陶鬹
北庄遗址夹砂红褐陶鬹
第三节 小区特征
在文化形态学中存在着一种“抢眼”的现象，就是无可争议地存在着“文化小区”。所谓的“文化小区”是指某一个地域的文化既跟整体的文化紧密联系，又具有自己某些独特的特征，不仅影响着当时的种种文化现象，而且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传承，沿着它形成的基因发展。历史上的胶东文化就不但是大一统的中华文化甚至是齐鲁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是独成系统的区域文化，它的某些特色不仅构成了当时以及后来的地域文化品牌，而且影响着今日文化乃至社会的发展。
所以这样说，至少有两点历史依据：
第一，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大汶口文化与胶东的龙山文化比较，“烟台地区的史前文化与山东腹地的大汶口文化比较，粗看十分相似，细看刚明显不同。它有着自己的源头和发展序列，白成体系，独具特色。（《烟台历史文化丛书·沧海千年》泰山出版社，2007.5第1版13页）
第二，充分发育的东夷文化以及后来的莱文化，导致它与一般意义上的“齐鲁文化”大相异趣。
齐鲁文化是先秦时期齐国和鲁国的文化，胶东文化却是早在齐鲁文化诞生前的史前时期就存在，以东夷文化为主导，在融入齐鲁文化的过程中，更多地保留了“齐文化”“重民务实”的特色。
基于上述两点史实，考察胶东半岛的史前文化，就会发现两个独有的特色，成为后来文化发展的基因。
一、古航道——东方丝绸之路的发端
开放性突破了“帝王文化”（龙文化）的封闭性。
胶东半岛三面环海，它的许多港口成为“东方丝绸之路”的起点。
1984年在胶东半岛最东端的荣成龙须岛的毛子沟挖掘出国内年代最早的独木舟。作最谨慎的估计，这一独木舟的年代也不会晚于商周时期，即当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这一重大发现证明了胶东的先民远在4000年前就萌生了征服海洋的意识，而且付诸于行动。浩瀚的大海在他们眼里不再是令人畏惧的神秘力量，甚至不再是让人亲切的食物宝库，而是可以凌驾其上远征他方开辟新的领域的通道，大海可以借助于某种工具（例如独木舟）进行征服。这条独木舟，实在是胶东人海洋意识的里程碑。
中国的航海博物馆当然要充分挖掘中国人海洋思维的发展史，然而，最早的源头不是在海洋大市上海、青岛，而是在不起眼的胶东登州，不光登州，古老登州所属文登、荣成，乃至龙口、莱州，都有痕迹可寻觅。
所谓“东方丝绸之路”，是相对于西方和南方丝绸之路而言的。出甘肃，沿河西走廊走张骞通西域到中亚乃至欧洲的一条路，被称之为陆上的丝绸之路；由泉州、广州等南方港口出发，由海上把丝绸、瓷器运往东南亚、阿拉伯的则是南方丝绸之路。这两条道路的贸易往来带有更多的国家色彩，更多的是外交需要。而从胶东半岛的登州（今蓬莱市）古港出发，由庙岛群岛到鸭绿江口，再沿着朝鲜的西海岸，走对马海峡，到日本。这一条航道的主要货物也是丝绸，这是因为胶东很早就是柞蚕之乡。先民的航海技术有限，在茫茫大海中，他们必须依靠海岛，或者陆地上的山脉作为参照物才能找到方向。所以，这条古航道不仅距离短，而且很安全。近代考古在辽东半岛、朝鲜、日本的许多出土文物与胶东类似，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条古航道的存在。
这条古航道不仅是东方丝绸之路的雏形，而且在文化上的意义也非常重大。
大家知道，帝王文化（包括所有的官场文化）都是极端封闭的，保守、僵化、一成不变，君权神授，祖宗神圣，反对任何改革，更甭说汲取海外文化的积极因素了。
胶东的史前文化确实是开拓性的，积极与他处交流的。这对“帝王文化”无疑是一个突破。
二、夹缝中茁壮成长的“齐文化”
西周实行分封制度，把周公旦封在曲阜，因要留其在京辅政，派长子伯禽代其就国，成为鲁国第一任国君，从而形成了鲁国文化。又把伐商的首席功臣姜太公吕尚封在临淄，成为齐国第一任国君，后来形成了齐文化。
这个齐国可不得了，齐桓公的时候任命管仲为相，重视富民，充分利用近海的“渔盐之利”，后来成为“春秋五霸”的第—个霸主。
《管子·权修》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取之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之民无度，用之无止，国虽大必危。”
在这之前，胶东还有一个十分强大的莱国，首都即在今龙口的归城。莱国也推行与齐相似的政策，使得它的纺织业、制铜业都非常发达，不仅经济富庶，而且文化发达。
在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鲁文化曾一度上升为大一统背景下的官方统治文化，但由于历史和地缘的原因，齐文化中具有的革新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等功利性文化因素更适应胶东地区，因而齐文化比鲁文化在胶东更容易得到生存和传承。
齐文化的开放与包容可以“稷下之学”为代表，当时齐王在临淄设“稷下学宫”，养四方来士，学术完全自由，提倡各抒己见，自由争论，是后来诸子百家争鸣的先声。这种风气造就了齐国多“士”，有自由知识分子的传统，尽管为官场所不容，但“士”却不丧志，不辱身，傲骨恒存。胶东的真正知识分子有“稷下遗风”。这是“鸟文化”自由飞翔的秉眭，在龙文化看来是不循规蹈矩的。
公元前567年，齐灭莱之前的300年，史称“莱文化”。莱文化明显地具有齐文化的特点，但却受到了“黄土文化”（龙文化）的挤压，齐文化的众多特点更多地表现在民俗当中。黄县是莱国故地，这里的民俗尚利，是当之无愧的“鲁商首邑”，清代有一个丁百万，家富可敌国，当铺的收入可抵嘉庆国库的一半有余。所以，研究“鲁商”是绕不过黄县——莱文化发祥地的。跟“徽商”比较，这里跟官场（龙文化）保持着很大的距离，没有胡雪岩那样的“红顶商人”；跟“晋商”比较，他们的民众意识更强烈、更深厚、更普及。这都来源于莱文化的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