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曰：“鹿车，窄小载容一鹿也。 ”陆游的诗《送子坦赴盐官县市征》中也提到了“鹿车”：“游山尚有平生意，试为闲寻一鹿车。”这种说法认为，诸葛亮的“木牛流马”是在鹿车的基础上改进的，和后来的独轮车没有太大的差别。
从考古发现来看，在四川的渠县出土有蒲家湾东汉无名阙背面的独轮小车浮雕，还有燕家村东汉沈府君阙背面的独轮小车，大致再现了“木牛流马”的模样。
这两种独轮车都很独特，其车形似牛似马，具有独特的运输功能。木牛有前辕，行进时人或畜在前面拉，人在后面推。而流马没有前辕，行进时不用拉，仅靠人推。三国时蜀汉偏处西南一隅，马匹有限，并且多被用于骑兵作战。运粮运草主要靠人力，这样，木牛流马便应运而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宋代典籍《事物纪原》卷八也认为：“木牛即今小车之有前辕者；流马即今独推者是，而民间谓之江州车子。 ”《事物纪原》是宋代高承编撰的一部书，专记事物原始之属。凡 10卷，共记 1765事。此书“自博弈嬉戏之微，鱼虫飞走之类，无不考其所自来”，作者的考证功夫很深，所持之说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但是，也有人认为独轮车的机械原理十分简单，无须大书特书，诸葛亮的本领也不至于如此平庸。
还有人认为，木牛、流马是新款的自动机械。《南齐书》、《太平御览》，还有现在的《辞源》认为，三国之时，运用齿轮原理制作机械，已屡见不鲜，包括东汉毕岚所做的翻车，三国韩暨所做的水排，魏国马钧所做的指南车。《南史》说：祖冲之“以诸葛亮有木牛流马，乃造一器，不因风水，施机自运，不劳人力”。意思指祖冲之在木牛流马的基础上，造出更胜一筹的自动机械。以此推论，三国时期利用齿轮制作机械已属常见，后世所推崇的木牛流马，很有可能是令祖冲之感兴趣的、运用齿轮原理制作的自动机械，否则祖冲之不会有兴趣拿它来做参考和对比。
从科学角度来看，“木牛流马”如果真的像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可以不吃不喝还能走，这显然是不符合现代科学上的能量守恒定律的。因为如果“木牛流马”要行走，必定会消耗能量，当时并没什么石油、天然气之类的能源物质，它又不吃不喝，它从哪里得到能量？这是值得考虑的问题。如果要造出像小说里描述的那种木牛流马来，就必须抛弃现代的“能量守恒”定律，必定是一个令世界瞩目的事迹。历史上有无数个谜团需要我们去解决，这可能只是一个虚构的物品，但是在谜团未揭开之前，谁也不能否认它的存在。
诸葛亮有没有写过《后出师表》？
《出师表》分为《前出师表》和《后出师表》两篇，是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两次北伐（227年与 228年）曹魏前，上呈给后主刘禅的奏章。《前出师表》作于建兴五年（227年），收录于《三国志》卷三十五，文章情意真切，感人肺腑，表明诸葛亮北伐的决心。他在表中告诫后主要“亲贤臣、远小人”，多听取别人的意见，为兴复汉室而努力。
《后出师表》作于建兴六年（228年），说是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失利，引咎责躬，厉兵讲武，当孙权破曹休，魏兵东下、关中虚弱之时，他上此表请求再次伐魏。
因为他第一次北伐时有一篇《出师表》，因此这一次的被称为《后出师表》。诸葛亮在文中表示为了国家，决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深刻地表现了诸葛亮对国家的耿耿忠心。其中有“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经常被后人引用。南宋谢枋得《文章轨范》引用安子顺之说：“读《出师表》不哭者不忠，读《陈情表》不哭者不孝，读《祭十二郎文》不哭者不慈。”
《后出师表》记载于《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东晋的习凿齿的《汉晋春秋》。
但南朝裴松之注《三国志》引这篇《表》时却注明：“此表，《亮集》所无，出张俨《默记》。”他持论谨慎，不言其非，也不言其是，不过，他客观记述的情况，却能启发人们去怀疑《后表》的真伪。所以，清人钱大昭在《三国志辨疑》中就怀疑《后表》是后人伪撰的，他认为，习凿齿把它收进《汉晋春秋》欠考虑，陈寿《三国志》不载此文“极有卓见”。
当然也有人认为《后出师表》应是诸葛亮所写。因为张俨与诸葛亮同时稍后，对诸葛亮的生平事迹很熟悉，如果《后出师表》为人伪撰，张俨不会不加辨别就把它收进《默记》。至于陈寿，因为不敢犯司马氏之讳，所以不敢把骂他们为魏贼的《后出师表》收入《三国志》本文。但较多的人还是认为《后出师表》不是出自诸葛亮之手，理由如下：
一、《后出师表》与《前出师表》的立意完全不同。《前出师表》表示了诸葛亮对北伐必胜的信心：“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又说，“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 ”《后出师表》却语气沮丧：“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
虽然此时已有街亭一败，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的诸葛亮怎会雄心全挫呢？而且，如果是诸葛亮自己所写，此文应该畅所欲言，没有必要故意贬低自己。
诸葛亮一向有胆略，有抱负，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毅力。未出茅庐，他就自比管仲、乐毅，刘备请他出山时，正是刘备势单力孤，处境最困难的时候，他却在这时为刘备描绘出了据荆州、取益州，以成帝业的宏伟蓝图。就在上《后出师表》的前一年，他上《前出师表》，先主崩殂，益州疲弊，正值危急存亡之秋，但他仍相信，只要后主亲贤臣，远小人，“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而他率军北伐，也有决心“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但不到一年，在《后出师表》中，这一切全不见了，消沉、沮丧，列举的六条，都是对北伐缺乏信心。“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北伐全然是无可奈何的。“凡
事如是，难可逆见”，只有尽力而为，“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
看不到胜利的希望，对前途悲观渺茫。这不是《前出师表》中那个诸葛亮的精神状态。
二、《后出师表》所说的很多事情与史实不合。比如，它列数曹操的几次失利，如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祈连、僵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除南阳、乌巢、潼关几次遇险史书有记载，另几次都没有确切依据。又比如，《后表》说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连年不征不战，坐使孙策据有江东，这和史书记载的情形也不合。
这或者可以解释为史书缺载或误载，或诸葛亮误记，但有一件事却不可能误记，即赵云之死。赵云是建兴七年（229年）死的，他在第一次北伐中虽然失利，但未大败，更不至于丧生，他还被贬为镇军将军，这是退军以后的事。这是《三国志·赵云传》和注引《云别传》明确记载的。但上于建兴六年（228年）十一月的《后表》却说赵云和另外 70多名战将都已经死了。这个明显的漏洞很难做出合理的解释。
三、《后出师表》的行文不像出自诸葛亮之手。《前出师表》是上给后主的，诸葛亮受刘备临终之重托，因此，他对后主一向是恭谨的，虽时时苦心劝谏，但措辞总是诚恳委婉。不像这篇《后表》，开头就直说后主无能，当面指问：“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长计取胜，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这不是臣下对君主的口气，更不像诸葛亮说的话。
因此，有人认为《前出师表》是忠臣志士无意为文，故风格至为高迈。《后出师表》是作伪者有意为文，因而辞意不免庸陋，如“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四句，均一句四字，两句对偶，意思完全雷同，《前出师表》就没有这样的句子。清代学者黄式之就说：“《前表》悲壮，《后表》衰飒；《前表》意周而辞简，《后表》意窘而辞繁。”
既然认为《后出师表》非诸葛亮自作，那么，伪造者又是谁呢？由于《后出师表》出于张俨的《默记》，因此，一些学者就肯定它是张俨所作。但有人指出张俨对于诸葛亮的将才是评价很高的，对北伐也抱有乐观态度，认为假使诸葛亮寿命长一些，北伐是可以取得胜利的——这与《后出师表》悲观失望的态度全然不同，因此，伪作者不可能是张俨。
无论《后出师表》的作者是谁，其中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句话都准确地概括了诸葛亮一生的精神品质。《后出师表》的全部价值也就在此。罗贯中把《后出师表》写入《三国演义》，大约也是看准了这一点，他抓住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塑造了一个光彩夺目，为世代人们景仰的艺术典型。诸葛亮也成为了后世所敬仰的忠义与智慧的象征。
神医华佗死于自己比曹操有才吗？
华佗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医学家之一。他行医四方，足迹与声誉遍及安徽、江苏、山东、河南等省。曹操闻听华佗医术精湛，征召他到许昌为自己看病。曹操常犯头风眩晕病，经华佗针刺治疗有所好转。《三国志》对此的记载是：“佗针鬲，随手而差。”后来，随着政务和军务的日益繁忙，曹操的“头风”病加重了，于是，他想让华佗专门为他治疗“头风”病，做自己的侍医。但是华佗却不愿意，他借口妻子有病，告假回家，不再到曹操那里去了。曹操非常愤怒，派人到华佗家里去调查。曹操对派去的人说：如果华佗的妻子果真有病，就送给他小豆四十斛；要是没有病，就把他逮捕来治罪。
传说华佗被逮捕送到曹操那里以后，曹操仍旧请他治病。他给曹操诊断了以后，对曹操说：“此近难济，恒事攻治，可延岁月。”意思是说，你的病在短期内很难彻底治好，即使长期治疗，也只能苟延岁月。而要全部治好，使之不再重犯则需要先饮“麻沸散”，麻痹脑部，然后用利斧砍开脑袋，取出“风涎”，这样才可能去掉病根。多疑的曹操以为华佗是要借机杀他为关羽报仇，于是命令将华佗杀害。
但是，华佗之死责任果真全在曹操吗？华佗真的没有任何过失吗？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和“学而优则仕”是众多读书人的信条。华佗所生活的东汉末期，学儒读经成为社会风尚，而医药医术虽为上至帝王、下至百姓所需，但却为士大夫所轻视，医生的社会地位不高。据《三国志·方技传》记载，华佗“然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他在行医的过程中，深深地感到医生地位的低下。由于他的医术高明，前来请他看病的高官权贵越来越多，他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在这些高官权贵的眼中，华佗即使医术再高明，也只是一个医生而已，在同他们的接触过程中，华佗的失落感更加强烈，性格也变得乖戾了，难以与人相处，因此，范晔在《后汉书·方术列传》中毫不客气地说他“为人性恶，难得意”。在懊悔和自责的同时，他在等待入仕为官的机遇的再度降临。
恰恰在此时，曹操得知了医术高明的华佗，而华佗也仿佛看到了走入宦途的机会。华佗正是想利用为曹操治病的机会，以医术为手段，要挟曹操给他官爵。“头风”病确实比较顽固，在古代的医疗条件下，想要彻底治愈确实很困难，华佗虽为神医，也未必有治愈的良策。但若说即使“恒事攻治”，也只能苟延岁月，死期将近，就未免危言耸听了，很明显有要挟的成分在内。
但是，曹操毕竟不是一般的人物，他识破了华佗的用心。他后来说，“佗能愈此。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意思是说，华佗能治好这病，他为我治病，想借此抬高自己的身价。曹操对华佗的“要挟”很不满，他并没有满足华佗的要求。
于是，华佗便以家中有事为借口，请假回家。到家后华佗又托词妻子有病，一直不回，对曹操再度进行要挟。曹操大怒，将华佗拘捕。为了治病，曹操再度容忍华佗，没有将他处死。但是华佗却提出了用利斧砍开脑袋，取出“风涎”，去掉“病根”的治疗方法。多疑的曹操再也不能容忍，将华佗杀害。
那么，假如曹操真的同意用此方法疗病，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首先，动手术克服不了感染的问题。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华佗所使用的器械“利斧”根本不可能做到无菌，在有菌的条件下进行头部的手术，曹操在手术后肯定会发生颅内感染，由于当时没有有效的广谱抗生素，仅仅一个感染就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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