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所创办的商务，也没有哪一个真正取得较为可观的成效，没有其他的原因，唯独就可以归之于“官督商办”这个词语，正是由于官督商办的方式而受到了拖累。中国人最擅长于做生意，这仿佛是上天所赋予的才能。假使国家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制定商法，开辟市场，保护商人的权利，自然会使得土地上的资源不会被浪费，人的才能也不会被浪费，国家的富强也就指日可待。现在每当要开发一个商业项目，动不动就要请示批准，并要派大臣监督办理，即使所派的大臣非常适合，也会因官员越俎代庖而出现适得其反的情况，难以有很好成效。更何况派去的这些官员大都是些奸猾、迂腐之人，把督办视为一条发财的门路，狐假虎威、掌控着局势，这样一来，那些已经入股的人怎能不寒心呢？那些准备想要入股的人又怎能不驻足观望呢？因此，中国的商务之所以不能兴起，可以说很大程度上都是李鸿章推行的官督商办政策所致。
我可以用一句话来下一个结论：李鸿章实在是一个不懂国家事务的人。他不知道国家是什么东西，不知道国家与政府之间有什么关系，不知道政府与人民各自有什么样的权力范围，不知道当大臣应尽的责任。他对于西方国家之所以强盛的原因，并没有清晰的认识，认为我中华帝国的政治、教育、传统和风俗，没有一样不优越于其他国家，所比不上的只是枪、炮、船、铁路、机器等，我们只要学会了这些，那在洋务运动中所要学习的先进东西就都全到家了。这也是近日举国上下研究时务的人一致的论调，而李鸿章实际上是这一派人物中已有三十年资历的前辈了。这正如同丑女效仿西施的笑容，寿陵少年学习邯郸人走路一样，只是越学越丑，最终一无所获，这是必然的。
虽然如此，李鸿章的见识还是远远超出于一般人，我曾经看到他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五月的《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说道：
臣认为欧洲的各国，在这百年以来的时间里，由印度到达南洋，又由南洋到了中国，闯入我国边界，进入腹地，这是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自古以来，凡是没有能和中国通商的国家，没有哪个不是来登门拜访，并请求通商互市的。我们的皇上有着天朝上国的气度，一概与他们立约通商，以此来笼络这些国家。如今，地球上无论东西南北，隔着几万里距离的国家，全都能聚集到中国来，这是三千年来的一大变局。西方人靠着他们的制造精良、威力巨大的枪炮轮船，而能够横行于中国的土地上，中国以往所使用的武器都没有他们的先进，所以受制于西方人。到了现今还有人说要排斥西方，说要将西方人驱逐出境，都是不负责任的胡言乱语，就算是要保护和平，维护领土完整，也不是没有先进武器就能做得到的……那些士大夫被局限在圣贤的道德章句的学问里，而看不到数千年来的这一大变局，满足于现状，苟且偷安，而忘却了二三十年前遭受重创时的疼痛，也不去想千百年以后用什么来安定国内局势、抵御外辱。这就是建议停止建造轮船的言论出现的原因。在臣看来，国家什么钱都可以省，唯独养兵、边防、练习枪炮和制造兵器、轮船的军费，万万不能省。如果要在这方面都节省费用，那就意味着必须放弃一切，因为那样的话国家将无法立足，也永远没有强盛的那一天。
光绪元年（1875年），李鸿章又在《因台湾事变筹划海防折》说道：
这是总理衙门的六条主张。它把目前的当务之急和日后的长远之虑全部都包括进去了，应该说实为挽救时局的重要策略。其中不容易立即办好的是优秀人才难以找到，资金难以筹集，意见和纷争难以化解，陈旧风气难以消除。如果这些方面一直不加改变，那就算每天都在加强防御，也将如同画饼充饥，徒劳无功。因此，而今最要紧的事情就是需要努力破除成见，以求能够做一些实际的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历朝历代的边防守备，多集中在西北，那里的实力强弱对比，各国的主次关系，都已经差不多。而且也与外国有了固定的疆界。现在东南沿海一万余里，各个国家来来往往非常自由，还在京师和内地各省大量聚集，表面上是打着友好往来的旗号，暗地里却想着中国的阴谋诡计，一个国家闹事，一群国家都跟着煽风点火，实在是几千年以来所未有的变局。轮船、电报的速度，瞬息之间可到达千里之外，新式的军事装备，比以前的威力强大百倍，也是几千年来从未遇到过的强敌。外患的侵扰不断，形势变幻迅速，但我们却还想用那些老办法来应对，这就好像是大夫给人治疗疾病，不去问病人究竟有什么样的病症，而是一概开老处方来医治，实在是见不到什么疗效啊。在186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人侵入中国内地的势头越来越猛，海内外的文人士大夫们，没有一个不慷慨激昂、义愤填膺，纷纷说应该将外国人驱逐出境。但这些不过局外人的非议，毕竟是不了解当事人的艰难，等到问及他们用什么方法来自强，如何抵御外辱的时候，就茫茫然不知所措了。臣已经办理洋务很久了，见闻也较广，对敌我双方相比的优点与不足之处，了解得比较透彻。环顾当世，我们在财力、物力、人才培养方面实际上都比较欠缺，再加上受到传统的束缚，受到很多人口舌的牵制，所以想要奋发图强干一番事业也很被动。《易经》上说道：“穷则变，变则通。”如果不知道变通的话，那么无论是战还是守都不可靠，而靠讲和也是很难长久维持下去的。
李鸿章又说：
近些年的那些迂腐守旧的读书人，大多把办洋务、和外国人交涉看作是一种耻辱；而投机取巧的人，又以回避洋务当作成就自己名声的一种办法。如果朝廷不能力开新风气，破除那些妨碍办事的旧习俗，真正找到让国家强盛的实用手段，那目前天下的危机局面，最终将陷入不可挽回的境地；人才的匮乏，也将比现在更加严重。这样的话，那么大的一个中国，将永远没有自立自强的一天，这不仅让人感到担忧，也是让人感到耻辱的事。
由此可见，李鸿章本来明白当今为中国社会近三千年以来的一大变局，本来知道因袭现状的话将欲苟安而不得，本来曾有意于求得千百年后安定国内、抵御侵略的良方，本来知道老处方难以治疗新的病症，本来知道如果不进行变法维新，则无论是战还是守都不可靠，本来知道如果派系纷争不化解，传统旧习不除，则将无一事可成，甚至也知道日后中国人才的缺乏，将比现在更严重，这样下去，偌大的一个中国，将永远没有自立自强的一天。李鸿章的言辞沉痛，至今我读起来，仍不由得热泪盈眶。以李鸿章如此的忠诚，如此敏锐的洞察力，而且长期以来又身居要位，掌握国家大权，却也只取得而今的这点成就，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是因为他只知道有军事却不知道有民政，只知道有外交却不知道有内治，只知道有朝廷却不知道有国民。他常常指责他人对大局看不清，但他自己对于大局，就先有不明了之处；他常常指责他人派系纷争难以化解，旧习气难消除，但他自己身上的派系观念、旧习气，和其他人比起来，也不过是以五十步笑百步罢了。殊不知当今世界的竞争，不在于国家而在于国民；殊不知西方诸国之所以能化解纷争，消除旧习，实行新宪政，走向富强，其关键动力全都是来自于下层民众而不是上层。而要使得这种关键动力出现，则必须要有一两个先行者，从而引导人们前行的道路，并鼓舞大家，等到新风气形成以后，再因势利导，充分利用下层民众的力量，这样没有不成功的。李鸿章如果是不知道这些，不担忧这些，也就算了。既然也知道这些，也对这些很忧虑，且凭他的地位和他的声望，在上可以打动皇帝，从而指挥百官，在下可以制造舆论，以此号召全国人民，但很遗憾的是李鸿章却没能这样。所以我说：李鸿章的问题，在于不学无术。因而说，他是一个时势所造的英雄，而不是一个造时势的英雄。
虽然这样，事情换了环境就会不一样，人换了时代也会不一样。我等生在当今，而以这样的大事业来责难李鸿章，我知道李鸿章肯定也不接受。他所说的“局外人的非议，毕竟是不了解当事人的艰难”，言下之意，他是有其他的苦衷的。如果援引《春秋》“责备圣贤”的说法，李鸿章自然无法推卸责任，然而试问当今的四亿同胞，有“Cast the first stone”（投第一块石头的人，意为先行者）资格的人，又有几个人？我虽然责怪李鸿章，但也不能原谅那些迂腐守旧的读书人，投机取巧的人，被道德章句所束缚和因袭现状的人，对于时代，他们难辞其责。更是不容许他们这些人跟着我插嘴，对李鸿章妄加评论。总而言之，李鸿章并不失为一个有名的英雄，所不幸的是，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却没有那些所谓的无名英雄紧随其后。所以可以说，李鸿章是一跃而不能起。我对他的遭遇，也感到遗憾和痛心。
而从本章以后，李鸿章春风得意的历史也宣告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他的一段失意而不堪回首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