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教案
法越之战
中日天津条约
与日本议和
停战条约和遇刺
中日和约及其功过
李鸿章在国际上所取得的很高声望，来自于外交，而李鸿章在中国所背负的千古骂名也来自于外交。如果概括李鸿章的个人生涯，可以将其一半归之于外交生涯。想要来评判和断定他一生的功过，不能不把外交当作是最重要的事，因此在这些事情上必须特别留意，需要展开叙述。
李鸿章办理外交事务是从处理天津教案开始的。当时正值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叛乱平定之初，内忧刚刚消除，突然就发生了天津的民众破坏教士传教，还放火焚烧法国领事馆的事件。（同治九年，即1870年）法国人借此事件进行要挟，联合英国、美国来胁迫我国政府，他们的要求非常过分。曾国藩这时刚刚就任直隶总督，深深感到在此事件上我方理屈，而列国都想要轻罪重判，从中获得好处，并不是马马虎虎就能糊弄过去的，便曲意与他们周旋，镇压天津的百姓，就地正法了八人，治罪二十多个人。但法国人心里对此仍然不满意，还坚持继续索要巨额赔款，并且要求治天津的知府和知县重罪。曾国藩对外应对西方人，已经足够殚精竭虑，但在内海又被京城的顽固派所抨击，称他为“卖国贼”（北京、湖广会馆将曾国藩题字的匾取下并烧毁就是发生在这个时候），弹劾控告他的函件一封接着一封，全国上下都想杀掉他。通商大臣崇厚担心事情被闹大，就向朝廷请求免除曾国藩的职务，任用李鸿章来替代他。于是朝廷下诏敦促李鸿章赴任，这是李鸿章承担重要外交职责的开端，这时候是同治九年八月。
那时的李鸿章，如同天之骄子一般！在仕途上顺风顺水、扶摇直上，可以说是一日千里。上天似乎是有意设计了这样一个位置来为其成就功名一样，在他直隶总督刚上任不久，就突然爆发了普法战争，法国人慌忙回国应对，无暇顾及其他，而欧美的其他各国也开始奔走相顾，忙得不可开交，纷纷研究起西方的大问题，相比之下，这东方的小问题，变得几乎没有人在意了。于是天津教案很快就消沉下去，之后不了了之。当时在中国国内的人，没有一个了解世界大局的，对如普法战争这样惊天动地大事也熟视无睹，还以为是李鸿章的声望和韬略起了大作用，全都认为李鸿章的能力要强于曾国藩数倍。于是，李鸿章的身价顿时猛增。
天津教案以后，与日本交战以前，李鸿章处理的外交事件有几十起，而其中意义最为重大的，是法国越南之战、日本朝鲜之战。光绪八年（1882年），法国在越南挑起事端，又对我国虎视眈眈，想要获得更大的利益。本来中法之间早已有约定，但法国借此事端撕毁条约，于是中法之间的战争便爆发了。法国的水师提督格鲁比，预先制定了作战策略：由海军率先夺取海南，然后占据台湾，接着直捣福州，歼灭我军的舰队；陆军则从越南的北部地区出发，进攻云南和贵州。照这样的计划，则水陆两军都必将大获全胜，将来法国在东方的势力，就能够和英国相比了。于是格鲁比一边发电报到其国内，请求提供军需并增加部队；一边趁着福州没有防备，轰炸我们的船厂，破坏我们的军舰；还一边派陆军在越南北部集结。当时中国南方的天地间，呈现出一派风雨飘摇、萧条惨淡的景象，李鸿章于是使用“伐谋伐交”（打乱敌人的战略部署，破坏敌人的联合阵线）的策略，想挑唆英国和德国出来牵制法国，当时曾纪泽正好担任驻英国大使，就受命办理此事。虽然事情最终没有办成，法国政府却也因此而有所顾忌，向中国增派兵力、增加粮饷的议案，在议会上遭到了否决。格鲁比此时正对台湾淡水久攻不下，越南的法国陆军，也被黑旗军所阻挡，无法施展他内心的抱负，忽然接到此议案被否决的消息，他差点被气死。法国人于是先向我们提出和谈的请求。在这场战争以后，李鸿章的外交手段开始受到欧洲人的关注。
法国这件事还没处理完，朝鲜的京城又发生了袭击日本使馆的事情，中国军队和朝鲜军队都准备行动。朝鲜作为中国的藩属国，为了独立自主，长久以来已经多次在中日两国之间提出过抗议。各种冲突和交错的矛盾还没有解决，日本趁我国处于多事之秋，派伊藤博文来到天津进行交涉。伊藤博文刚到天津，法国就已经向中国讲和。李鸿章本身就有一种自大的心气，如今看到如虎狼一般的法国，尚且也俯首求和，便心忖日本这样一个蕞尔小国，又能怎么样呢？所以在伊藤博文到来的时候，对其表现出极为傲慢的姿态。伊藤博文后来在与张荫桓、邵友濂议和的时候，曾在私下对伍廷芳说，之前在天津见到过李中堂的威严，至今回想起来依然觉得害怕。这也是他在得意之时宣泄一下自己以往留下的不满情绪吧。伊藤博文这次来到中国，并没有实现其目的，仅仅是签订了一个条约：约定如果他日朝鲜出事，甲国派兵前往的话，必须要提前照会乙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天津条约》。虽然这样，这一条约还是成为了中日之间后来爆发战争的导火索。
李鸿章在对朝鲜的外交策略方面，出现了种种的失误，前面已经说过。正是因为如此，《天津条约》最后逐渐“演变”成了《马关条约》。唉！庄子曾经有言：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巨。（开始时很微小，结果往往变得很巨大。）善于下棋的人，对看似无关紧要的几步棋，也不愿意轻易地放过。以后再有人碰到这种情况时，一定要多加小心。战争打到甲午年冬天的时候，中国除了求和之外，已没有更好的办法。正月，中方便派张荫桓、邵友濂到日本进行议和。日本方面认为派出的这两个人官职不高、说话没有权威，拒绝与他们议和。于是，中方派出了李鸿章。二月李鸿章就出发，随同的参赞有李经方等人，二十四日抵达日本马关，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开始谈判。第二天谈判首先谈的是停战条件，日本先提出用大沽、天津、山海关三个地方作为抵押。辩论进行了很久，双方都不肯做出什么让步，于是便商定暂停停战条件的谈判，直接进入议和。伊藤博文说：“既然这样，就必须把停战的协议撤回，以后也不能再提及。” 双方又磋商良久，却始终无果。到了二十八日，双方进行了第三次会议，李鸿章在返回住处的途中遇到了刺客，刺客枪击了他，击中了他的左颧骨，子弹射进左眼的下面，李鸿章差点儿就晕死过去。日方闻讯后，前来探望的人一个接一个，伊藤博文、陆奥宗光也亲自前来慰问，极其恭敬地向李鸿章谢罪，并流露出忧虑的神色。日本天皇及日本的所有臣民，都一同深重地表示同情。于是同意在中国之前提出的停战协议上签字。在谈判当中依靠口舌辩论所不能争取到的，凭借这一颗子弹受的伤而得到了。于是谈判中的停战一事，有了一些眉目。在他刚刚遇刺不久时，日本天皇派出御医、军医来为他治疗，所有的医生都说只要取出子弹，枪伤就很容易痊愈了，但是必须要静养多日，不可劳心劳神等等。李鸿章慷慨地说：“国运艰难，促成和平之局刻不容缓，怎么能因为我的延误以致误国呢？”于是宁死也不让取出子弹。在他遇刺后的第二天，有人看见李鸿章遇刺以后沾满了血的袍服，说：“此血可以报国了。”李鸿章激动地说：“要是丢掉我的性命而有利于国家，那我也将在所不辞。”他的慷慨激昂和忠诚报国之气如此，让所有仁人君子都敬佩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