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近代以来，中国农村屡遭天灾人祸的影响，已经破败不堪，中国农村的百年史更是一部农村破败史，土地的高度集中使大部分农民流离失所，农村经济日趋破产，农村社会动荡不安。面对乡村破坏的严重现实以及梁漱溟对其破坏原因的认识，梁漱溟决定采取改良的建设办法，来拯救乡村，进而拯救整个中国。
梁漱溟认为，中国的前途必然是乡村建设，“必走乡村建设之路者，即谓必走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之路，换言之，即必从复兴农村入手”。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而“乡村建设运动”正是属于中国农村改良派中的旧派，或称村治派，日本学者则称其为“农业社会主义派”。梁漱溟最开始在广东倡导“乡治“，后来在定县翟城和山西孙莼斋尝试“村治”，最后，在1931年6月至1937年，建立了山东邹平建立了乡村建设研究院，进而形成了一套所谓的乡村建设哲学，而且还确定了村治派的理论和实施方案。选址邹平的原因主要是得益于其地理位置，紧邻胶济铁路，大小适宜，适合乡村建设试验。
乡村建设研究院包括向建设研究部、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乡村建设实验区三部分：乡村建设研究部，由梁漱溟任研究部主任，学制两年，主要教材都是梁漱溟著的《中国民族自救之最后觉悟》和《乡村建设理论》；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主要负责对到乡村服务的人员进行训练，学期一年，主要课程有乡村建设理论、农业知识、农村自卫、精神陶炼、武术等科目。乡村建设实验区，试验地就是山东邹平县。实验区有县政府，隶属乡村建设研究院，县长由研究院提名，省政府任命。所学课程基本上与普通师范课程相同，不包括扩乡村建设理论、乡村教育和精神陶冶三门课程。
梁漱溟认为，乡村组织必须是教学组织，最根本的是要提倡农民“求进步”、“向上学好”。为此，梁漱溟废掉乡镇公所而成立乡学村学。乡学是“政教合一”的机构，因为它行政上受县政府的领导，同时接受研究院的指导。全乡组织董事会，由乡中德高望重、有文化、年龄较高的人当学长。乡学里还设有教导主任一职，主要负责管理教育工作。各村的村学组织其实与乡学差不多。乡学村学中的成员，主要都是全乡全村的农民，统称为学众。
梁漱溟认为，在乡村建设运动中，为农民做的事情可以概括为：“团体组织，科学技术”。一方面，通过组织合作社，把分散谋生的农民组织起来，而且影响很大，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另一方面，提倡改良农业品种、植树造林等。“大家齐心向上，学好求进步”的口号，其实就是为农民服务的高度体现。事实证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功的效果还是非常显著的。
但是，由于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没有革命力量和革命对象，他对中国社会的分析和认识，抹杀了现实中存在的阶级对立，他没有看到中国社会的本质，他对儒学的理想化追求与现实是很遥远的，这就必然导致乡村建设理论充满矛盾，实践无法施行，最终走向失败。
与梁漱溟一样，在农村大办教育，救济农村的晏阳初，其“定县实验”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但与梁漱溟不同的是，晏阳初的“定县试验”是在建立平教会的基础上开始起来的，它深受西洋文化的影响，属于中国农村改良派中的新派。它规模较大，历史较久，经费充足，有足够的办事人员，实验的对象就是整个定县。
晏阳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由美国到法国办理题教育，“目睹华工不识字之痛”，联想到国家的前途命运与国民的文化水平之间的重大关系，所以回国以后就开始提倡识字运动。美国对此高度重视，并给以美元帮助。一开始，这个运动在全国进行，后来集中在“定县实验区”。
经过1926年到1930年的准备时期，晏阳初认为，在乡村办教育还不如去干建设工作，于是，他便将工作由识字运动变成了“农村建设”。“定县实验”的理论是认为中国农民有四个基本问题——“愚”、“穷”、“弱”、“私”。要解决这四个基本问题，解救农民，就要通过“四大教育”，即用“文艺教育”来救农民之“愚”，用“生进教育来救农民之“穷”，用“卫生教育”来救农民之“弱”，用“公民教育”来救农民之“私”。为了更好地实施这四种教育，晏阳初又将其分出了不同的教育方式：“社会式”、“学校式”、“家庭式”，这就是所谓“三大方式”。
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民的病根就是这个“四个基本问题”，而“四大教育”是治病良方，“三大方式”是下药的方式。
然而，晏阳初没有看到的是，当时的中国农民，“愚、穷，弱、私”只是一种问题的表象，并不是真的中国农村中的“基本问题”。应该说，“穷”是四大问题的根源，但是晏阳初回避了招致农民贫穷所以落后的根源，他抹杀了中国大多数的农民穷到无法维持生活，而且无法享受教育和讲求卫生的基本事实；掩盖了帝国主义者的经济侵略和官僚地主的残酷剥削才导致农民贫穷的根本事实。因此，他妄想用“生计教育”作为解决旧中国农民“穷”的办法无异于痴人说梦。
晏阳初改良了农业生产技术、组织合作社、自助社以及改良农民手工业，并提倡其他农村副业等方式，改善农民的经济生活；同时，他还通过以“教育”为中心的活动，“教育”农民消除阶级矛盾，不要抗债抗捐。但是，这些主张和做法其实都是在转变农民的斗争方向，最终为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国民党效劳。而最终受苦受难的还是普通百姓。
在晏阳初领导的“定县实验”的影响下，定县农民大量出卖土地，20%的人常常连盐也吃不起，全县约46000家债务累累，2000家因债务破产，乞丐也达到了3000人左右。总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制度下，“生计教育”不但无法挽救农业，无法拯救农村经济，而且还会使农村经济问题更加严重，农民生活更加苦不堪言。
尽管不少“乡村建设实验”的倡导者及其所在单位的活动带有爱国主义的精神，艰苦踏实的作风，而且锻炼了一些从事农村工作的人才，对当时以及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起过一定的作用，甚至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然而在1927～1949年翻天覆地的革命斗争中，这种“乡村建设实验”充其量就是国民党政府统治的点缀品，对于中国农村革命的发展和广大农民的解放没有产生任何积极影响。要想解救中国农村，挽救中国农民，就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三座大山，发动人民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夺取新民主主义的胜利，这才是唯一出路。
第三节 变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农业革命
在中国，封建土地私有制的所有制结构形式延续了两千多年。在封建社会初期，这种所有制结构瓦解了奴隶制社会的经济制度，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农民数量的不断增长，这种只有少数人占有土地的所有制形式成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桎梏，它激化了社会矛盾，引起了社会动荡。中国共产党应时而动，掀起了一系列的革命运动，为中国农业的发展开启了崭新的篇章。
大革命时期的农民协会运动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农民协会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农民协会简称农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自愿结合的群众组织。
1912年，在澎湃的带领下，海陆丰地区的农民成立了农会，1923年成立了海丰县总农会，1925年成立了广东省农会，开始只有海丰一个县，以后很快普及到陆丰、惠阳、紫金、惠来、普宁等县。1925年5月发展到22个县， 1926年5月猛增到61个县，占全省县数的三分之二。而且，随着农会数量的增加，参加农会的人数也迅速增加，经过三年的时间，由1923年农会成立之初的10万人猛增到了60多万人，农民自卫军也有3万人之多。1923年，广东天灾严重，在彭湃的领导下，农民向地主开展了抗捐减租斗争，并取得了胜利。
从1924年7月到1926年9月，广东革命政权在广州先后举办了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共产党人彭湃、罗绮园、阮啸仙、谭植棠、毛泽东相继主持下，农讲所为广东和全国20个省区培训了700多名农民运动骨干，有力地促进了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
为加强对农运的领导，1925年2月，毛泽东到韶山领导农民运动。1926年1月，渭南、华县、临潼、澄城等县60余个革命团体的代表，在赤水召开陕东国民会议促成会。通过了《发展国民党的工作》、《发展各地的国民促成会》、《宣传群众和组织民众》、《农民运动》等决议案，并号召农民组织起来，开展反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渭南、华县、故市等地的代表，根据会议精神，积极举办平民夜校，广泛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使农民运动得以迅速发展。
1926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毛泽东任书记的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央农委决定以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四省农运为重点，同时在陕、川、桂、闽、皖、苏、浙等七省全面推动农民运动，并成立了省农民协会。
1926年11月底，湖南全省已有54个县建立农民协会，会员从北伐前的40万人上升为107万人；到1927年1月，会员又激增至200万人。湖北、江西的农民运动也有很大发展。在湖北，全省农民协会会员由1926年7月的3万多人增加到11月的20万人左右。江西的农民协会会员从1926年10月的6000多人发展到11月的5万多人。
1927年1月，由中国共产党帮助改组的中国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成立了农民运动委员会和农民部西安、陕东、渭北三个办理处。陕东各地在共产党员的积极组织、支持和帮助下，建立了国民党县党部或临时县党部。3月华县召开第一次全县农民代表大会，成立县农民协会。4月，朝邑县召开了万人大会，成立县农民协会。5月，五一县召开县农协会代表大会，作出拥护国民军、肃清土匪、清查户口、通告各级协会一律武装起来，实行军民合作，联合正绅打倒恶绅等决议案，选举杜俊德等13人为县农协委员及赴省代表。农民运动开始蓬勃发展。
1927年3月，毛泽东又在武昌举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参加学习的学员来自20个省区，达800多人。学员毕业后，分到各地领导农民运动，开展武装斗争，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1927年4月，农会会员迅速增加到518万人。北伐战争之后，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在全国各地暴风骤雨般地开展起来。1927年6月，渭南地区先后建立了渭南、华县、五一、富平、朝邑、澄城6个县农民协会，38个区农民协会，1300多个村农民协会，约有会员6万余人。这些农民向压迫他们的反动势力发动了迅猛的攻击，成为革命的先锋。
1927年5月，湖北武汉在乡农民协会的基础上成立了全国农民协会，其上有区、县、省各级农民协会。各级选出该级的执行委员会委员，并推选委员长1人、副委员长1人和秘书1人为常务委员。各级协会按规定的时间举行代表大会。农会会员以年满16岁的佃农、雇农、自耕农、农村的手工业者和体力劳动者为限，会员按时缴纳会费，并将会费的40%上缴。这些农民协会的章程，把全国的农民协会及会员有机地组织起来，使农民协会成为农村中革命专政的权力机关。
由于农民运动的高涨，严重打击了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右派分子，于是，他们诬蔑农民运动是“惰农运动”，“痞子运动”，并且组织暴动，捣毁农会，杀害农会领袖。在此过程中，陈独秀没有禁得住反动势力的蛊惑，对工农运动的一系列行为进行指责，通过各种手段对农民运动进行压制，而且对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意见也进行了压制。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为农民运动击败国民党右派的反攻带来了巨大的阻碍，最终，大革命运功以失败告终。
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
我们都知道，土地问题是农民问题的核心。然而旧中国的不合理的土地制度使广大贫困农民只能得到极少的土地，只有极少数的地主富农民可以占有大量土地，农民生活苦不堪言，农村发展极为落后。
土地革命就是在上述背景下轰轰烈烈地展开的。具体而言，土地革命开始于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那时候，中国共产党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走上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使工农武装力量在农村得到了迅速发展，先后创立了15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其中较大的有中央苏区、鄂豫皖区、洪湖区、鄂西区、广西左右江区。革命根据地建成以后，中国共产党大力发动群众，开展了火热的，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革命运动。
这一时期的土地革命主要经历了探索阶段（1927年冬到1929年初）、贯彻执行土地革命精神阶段（1929年2月到1931年初）和推行王明“左”倾土地政策（1931年1月到1933年底）三个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