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很早就教我们数数，我们能比赛数到几千。她要求我们学写字后，我们奢望也能写几百几千的数。于是她又一次带我们去刘先生家。先生给我们写出十个“阿拉伯数字”，这字像不同形状的蚯蚓爬在地上，很好玩。我们不解，为什么同书上的“一月”“二月”的数字写法不一样，先生说汉字的数和阿拉伯数字的数就是不同。先生还教我们用这十个数字写一百和一千的规律，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好奇心。回家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走火入魔般边数边写，“家庭作业”中，自觉增加日写二十个数。我们长时间都说写数就是写“蚯蚓字”，根本没记住“阿拉伯”这个词，直到后来学算术时又一次听到这个词。
两个多月后，学校发新的教科书，各年级都有语文和算术，不再念统一的《庄稼经》。老师也换了，据说这位老师学问很大，还很进步，土改时领着工作组到自家搬东西，他叫于文中。每堂课，他总是给一年级先上，留下写的作业，再依次给二、三年级上。每堂他都上三样课，很忙碌。可我和带子很轻松，甚至开始听邻坐二三年级的课了。
一年级的语文，我至今还记得开头三课：
“一个人，一个口；”
“一个人，两只手；”
“人有口，会说话。人有手，会做工。”
开篇三课，用文字写人，地地道道地写我们自己，引起了初学者的强烈兴趣。内容易懂，字形易写，相同字重复出现又易记牢，扎实得立刻能应用。最重要的是，课文启发诱导儿童的灵性，主动去学课文外的知识和文字。课文给学生留下了思索的“空位”，这有如“人活八分饱，花开九分艳”一样。释放心灵，解除束缚，让活力给生命以自由。我和带子竟接着课文自编，“人有腿，会走路。人有脑，会想事”，“人有眼、有鼻、有耳”如何如何地推下去，自说自话，还向老师问不会写的字，这快乐的学习，得到老师表扬。
很多年后，我自己当了老师，我的儿孙也当了学生时，我渐渐从理性上认识到，这类的语文课本太棒了！肯定是教育大家编写的。他不用艰深绕口的假道学的面孔，也不用哗众取宠的学问家堂吉诃德式的傻认真，更不用政治贩子的一本正经的虚无，把我们小孩子吓唬到门外，只能敬而远之地被迫学习，像进了“三味书屋”嚼蜡似的。
我们在课堂上，就消化了当天所学的内容。作业也当堂完成。回到家，她多是看到，老师在本子上批的红色大对号。她看作业的次数多了，竟认识了“一”和“人”字，这是她平生认识的两个斗大的字。
4
二年级暑期开学，没有上课，为庆祝全中国解放和迎接新中国建立，准备节目。我们在学校学歌，再去教老百姓。开始他们羞口，只有小孩子跟着喊，后来倒唱出瘾了，特别是小青年走路哼唱，在地里干活放声歌唱，《解放区的天》这首歌，唱得大家欢天喜地。
此外，学东北大秧歌和打花棍。在学校小操场，聚些老人和小孩，过路人有时也驻足，敲锣打鼓，热闹非凡，隔三岔五，周围村小学过来比赛唱歌和扭秧歌，聚的人就更多了。
工作组走门串户，宣传新中国建立和人民从此当家作主人。记得一个穿军装，打着裹腿，戴朱德帽的小八路，到姥家宣传后，还送我一本儿童刊物《红领巾》。这是我平生得到的第一本也是整个小学阶段唯一的课外读物，我爱不释手，几乎把其中的内容全背下来了。至今我还记得，其中有越南的和平战士第安，中国的第一个女拖拉机手梁军和第一个女火车司机田桂英等，她们的精神长久地奔流在我的血液中，产生着鼓舞的力量。
与这欢乐气氛极不协调的是正在蔓延的退学之风，令人懈怠。农忙季节本来放春假又放秋假，但学校开展活动时，年龄大的同学还是都请假回家干农活。带子虽说年龄不算大，半年前就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而这年秋天她干脆不上学了。姥姥劝她跟下这半年，字还是认得越多越好，她执意不听，并理直气壮地说：
“识多少字，也不顶饭吃。字，不能帮咱干地里的活。干好地里活，才不愁碗中没米。”
她还为自己不上学同姥姥理论：
“村里村外年龄大的都不上学了，女的出嫁，男的结婚种田，年龄小的一开始没上学，就做对了，上了早晚也得退下来。”
“再说学校这阵子也不上课，去也认不了字。我现在一看书就头疼，脑子里嗡嗡响。”
这最后一条理由是最能打动人的，俗话说“官都不差病人”，哪个家长能狠下心，让头疼得愁眉苦脸的孩子念书！念书用脑，头疼脑能好受吗，再硬的心肠也得软下来。但姥姥却不完全是因为心太软才不逼带子上学的。
唱歌跳舞本是儿童的天性使然，读一本好的课外书，在眼前打开一个新世界，更是快乐的享受。但缺乏自控力的小孩子放飞了的心，是须及时引导回到课堂的。那阵子，我的心像长了野草似的荒芜了，退学风像瘟疫一样，侵蚀着天真而单纯的心灵，我对学习已心不在焉了。
所以带子怂恿我“别上学了”时，我一点也没吃惊，像非常听话的孩子，坦然答应，而且毫不迟疑地跟姥姥说：
“我不想念书了，跟带子下地干活。”听起来不想念书的理由很正当，其实是散了的心神收不回来的借口。
她听过我的话，板着脸，眼球不转地盯着我，眼神像针刺一样，斩钉截铁地冲着我说：
“不行！全校学生都退学，这个学校黄了，再找别的学校念！”
她的话没给我一点退路，只有“学路一条”。她的眼睛仍直视我，几乎把我逼入犄角无处躲藏，我怯怯地望着她，紧接着她又很气恼地问：
“你念书头疼吗？”
“不疼！”我小声胆怯地回答，低着头，像怕光刺眼一样缩着，狼狈极了。
“就是疼也得上学！”她把声音抬高了八度，仿佛在发布命令，有种说一不二的霸气和横扫一切的威风，并继续说：
“有的孩子不念书，不是家穷缺劳力，是自己不想念，借口就是念书头疼。这如懒人不想干活也找借口一样。”
她终于停下来，舒缓了一口气，脸色又温和多了，是在调整自己的情绪和心态，声音又变成低八度：“饭不能不吃，书也不能不念。带子不愿意念书，是咱这个家拖累的，地里的活我干不动了，土地不允许出租，又不准许雇月工，咱三口总得活命呀！”
说到这，她泪水在眼里打转，声音呜咽，有难言之苦，无奈又无助。我虽不懂生活的艰辛，但看到她这样难过很后悔，没想到我把她气成这样子。她继续拉开话匣子：“带子干农活，天天都乐呵呵的，从没说过头疼。她若天天上学，不误课，念书念出兴趣来，头自然不疼了。话说回来，没有家的拖累，就是带子真的头疼，也得让她跟着多学点。”
说完带子，又转向我，一扫脸上的忧怨和愁苦，有如雨过天晴，和颜悦色地说：“好好念吧！”
停了片刻，还是“劝学”：“看远点！以后咱还要走出这村子，到外面去念大书。只要咱能吃上饭，就能供你念书。”
她的话非常坚定，让我无路可退。
闭塞的农村小孩子，对她说的“念大书”是什么，一概不知，像听月球上居民说话一样，我想她那时也不全明白。但她从小村以外的文化传闻中，得知那种新鲜的说法，本能地认定并迅速地接受。因为这是她的希望和升级了的“念书梦”，虽对其内涵是朦胧的，可她对大方向无比清醒而坚定，并企望这梦想成真。
一个不认字的农妇，在那种愚昧的环境和混沌的时期，敢做高不可攀的梦，今天回头看，不能不令人惊叹！而且半个世纪过去了，家乡发生了巨变，人口大增，生活富裕，还没有一户人家实现并超越她的念大书梦想。
这件事之后很久，我都不敢正面看她的脸，觉得她的眼神像刀锋似的刮得我很痛，把我萌生的念头，用强力消灭干净，连影子都抛到九霄云外。
5
少年成长过程中，虽有阳光高照，烦恼还是不断增加，也使她大伤脑筋。
一次我上图画课，惹了大麻烦。老师让模仿黑板上的画，画面是：一个美国兵站在辘轳把旁打水。美国兵头特大，脚特长，胳膊腿都又细又长。我照着画时，自认为人不可能长成这样，所以把大的画小，长的画短，细的画粗，虽然不懂什么人体比例，但认为这样画出的才是真人。
发作业时，老师在课堂上批评我画得不好，下面的话我根本没听，心里很不服气，心想老师把人画成不像人的样子怎么能说是好呢！我当着老师的面把画撕了。老师大怒，当即命令我到讲台桌旁，他从桌子里抽出戒尺，叫我伸出左手，便开打了，边打边说些什么。我根本听不清，也不知打了多少下，被打手板，肉体上的痛楚是否剧烈，我并不觉得，但少年的自尊心很痛，痛也不哭，我只感到气愤、激怒和失望，我认为报上和老师都在说谎而不愿得到矫正。打手板那几分钟，对我来说有几个世纪之久。教室里鸦雀无声，放学时同学们悄悄地走出去。门口有两个男生议论，女生挨手板，真是头一回。两年多，这个戒尺确实只打过男生。这议论我听得一清二楚，是幸灾乐祸还是同情，我并不在乎，但我从装书包的瞬间，已拿定主意，再也不来这地方。
当老师把我的自尊压得太低时，适得其反，童年的倔强不仅不能被磨损，反而脾气暴涨。挨打这件事占据了我整个的心灵，我慢吞吞地走回家，本想回家诉苦，但一种羞愧之心使我难于启齿。第二天我果真没上学，姥姥以为我是放春假，带子高兴我能跟她一块下地干活，正是拔草间苗铲地的忙季。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遭受这不公平的“暴力”。写上面这段文字时，脉搏怦怦跳动，活到十万岁这情景也会历历在目。
三天后，老师来姥家，我心里忐忑不安，不是怕追我画得好不好，是怕追我逃学。想起去年秋天，我要求不上学时姥姥的话，简直想钻进地缝里，打手板不如打手板后更可怕，痛楚混合着难堪。老师走后，我想她准会把我叫到跟前，大发脾气；相反，她既没变脸，也没说责备话，只说了句老师通知明日起放春假。我心里嘀咕，永远放假才好呢，跟我无关。别的她什么都没说，我很纳闷。
春假结束那天晚上，她心平气和地提示我：“装好书包，明天开学。”
我心想，这些天我的书包纹丝不动挂在墙角上，还装什么书呀！
第二天早上，她意外地说要送我去上学。从家到学校也就三四分钟的路，我又不是第一次上学，为什么送呢！我不解，但也不敢问。
我机械地拿下书包，东张西望，犹犹豫豫，她便拉着我的手说“走”，身体被一种无形的力拖着往前移，而心似乎在后坠，但坠不过拖力。刚走出家大门口，她很严肃地说：
“好好学吧！不念书的孩子没出息！”这样的话，我听得耳朵都出茧子啦。拐到路上，她放开我的手，拍着我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
“念书，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那是没出息孩子干的。咱家的农活，有带子和我，以后决不让你请假。”
虽然她把话说得很模糊，但我终于明白，她不是不知道放假前逃学的事。她对我逃学的表面淡定，不急不火的宽大惩罚，远比半年前她严厉地斥责更令我惶恐不安，并引起内心的强烈自责。撕图画的对与错，我觉得不重要了，“自尊心”受到伤害也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逃学的荒唐之举，深深地伤了她的心，使她不愉快比自己受惩罚更难受。
我暗下决心，再挨打十次手板，也决不逃学。此时，后坠的心回到往前移的体内，硬着头皮走入校门。她停下了脚步，看着我走进教室，才转身回去。
很久我才知道，老师来“家访”，根本没说撕图画打手板的事。新建立的学校，不是私塾教育，不准老师体罚学生。老师只是以通知放假为由，看我没再生出使他麻烦的事，便得胜回朝了。后来姥姥从同学嘴里得知我撕图画的事，批评我不应该跟老师“发威”。她爱孩子，但从不护短。
上中学后，我才懂了什么是漫画。它最重要的特点是用夸张手法达到幽默讽刺效果。我推想，当年老师让我们模仿《人民日报》上的漫画，肯定是时事漫画，讽刺美帝发动侵朝战争，说不定就是华君武先生的大作。我由于无知而自作聪明，伤了老师的尊严，也误读了漫画家的杰作，可我明白时，再也没有机会见到那位老师，向他认错道歉了。现在幼儿园的孩子都知道什么是漫画，可见我那时无知愚昧到何种程度。生活在落后的农村，人的聪明和智慧在不知不觉中自然地被抹杀了。
上小学两年多，我的情绪波动很大。从兴致勃勃入学，到不想念书乃至意外逃学，烦恼不断增加，看得出童心的脆弱和多变。这样的荒唐时期当然越短越好，但大人的引导十分重要。
姥姥用严厉的耐心，用挚爱和智慧的乳汁，轻轻地弥合着我心中的裂纹和“伤口”，在每个关键时刻，她都能最及时地使童心在呵护中成长。
如果那时，她对我娇生惯养地顺其自然或稍稍放纵，瞬间我都可能出现脱轨逆转，离开学校，中辍学业，改变生存方向，就不会有后来继续学习的机会，像村里不想念书的孩子一样，永远生活在传统惯性里而不自知。
及时疗救我童心的伟大“医师”，是她，我的姥姥！
6
时来运转，我离开了故乡小学。是在没想离开时被迫离开的。更没想到这次离开，决定了我在人生起跑线上成了“赢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