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
1911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在港的同盟会机关更加涣散，赵声病死，黄兴异常消极，扬言今后将专意于暗杀，胡汉民则避不露面。应该说组织混乱，人心起伏。
谭人凤看到此情此景，心灰意冷，决定回老家，不再言革命。6月初，谭人凤路过汉口，遇到焦达峰、孙武等人。焦、孙等人正拟乘湖南铁路风潮而动。焦达峰劝谭人凤说：“事在人为，何必抛弃前功？”谭接受了焦达峰的意见，决定不再消极。
不久，谭人凤到了日本，在日本见到了孙中山，开口便说同盟会组织涣散，等于名存实亡。孙问你有什么建议？谭人凤说必须改良会务，不改革会务，内部思想更乱。孙中山点点头，表示同意。
实际上，孙中山所领导的同盟会是由几个明显的带有地域色彩的革命团体，如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军国民教育会等团体成员结合组成的。在同盟会成立后，作为总会的革命领袖孙中山仍将工作重心放到南方几个省、市，比如广东、广西、云南省的起义上，无暇北方，引起内部会员议论。他们说：孙中山只注意广东自己的家乡，对于长江流域的各省起义一点儿也不关心，华侨们捐的钱都砸在广东省去了，北方的起义别想得到支持。特别是广州起义失败后，大家更坚定了这种看法。不少人把矛头指向了总理。
这时，有人进行了还击说：“党员攻击总理，无总理安有同盟会？经费由总理筹，党员无过问之权，何得执以抨击？”
宋教仁提出了“上、中、下”三策纲领，认为：“在边地发动为下策；在长江流域发动为中策；在首都和北方发动为上策。”有人归纳说：“下策太不济事，上策太不容易，我们还是取中策为好。”于是，便有了组织中部同盟会的主张，坚持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事实这个对策是正确的。
这个会后不几天，谭人凤便沿江乘船东下上海，与陈其美等人商议组织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事宜，得到陈其美有力支持：我早有此看法。此事不宜再推！马上开会，马上决定。
7月31日。深夜。
上海北四川路湖北小学的一间教室里，灯火通明。
这是一次历史上的转折会议。
陈其美与宋教仁、谭人凤、范光启、姚勇忱、吕志伊、章梓等29人集会在此，宣布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
会议通过举手，选举了中部总会领导人：
陈其美为庶务；管理一切不属其他各部的事务；
潘祖彝为财务，管理筹款事务；
宋教仁为文事，管理参谋、立案、编辑及其他一些事宜；
谭人凤为交通，管理联络等社会选举、会籍、纠察、赏恤等事；
杨谱笙为会计，管理财务收支事务。
会议还通过了由宋教仁和谭人凤分别起草的《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和《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宣言》。《宣言》和《章程》表达了对同盟会进行改组和改造的意思。《宣言》批评同盟会“有共同宗旨，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无切实之组织”，“唯挟金钱主义临时招募乌合之众，搀杂党中，冀侥幸以成事，岂可必之数哉？此吾党义师所以屡起屡蹶，而至演最后之惨剧也”。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页。
《宣言》还强调：在组织上，中部同盟会“奉东京本部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邦”。总机关设在上海，“取交通便利，可以联络各省，统筹办法”。各省设分部，“收揽人才，分担责任”。机关内部实行“合议”制，“救偏毗、防专制”。各团体对于总部，必须“同心同德、共造时机”，不可有“省界情感”之宿见，“举义”必须“由总部召集各分会决议，不得怀抱野心，轻于发难”。
会中总理之职，暂不设置，“留以待贤豪”。
《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计23条。
它宣布自己的宗旨是：“以推覆清政府，建设民主的立宪政体为主义。”发展对象为同盟会会员。它还强调指出：“会员皆一律平等。”会员在法律范围内，“操持身体、财产、职业、居住、信仰之自由”。会员得按法律“陈请保护利益，及陈诉冤案”，“有选举、被选举之权”。会员须“保守本会一切秘密”，“不得入反对本会主义之他团体”，有“纳捐项、出劳力”的义务。
8月2日，中部总会召开第二次会议，一致推选谭人凤为总务会议长。
得知中部总会成立的消息，黄兴从香港专门发来了贺信：
欣悉列公热心毅力，竟能于横流之日，组织干部，力图进取，钦佩何极！迩者蜀中风云激发，人心益愤，得公等规划一切，长江上下自可联贯一气，更能力争武汉。老谋深算，虽诸葛复生，不能易也。光复之基，即肇于此，何庆如之！
不久，黄兴又致书陈其美，要他以过去的失败为教训，“严剔内部之人，用一人必深悉其底蕴，绍介者尤宜负其责任”，“用人不可不择”；并告诫陈其美：“吾党发难之组织，不可不以军律成立。”他特别提醒陈其美：“沪上虽仅有机关，其乞丐侦探甚多，亦当注意。”
孙中山也给予了肯定。
接着，各省分会相继成立。
在陈其美的悉心经营下，同盟会中部总会“会务益振”。
关于陈其美在中部总会的作用，另有文章描述：
原来辛亥革命时期的第二流领袖沪军都督陈其美，是上海青帮的大头目。上海的戏院里、茶馆里、澡堂里、酒楼、妓院里，无论哪个角落里都有他的党羽。所以一辈革命同志无论有什么活动都要拉他入伙，尤其是辛亥年中部同盟会之成立，大家都要依靠他做台柱子。杨思义：《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人形形色色》，《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135页。
武昌胜利枪声为中部总会成立剪彩
在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推动下，文学社和共进会终于于9月14日在武昌正式召开联席会议，商谈两团体联合，成立领导起义的统一机构及起草武昌起义的计划。会上推蒋翊武为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并设政治筹备处，举刘公为总理。
1911年10月10日。夜。
暗夜中的武昌城炮声隆隆，火光熊熊……
战火中，一匹奔马昂首长嘶而来。奔马上的骑手高擎一面大红旗，旗上赫然三个大字：“孙武到”……
衣衫各异的民军挥动十八星旗高呼万岁，从各个角落欢拥而出，汇在一起，直到江边。
江面一艘军舰的舰桥上，两名海军军官执望远镜观望。
江边，“孙武到”大旗迎风拂动。
江面上轮船纷纷鸣笛致意……
公元1911年，当历史进入这个年头时，孙中山所宣传的革命已被国人接受，同盟会播撒的火种已遍布全国各地。国人觉醒，义举连绵。历史已完成了重要转折：新军已代替了会党；义举已由沿海向内陆蔓延。面对这一突变的新形势，湖北新军决定加紧武昌起义，以策应全国局势的变化。虽然武昌发难于偶然，成功则早已孕育其间。湖北党人对军学两界的发动，始于吴禄贞在军界任职之时，继续于科学补习所成立之后，中经日知会、湖北同盟分会的努力，到1907年，已在军队中站稳了脚跟，成立了30多个革命小团体。1908年，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实行联合，组成了湖北军队同盟会，成员遍及各标营。湖北新军成了党人重要的活动基地。同年12月，军队同盟会改组为群治学社，改变主要在新军军官中发展成员的方针，以士兵为主要对象，并与另一个革命组织共进会湖北分会进行联络。
至1911年夏秋之交，全国各地保路风潮迭起，四川尤为激烈，发展到武装起义的阶段。保路同志军在川籍同盟会员领导下，于9月初围攻成都，清廷震动。为镇压川路风潮、防止起义扩大，清政府急调湖北新军三十一标及三十二标一营入川。湖广总督则调二十九标、马八标及三十二标另在鄂第二、第三营驻防宜昌、沙市、郧阳、岳州、襄阳、恩施等地，以控扼川鄂、豫鄂、湘鄂等要冲。这时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力量实际上处于分散的局面。
孙武何许人也？
时势造英雄。武昌新军起义已基本就绪，但针对缺少一位有号召力、有影响的总司令一事，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与共进会参谋长孙葆仁密商，叫孙葆仁改名为孙武，自称为孙文之弟，一文一武，又自号为孙遥仙，与孙逸仙正好“兄弟相衬”。两人议定，十分高兴：“像不像，就这样干！群龙无首不行！”
接着，他们在新军中开展了宣传，介绍孙文的人品、功绩，与其弟孙武的密切关系。一时间人们都知道了：“孙武奉孙文之命来号召起义”，“孙文就是中国的华盛顿”，“孙文已在国外购买了很多兵舰、枪炮”，“武昌义举在即！”
一个名字是一面旗帜。一面旗帜是一声号令。
这一宣传果然见效，很多年轻人崇拜孙中山，一时间都投到孙武麾下，愿听其指挥，成就一番大事业。很多新军士兵、青年学生都纷纷参加。入会的人越来越多，仅在湖北1.5万人的新军中就有三分之一的人入会了。
为了加快起义的进度，他们一方面抓紧与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国同盟会主要领导人黄兴联系，报告义举，获得支持；一方面加紧组织工作的落实。
9月30日，黄兴致函在加拿大的冯自由，请其转告中山先生急速筹款，以响应四川。黄兴此时对湖北的革命起义计划，尚不大清楚，自云“不能妄断”。
10月2日，吕志伊、刘芷芬抵达香港，请黄兴北上武汉，但黄兴此时热心于暗杀张鸣岐、李准，无意马上北上，即日电告孙中山和南洋各埠，急筹款项，以接济武汉的军事行动。
10月3日，黄兴经与吕志伊、刘芷芬深谈后，方知武汉义举发动在即，如箭在弦上，遂又改变计划，于10月5日致函冯自由，请电告中山先生，武汉地区起义势在必行，请从速助款，并说明他不日即赴鄂中，与鄂中同志再举义旗。他说：“弟本以躬行荆、聂之事，不愿再为多死同志之举，其结果等于自杀而已，今以鄂部又为破釜之计，是同一死也，故许与效驰驱，不日将赴长江上游，期与会合。”信末再请冯自由转告中山先生，竭力援款为要。
10月7日，黄兴在去武昌前，又致函南洋和美洲各同志，呼吁尽快筹款，以应鄂省起义之举。
孙中山得知武昌起义已经完成部署，十分高兴，于10月8日晚，着深色大衣并戴礼帽，至旧金山《大同日报》编辑部，镇静而欣喜地转告同志们此一消息。次日，又致函筹饷局会计李是男，除汇出港款外，余款以中山先生名义存入银行，以备急用。同时告诉李是男，近日他将赴欧洲一行，联系外交之事，不能即时回国。
再说武昌革命党人此时却发生了意外。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制造炸弹，不慎发生爆炸。俄国巡捕闻声赶来搜查，将准备起义的旗帜、文告、印信、名册等搜去，起义计划因而泄露。蒋翊武仓促下达命令，通知革命党人当晚12点，以鸣炮为信号举行起义。命令下达后，下午5时20分，由杨宏胜负责运送子弹至各营，途中于工程第八营营门口为清弁发觉，派兵尾追，杨以炸弹阻挡，及其抵达寓所后，又因失误被炸伤，旋被拘捕。这时蒋翊武、刘复基、彭楚藩正在小朝街机关部等候发难，亦为清吏侦悉，大队清兵来捕。蒋翊武因形象如学究，得以逃走；刘、彭和龚霞初、牟鸿勋均被逮捕，解送督署。到晚，各营党人均枕戈待命，而炮队寂然未动，均惶惶不安，这是因为传达起义号令的邓玉麟到中和门时，城门已闭，不得出城，南湖炮队未得到命令所致。翌日拂晓，刘、彭、杨三烈士慷慨就义于武昌督署门外。
湖广总督下令关闭城门，按名册搜捕革命党人。当晚7点，武昌城内黄土坡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的一个排长巡营时，发现士兵熊秉坤、金兆龙有“越轨”行动，正做起义的准备，便令士兵将他们捆绑起来。金兆龙对着士兵大喊一声：“同志们，反吧！”他们当场打死了那个排长，鸣笛集合了四十多个士兵冲出营房，枪声爆响，直取楚望台军械局。
枪声就是命令。一方枪声，八方响应……
先是驻唐角的炮队十一营与工兵十一营同时响应，火烧营房。
辎重十一营亦行动。炮、工、辎总代表余凤斋统一指挥以上三个营，以炮队十一营攻武胜门，工、辎两营予以掩护。
守通湘门的第三十标代表张鹏程见唐角火起，又闻枪声，即率队直趋楚望台，与守楚望台的工程第八营代表联合占领楚望台，打开军械库，分发子弹。
第二十九标排长蔡济民、李达武、李济臣等，听到工程营枪声，整队由保安门进攻督署。
第三十标排长吴醒汉、徐达明、方维、陈伟、钟仲衡，也相应发动，占领蛇山。
测绘学堂学生，也临时参加起义，急至楚望台领械，驻守通湘门和楚望台。
第三十标钟仲衡、卢雅卿等率队出中和门迎接南湖炮队，遂与炮队同驻楚望台，并分队到蛇山、黄鹤楼等处驻守。
马队八标徐国钧、黄冠群，听到枪声便率队入城，巡逻各城门和传递战讯。
第三十二标代表单道康、孙昌福，也闻声率留守部队，由保安门入城，协同第二十九标进攻督署。
第四十一标第三营代表阙龙和胡培才、李文灿、邹栋、王世龙、顾鸿、梁栋、柳涤凡、李必胜、郑继周等闻声齐集操场，大呼站队，争取到队官胡廷佐。第二营廖湘云和姚钧，亦争取到队官李铭鼎。两营的管带分别逃走。两营由阙龙、廖湘云指挥，由长街协攻督署。
第三十一标代表江光国，见四十一标发动，亦率队分守宾阳门和忠孝门。
湖广总督瑞瀓闻变召第八镇统制张彪商讨对策，用电话调兵，各标营无一应者，只有辎重第八营奉命分守各街口顽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