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派的解体
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二陈”在政治边缘化的过程中，亲手堆砌的CC壁垒，虽然森严，也被戳出了四个血窟窿，实力大减，一年不如一年。
先说张厉生这员CC干将，改换门庭，投靠陈诚。这着实向CC捅了一刀。
张厉生加入CC，始于1929年春，那时CC派正红，他经人介绍到了中央组织部做了陈果夫的秘书。随后，CC组织“青白团”的时候，张厉生摇身一变，成了“青白团”的大拿，再后任中央常务干事，进入CC大头目行列。
实际这张厉生也是一棵墙头上的草，随风倒。他当时投靠CC，CC正红。他现在投靠陈诚，因为他看到了“陈诚当兴”、白虎转世、九头鸟再生。
据CC骨干胡梦华回忆，张厉生在筹建“诚社”的过程中暴露出颇多疑点。胡说：“一个秋天的中午，张厉生用电话通知我到前门外廊房头条撷英番菜馆吃饭。我赶到菜馆，发现已有十来人聚在那里，他们是：天津市党部书记长、天津市河北省立法商学院教授，以及八个学生。张点齐了菜，大家边吃边谈，议论的主题就是平津两地的合作，讨论的气氛十分热烈。”到了这一年冬天，胡梦华估计“诚社”在平津地区已发展到二三百人的规模，成立了三四十个小组，成员“大都是北方人，主要是河北人”，说明张厉生在CC内部扩展北方党务，以地缘概念滚动个人雪球的野心已露端倪。再就是“诚社”名称的来历，张曾亲口对胡梦华说，取之“修辞立其诚”的古训。偏巧陈诚号辞修，意蕴相近，从而引发外间人的揣测，以为诚社与陈诚有关。胡梦华问过张厉生，张环顾左右而言他，只承认认识陈诚比陈果夫要早，“1928年陈诚在国民革命军司令部当警卫司令时，我就是他的秘书”。另外又说：“眼下，陈诚一鹤冲天，前程无可限量，说不准蒋的继承人非他莫属。”显见，张对陈诚心仪已久。
再说陈诚要成大气候，也要招兵买马，如今张厉生暗送秋波，岂有不理之理，私下里两人一拍即合，唯独对陈果夫瞒了个严实。后来陈果夫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又推荐张厉生接替了自己的中组部长职务，然后张改换门庭，这使陈果夫最为恼羞成怒：“这个张厉生，算我瞎了眼！”
再说第二个血窟窿，是朱家骅自立山头造成的。但朱家骅聪明，不像张厉生落了个“叛徒”的骂名。
朱家骅，“二陈”的正宗老乡，不但是浙江人还是湖州人，这叫亲上加亲。他凭着德国柏林大学堂堂正正的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的学衔跨入政坛。当年，陈果夫发起“中央俱乐部”时，将朱家骅视为同辈，没有拉他参加，目的是保持朋友关系，免生寄人篱下的尴尬，对此，朱家骅感激不尽，庆幸有余。因为天生的优势感，使朱自视清高。而他又绝顶聪明，左右逢源，一方面依傍“二陈”，一方面紧傍党国元老戴季陶。戴季陶对一表人才的朱家骅爱助有加。他曾公开宣称：“中国只有一个半人才，半个是李培基，另一个完才是朱家骅。”后来朱家骅位升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戴季陶立下首功。蒋介石当选总裁时，心里对汪精卫的顾虑没有消除，极想找一位掣肘力量，限制汪的权力。戴又向蒋献策说：“此事好办。只要把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拔高一截，改称中央秘书长，具体主管中央党部的日常事务，就能阻止汪精卫直接插手党务。”蒋一听是理，遂给朱家骅戴了高帽。
国民党五全大以前，“二陈”正在走红，朱对“二陈”的依傍和服从，并无疑义。1931年朱任交通部长，凡是“二陈”交办的事，朱一一应酬，为了表示他的忠心，曾重用CC骨干分子张道藩担任交通次长，就是一个例证。
朱家骅自立山头的转折，是在他登上了中央秘书长的宝座，自以为权大了，势高了，他已不把“二陈”放在眼里，于是开始了他另立山头的准备。后来，翅膀渐硬，朱家骅便翻江倒海，毒招迭出。什么大换血、大调整、大整改，把个CC派整得晕头转向。“二陈”万万没有想到学富五车的朱大教授，居然学得了“厚黑学”的真谛，不由地连连自责，老鬼也有失算时。这段情节，胡梦华曾作描述，分析得极有层次，他说：“张厉生对陈究竟还有‘同志会’的拘束，谨小慎微，唯恐开罪于陈氏。朱家骅进了中央组织部则一朝天子一朝臣，内外来了一个大换班，创立了‘朱家骅系’。对于陈果夫、陈立夫辈来说，只是前门赶走了驯狗，后门引进了恶狼。”胡梦华：《国民党CC派系的形成经过》，摘自《CC内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35页。
郭绪印在其主编的《国民党派系斗争史》中说：“1940年前后，朱家骅雄心勃勃，大有取代‘二陈’之势。他到处做报告、演讲，做舆论准备。在中山大学同学会举行的欢迎会上，朱做了中山大学是党的大学的演讲”，声称“总理为完成国民革命的使命，决心培养革命干部，创办黄埔军校和中山大学”，“中大所负的使命和其他的国立大学，是有点儿不同的。总理手创的大学，总理在那里演讲的三民主义的大学，本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是在那里举行的大学……中山大学的历史背景，使中大成为党的大学”。该书认为：“当时代表国民党的学校是CC控制的‘中央政校’。朱极力把中山大学说成‘党的大学’，其目的是为了与CC争夺党权。朱家骅曾任中大校长，如果中山大学是党的大学，那他自然是居于‘二陈’之上的党的领袖人物了。”郭绪印主编：《国民党派系斗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02页。
面对这种恶况，一向持重老练的陈果夫也禁不住跳脚骂娘。至此，朱家骅的这一刀正捅在“二陈”的痛处，使CC元气大伤。
再说第三刀是众臣僚叛国投敌。周佛海、李士群首当其冲。
先说周佛海，或许是高官的诱惑，或许是时局的变化，周佛海秘密地投入了汪精卫的怀抱。后来他在《回忆与前瞻》中坦陈：“汪先生的主张，是完全和我们一致的，所以我们当时就无形中以汪先生为中心，酝酿和平运动。”1937年8月至1938年4月，随着主战场的节节失利，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妥协路线在国民党内逐步抬头，于是谋求结束战争的另一种手段——谈判，开始在秘密的层面中进行，具体由高宗武负责。高是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同时也是“低调俱乐部”的主要成员，他主持的谈判，有两种尺度：站在政府的立场上，他觉得日本人要价过高；站在小集团的立场上，他与日本人谈妥了由“汪精卫收拾时局”的条件，这桩买卖，让蒋介石大为震怒，一脚把高宗武踢出了局。这样一来，反而促使汪精卫下定决心，准备撇开蒋介石，单独与日本人媾和，组成真正的日伪政权。至此，周佛海就自己绑在了汪精卫的叛国的战车上，历任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警政部长、中央储备银行总裁、上海市长。同时被他拖下水的CC分子，还有罗君强、梅思平、章正范、汪曼云等。
再论李士群，早年是共产党员，后变节叛变，投入了“二陈”的怀抱，成为真正的中统特务。1937年底南京沦陷，李士群奉命潜入敌后，住在南京中央路大树根76号。该人是有势便是爹，有钱便是娘。他手拿活动经费，满足私欲，雇佣了一名女佣，厮混到难分难解时，方知这女佣是日本特务，专冲着他的嗜好布网下套。李士群“扑哧”一声笑了，处惊自乐，悠悠然地说：“正好，我是巴不得成为你网中的鱼！”这一下，反倒使女佣吃惊了：“真的？”
1938年夏秋之交，李士群奉命取代甘青山担任国民党株萍铁路局特别党部主任，他利用职权，侵吞了该党部的特务活动经费，携款潜逃香港，在日本女特务的陪同下，拜见了日本驻香港的总领事中村丰一。中村丰一觉得是骡子是马，得拉出去遛遛，李士群的疆场应该在上海，于是让李士群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到日本驻沪总领馆找清水董三。
李士群带书直奔上海，与清水董三拉上关系。清水说：“欢迎李先生到来，希望能携手合作，共创大东亚共荣。”李士群连连躬身，不乏卑颜地说道：“李某愿意效劳，效犬马之劳。”就这样李士群摇身一变，由国民党的中统潜伏特务，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鹰犬。
结局可想而知，他先是在日本人的援助支持下，正式成立汪伪特工组织。他与周佛海走到了一起，同时又与汪伪政权挂上了钩；接着大量的国民党潜伏组织被破获；大批的CC分子失节附逆，速度之快，效率之著，大有奔雷之迅，屋倾之猛。据有关史料所载，中统机关被破获的最高日纪录竟达48处；附逆的CC分子助纣为虐，还使汪伪特工组织有了汪伪“中统”的别称。
此消息传到重庆，徐恩曾气得跳脚，“二陈”更是又悲又痛。“痛”者，CC力量损兵折将；“悲”者，多年的党化教育一风吹尽，为着区区性命，CC中人可以将民族气节轻易淡忘。
屋漏偏逢连阴雨，逆舟又遇迎头浪。
再说CC大员徐恩曾腐败丢官，东窗事发，这使CC派雪上加霜，无疑是捅进CC壁垒的又一重刀。
在CC营造的壁垒中，如果以“二陈”为中心，那么徐恩曾、叶秀峰则是“二陈”的左右臂。左右臂被砍，“二陈”岂不叫痛。这叫壁垒中出事，殃及核心。
应该说，徐恩曾是中统局的真正大老板，亦叫当家老板。徐为大，叶为次。论私论公，徐都在叶秀峰之上。徐曾是“二陈”的表兄弟，又是陈立夫的留美同学，交情非同一般。
且说1928年，徐经“二陈”的提携，出任中央组织部总务，有几件事干得着实漂亮。据张国栋回忆，徐恩曾在“任职期间，有几件颇得陈立夫赏识：一是对主管的文书工作有办法，建立了多种制度，布置得井井有条；二是为中央党部新装了一套电话总机；三是为中央党部编了一套较为复杂的密电码；四是在主管经费时开支合理，使用节约”。后来，徐任调查科主任，负责特工总部，在诱降顾顺章等事件中，屡立奇功，当之无愧地成为CC中不可一世的重量级人物。
徐取信于“二陈”，还在于他的忠诚。早先，叶秀峰当调查科主任，曾与陈立夫闹别扭，有一次竟撂下挑子独自去杭州休假，弄得陈立夫好不尴尬。陈临时召来徐恩曾代理，一番尽心尽职的努力，居然帮老同学解了困厄。1930年春，徐被正式任命为调查科的头儿，与其说是胜任，莫如说是信任。最典型的表现，当是朱家骅图谋CC的时候，徐的坚决抵制，成了“二陈”保卫中统领地的“马其诺防线”。起初，朱家骅利用职权安插亲信，徐恩曾表面允诺，暗地里却千方百计地掣肘，尽量把朱的人弄成“空心萝卜”。
徐恩曾的“铁杆”以及他在CC中的分量，无可避免地被推到党派斗争的前沿，一个时期里，来自黄埔系、政学系、朱家骅系的揭发报告和批评意见，源源不断地输往最高领导层，诸如“中统”纪律松懈，办事效率不高，心有旁骛，反共不力的指责，都令蒋介石骂娘，要不是“二陈”从中缓颊，徐恩曾早就倒了大霉。然而，人毁不如自毁，大防稀松的徐恩曾偏偏小节又出了纰漏，一来二去，让人点了死穴。
说来也是无巧不成书，蒋介石免去徐恩曾“本兼各职，永不录用”的手令，最后交给陈立夫执行。亲临此景，双方的心境大起波澜。在徐恩曾看来，仕途漫漫，始亦立夫，终亦立夫，莫非天意？在陈立夫看来，兴有恩曾，衰有恩曾。好一番感伤涌出，恰似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泪流满面……
徐恩曾走了，“国民党政权腐化”的话题却像清朝人的一条长长的辫子，留在身后，让人说三道四，谴责唾骂，好像CC成了腐化的源头。
陈氏兄弟抵制蒋公子
徐恩曾问题的出现，给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敲响了警钟。
关于国民党腐败问题，就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面对着这个严峻的局面，蒋介石着实也头痛。于是他召集了一个会议，参加者有陈立夫、刘建群、康泽等老同志。他把早在抗战之初就想创造一个“新生命”的想法全盘托出，让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抒己见。当时大家都顺着他的思路往上爬，说这个大组织应该包括国民党的所有派系，不仅包括国民党党外派系，还包括党外青年。过去的青年人，对国民党厌恶，不愿意参加组织，有了大组织，就能聚集全国青年，力行抗战建国纲领与联合优秀分子，充实革命的实力。康泽提议大组织的名称叫“三民主义青年团”。陈立夫则表示：不希望大组织取代国民党，以为“团”的名称前应该加上“党”的帽子，即叫“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蒋介石说：“有你这‘中国国民党’几个字，人家就不来了。我看就用三民主义青年团来号召的好。”
大主意拿定，众喽啰行事，结果除了曾琦的青年党、张君劢的民社党、陈铭枢的社会民主党愿意加入外，别的党派都存异议，周恩来更是明确地表示：“中国共产党不能解散。”于是，蒋介石的“新生命”未及诞生，便胎死腹中。后来，“三民主义青年团”虽然成立，目标却转到“统一国民党内各派上面来”。蒋经国便坐了这个组织的头把交椅。
有其父必有其子。蒋经国也是一位野心之人。
且说1946年9月，江西庐山，风景秀丽的地方。三青团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正在这里召开。主持会议的自然是蒋经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