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熙接到冯钦哉的密报，他虽明知以这一个师去剿灭东北军纯属无稽之谈，但这毕竟从参与事变的部队中撕开了一个口子，如能再拉住几个冯钦哉式的师旅长，张、杨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尤其是如果冯钦哉真能向东北军开火，那张、杨自乱阵脚，加上外界压力，就只能乖乖投降。即使冯部战斗失利，被张、杨消灭，那也只是东北军西北军自己内讧，中央军则毫无损失。这等于是一个只赚不赔的无本买卖。何乐不为？孔祥熙用最肉麻的词将冯钦哉嘉奖一番后，要求冯马上采取行动，并要将行动计划迅速报告。冯钦哉收到孔祥熙复电后，看到孔代院长这么器重自己，又不由地权衡再三，终于发现了陷阱。他狡猾地一面向孔祥熙再发电报，要求孔祥熙发出明确指示，这样以后的行动就可以推托是“中央指示”，减轻自己的责任。同时这也是个缓兵之计，电报一来二往，局势天天在变，说不定哪天形势转折，就不用再取冒险行动了。谁知孔祥熙的电报来得很快，你不是向我要“指南针”，说有了方向就立即“勉效驱驰”吗？那我就立即给你，让你快快向东北军宣战，马上向东北军开火！这冯钦哉驻在潼关以西，在西安周围是孤军一支，樊嵩甫虽可为援，可还被东北军挡在潼关之外，怎么能够在战斗打响后破关而入去支援他？若果能进得潼关，哪还用跟张、杨绕这圈子，谈这谈那？冯钦哉既不想自取灭亡，又不想失掉孔祥熙这座靠山，最后来了个“君子动口不动手”——同樊嵩甫联名“声讨”西安。虽然没有什么实际价值，可总算是在张、杨的部队中有了反对声音，使张、杨不得不考虑自己对部队的控制程度，让孔祥熙在同西安方面打交道中多了一张王牌。
在商量对西安采取“打”还是“谈”的策略中，有两个明显的派别。一个是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他们主张拒不接受张、杨主张，而要坚持动武。看起来他们也是为了救蒋介石，惩罚“叛逆”，而实际上内战一起，蒋介石必将性命不保，日本帝国主义也会乘机进攻。一个派别是孔祥熙宋美龄为首的主和派，他们从蒋介石的安全出发，也从国家的整体利益考虑，主张不动用武力，先接受张、杨要求，让蒋介石平安回到南京，再慢慢解决其他问题。这两派人马说起来都是为了蒋介石，都是为国家，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而初期蒋介石被扣，多数人认为蒋介石必无生还希望，何应钦便不把宋美龄放在眼里，对孔祥熙更是冷嘲热讽，宋、孔虽借官位和与蒋介石的特殊关系，极力弹压何应钦，使何应钦派往西安的轰炸机只在周围几县投了一些炸弹，没敢往蒋介石头上投。但一天蒋介石不回来，最后到底是什么结局就谁都说不清。所以何应钦一直摆出一副有恃无恐的架式，把蒋夫人宋美龄不放在眼里。宋美龄一再要求不要出兵，何应钦却不凉不酸地说：“夫人，来不及了，20个师的讨伐部队已经出发了，谁能把他们追回来？”宋美龄气呼呼指住他：“莫说20个师，就是200个师你也得给我调回来！”何应钦竟大着胆子说：“这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你妇道人家只想着自己的丈夫。懂得什么国家大事，这你不要管了！”把宋美龄气了个倒憋气。虽说宋美龄略施小计，告诉他蒋介石在西安很安全，很快就可回南京，让何应钦不得不有所收敛，又加上冯玉祥孔祥熙共同努力，顶住了何应钦的硬干，但何应钦并不服气，仍想能在这次事变中有所收获。
当何应钦听说自己部下的军长樊嵩甫在为孔祥熙联络冯钦哉部，并向孔祥熙密报军情后，大为光火，他狠狠地教训了一番樊嵩甫，并明确告诉他：“以后军情只能向我这个讨逆军总司令，或者向东路讨逆军司今刘峙长官报告，此外不得向任何人报告，也不允许任何人从中插手，否则以违抗军纪论处！”樊嵩甫哪肯把自己吊死在一棵树上？既能靠上孔祥熙，机会就绝不肯就此放过。樊嵩甫立即把何应钦的教训报告了孔祥熙，并讨好地说，虽然有上级长官的严令，但以后仍会将军情报告孔院长，只不过要请孔祥熙代为保密。
孔祥熙看到，非常时期没有蒋介石，要靠封官许愿的办法拉拢军队人士不容易，就自然使出了看家绝招——让“袁大头”出来讲话。他一方面嘉许樊嵩甫，一方面就给樊嵩甫汇去了一万元大洋为樊部军费。并且表示，如果还有所需，仍将尽力筹措，当孔祥熙得知樊嵩甫的儿子在南京还没有正式职业时，又抓住这一点，告诉樊嵩甫，一定在财政部或税务部门给他儿子安排一个肥缺。这才使得樊嵩甫看出了追随孔祥熙的实际利益，真心为他效力。对于冯钦哉，孔祥熙也通过军事委员会，一下子给他这个师长委任了个“渭北剿匪司令”的头衔，并派人秘密赴陕西，给他送去一笔巨款。
当孔祥熙度过了事变发生之初的茫然和慌乱，看到了南京政府里的混乱局面，认清了没有蒋介石自己的地位很难保证之后，就下定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营救蒋介石。在宋美龄为蒋介石的安全焦躁不安的时候，孔祥熙的行动无疑使她感到欣慰，这也是蒋介石回来后把行政院长的正式头衔给孔祥熙的一个原因。不过，在这段时间里，并不仅是孔祥熙一个人在为解救蒋介石努力，宋霭龄也从姊妹之情出发，给了美龄很多安慰。尤其是当美龄向庆龄发出呼吁，要求她协助妥善处置事变时，庆龄从国家民族大义出发，不计蒋介石前嫌，曾在13日就表示要亲赴西安，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只是由于情况发生变化，又找不到飞机，才没有成行。但此后庆龄一直主张和平解决事变，并在国共双方达成合作意向后，为促进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巩固，在中断了10年之久后又开始参加国民党中央的会议和一些工作。
孔祥熙突然主战，“不允许以一人安危妨碍一贯之国策”
国民党内讨伐派与和谈派争论的焦点，其实来源于对西安形势的不同认识。讨伐派坚持说西安变成了共产党的天下，到处红旗飘扬，士兵都在准备和国民党中央军开战，蒋介石将被公审处决；和谈派却认为张学良扣押蒋介石，亦有不得已之苦衷，如果接受他们的主张，事情就可以商量，蒋介石将有获救之希望。但两派在会上争，在会下串，却都没有西安实际情况作依据，因此，尽快探明西安之实情，成为解决事变之锁钥。考虑到这一点后，孔祥熙与宋美龄多次磋商，决定派端纳先赴西安，探个虚实。
端纳何许人也？为什么孔、宋偏偏选中他前往西安？这就有些原由了。端纳出生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里斯峪。19世纪末，他以报社记者身份踏上中国大地，由于他善施手腕，八面玲珑，广交朋友，纵横捭阖，很快便成为旧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风云人物。他既同清朝的达官显贵情深意长，又和不少同盟会员来往甚密。他与宋霭龄的父亲宋耀如是很好的朋友，曾一度是他们家的常客，与宋家的孩子们从小就熟稔。辛亥革命以后，他担任过孙中山的私人顾问。后来张作霖崛起东北，入主北京，他又成了张大帅的顾问。他不仅处处给张作霖出主意，还在张学良身上下了大工夫。张作霖被日本鬼子炸死皇姑屯，张学良接任东北三省保安司令，他又协助张学良治军理政，还帮助张学良戒掉了毒瘾。他曾陪张少帅赴欧洲考察8个月之久，与之朝夕相处，亲同父子。张学良归顺蒋介石之后，端纳应蒋介石邀请，又担任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与英、美驻南京大使馆的实际联络人，为蒋介石处理外交内务出谋划策。
端纳曾听信孔祥熙暗示的一个消息，在投机生意上赔了一大笔钱，这使端纳多年来对孔祥熙耿耿于怀，他认为是孔祥熙有意叫他上当坑害他。端纳曾对他的一个朋友说：“庸之先生的赌咒发誓一文钱不值，他说他是好心，但愿上帝保佑我们离这种好心人远远的。”
但在孔祥熙逐渐成为南京政府的核心人物后，端纳要在中国政府间活动，又不能不对孔祥熙采取奉迎的姿态，加上他和霭龄美龄的老关系，这几年和孔祥熙又混得蛮好了。
因为端纳与张学良蒋介石都有很好的私人关系，所以宋美龄一听到西安发生事变的消息，就想到把端纳带上回南京，准备让他从中发挥作用。而回到南京何应钦向宋美龄冷冷说道“委员长已经死了”的时候，端纳立即就慷慨激昂地说：“我不相信少帅会搞兵变！我也不相信委员长已经死了！”
何应钦一走，宋美龄就央求端纳：“不要听信何应钦的鬼话，你应该马上到西安去，我相信只要你出面，张学良必定听你的，委员长就有救了！端纳，看在多年委员长对你器重的份上，看在我们多年友情份上，你应该不避艰险，马上到西安去！眼下能完成这个任务的，只有你了！”
端纳摆出一副大义凛然、舍我其谁的架式说：“好，你只要准备好飞机，我马上就出发，我才不怕什么西安刀丛剑树，只要我去了，我看张学良敢加害委员长？蒋夫人，你就等我的好消息吧，我一定不辱使命！”
尽管何应钦阻挠，宋美龄还是凭借她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和蒋夫人的身份，很快安排了飞机，端纳于13日中午离开南京，在洛阳停留并与那里的中央军联系后，于14日到达西安，和张学良、杨虎城进行了正式接触。在他的要求下，张学良让他亲眼看到了活着的蒋介石，并再次强调，只要蒋介石答应他们的要求，立即放蒋介石回南京。
15日，端纳飞出西安，到国民党中央军控制下的洛阳，用电话向宋美龄报告了他见到的蒋介石的情况，证实蒋介石不仅没死，还受到张、杨的尊敬和保护。只是蒋介石脾气不好，不肯接受张、杨的条件，不肯吃饭。他详细汇报了会晤张学良杨虎城的情况，特别强调了张学良兵变的善意及事件和平解决的希望，转达了张学良邀请宋美龄孔祥熙同到西安，共同商讨解决问题的办法。
听到蒋介石安全活着的消息，解除了压在宋美龄孔祥熙心头的疑云，廓清了南京城里的种种谣言。但是当孔祥熙宋美龄考虑到西安与张、杨接触解救蒋介石时，南京城里的一些要员又散布了一种怪论。他们说，蒋介石在张、杨手上已经变成一块鱼饵，他们的目的是用活着的蒋介石把政府大员都“钓”到西安，然后再一网打尽。说南京政府派人到西安，不仅不能救出蒋介石，还会加快蒋介石死亡。因为南京有力量，张、杨一时不敢杀蒋，而一旦政府要员都到了西安，张、杨就会毫无顾忌地把他们统统杀掉。
这种奇谈怪论本来不值一驳，但孔祥熙却从中产生了两点新想法：第一自己绝不能去西安，万一真是张、杨要借此多抓人质，自己就自动入了圈套；第二，张、杨既然不敢杀死老蒋，那就再给他们加点压力，促使他们降低谈判要价，保全政府脸面。
想到这里，孔祥熙在家里摇头晃脑地说：“哼，有人说我庸之是庸庸碌碌之人，岂不知我这是老谋深算！张、杨没在兵变开始时杀死委员长，现在更不会贸然开刀了。他们要以此作筹码，得到更多的东西，却不知能人之外有能人，我已经识破了他们！他们休想比先前计划的多得到一点东西。既然委员长活得好好的，我们也就不必着急，不能急于向张、杨付出更多。我也打一张心战牌！我现在要从主和派变成主战派，给他们加压，让他们不得不在最低价码上成交！”
果然，有了蒋介石活得很好的消息，孔祥熙一反先前的温和态度。立即换了一副面孔。他召见《中央日报》记者，声色俱厉地指责张学良杨虎城是“对统帅妄加劫持，影响国家前途！”他又给阎锡山发出公开电称“汉卿劫持介石，迄无悔悟表示，中央同人，愤恨万端……若汉卿仍旧执迷不悟，则中央同人，为国家民族计，为国际地位计，断难容其抱一人之质，贻全民之祸……势必取断然之处置，兴讨伐之义师”。
主和派的举旗人变了腔调，讨伐派当然求之不得，于是在16日上午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30次会议上，出人意外地顺利作出决定：
一、推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迅速指挥国军扫荡叛逆；
二、由国民政府即下达讨伐令。
同日代理行政院长孔祥熙和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签署了《讨伐令》和《国民政府着军事委员会斟酌情形于必要地区宣布戒严令》。根据孔祥熙签发的这两个命令，16日起，南京地区实行了戒严。
孔祥熙同意讨伐和实行戒严，并不是孤注一掷的赌徒冒险，更多的是一种狡猾的试探。他在宣布这些命令时，让端纳在西安密切注意张、杨反应，以随时准备应变。
17日晚上，孔祥熙决心走得更远些。他来到设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大院内的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在播音室发表了一篇《西安事变与戡乱》的广播谈话。
孔祥熙在广播中把蒋介石吹捧一番后，提着嗓门说：“张学良、杨虎城等，居然敢劫持蒋院长，不惜破坏国家，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这种犯上作乱的行为，在国法上万万不可宽恕！”
孔祥熙又大着胆子，说出了一番不惜以蒋介石之死保全国策的“豪言壮语”：“虽然我们都渴望解救委员长，但是我们的态度是，不允许以一个人的安全妨碍一贯之国策，我们不能因一时之事变有所迁就！”
这段话，恐怕是孔祥熙一生中说得最精彩的一段话，也是他下的最大的一个冒险赌注。他因此赢得了喝彩，也给自己埋下了祸根——因为这在蒋介石听来可不是什么好话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