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难北上，孙中山偕庆龄登上了“永丰舰”
公元1924年11月13日，风和日丽。
广州军港，大海停止了喘息。透亮的、玻璃似的、勉强可以辨出来的波纹，捉摸不定地远远滚来，温润地洗涤着满撒在海边的鹅卵石……军港中的“永丰舰”已做好了整装待发的准备，只待一声令下。
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健步登上永丰舰，向送行的党政军要员挥手致意。随着舰长一声令发，汽笛长鸣，永丰舰缓缓离岸，向墨蓝色的深海域驶去。此行任重而道远，目的地——北京。
这次孙氏夫妇的北行，是应北京“基督将军”冯玉祥之邀，共商和平统一大计。孙中山南方的革命，犹如春雷，在北方引起了强烈的回响，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基督将军”冯玉祥向原来的上司直系军阀吴佩孚发动了一次突然袭击，赶走了由“猪仔议员”贿选出来的“总统”曹锟，还捎带着把已经退位的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逐出了紫禁城，一举控制了北京，并联合奉系张作霖、皖系段祺瑞，组成一个政府。“三员大将”一商量，认为孙中山在南方干得红火，有意请他北上主持国事，于是邀请之函就这样发了出来。
孙中山接信深思良久，庆龄心里也在犯犹豫。
但作为爱国爱民、同情人民疾苦的孙中山，虽痛恨军阀混战与割据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和痛苦，也不愿放弃一线和平统一的希望。为了迅速实现和平统一，他毅然决然接受冯玉祥等人北上之邀。
既然丈夫已经决定，庆龄还能说什么。只是提醒中山说：“长途跋涉，社会动乱，路上要多加注意。”
宋庆龄说得有道理。当时，孙中山也有极大的对立面，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一致反对孙中山的革命，企图把它扼杀在摇篮中。因此北上困难重重，险象环生，有些事件难以预料。
“这些我已考虑了，为了人民的利益，革命者应不惜个人的一切。”孙中山说到这里，又话题一转，“不过，我们还要防备万一。路线可以调整，先到香港，再由香港搭日本轮绕道上海，后到日本神户，再到天津驱车进北京。另外，多带些卫兵，加强防备力量。”
“那就这样，希望你想得再周到些。”庆龄再次叮咛道。
临登舰前，孙氏夫妇又在黄埔军校做了短暂停留，他们受到了全校师生的热烈欢迎和欢送。会议由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主持，孙中山和军校校长蒋介石都讲了话。所有这一切活动之后，他们才登上了永丰舰。
永丰舰当天抵达香港，再由香港换船，经过四天四夜的航行，于11月17日抵达上海港。孙氏夫妇受到了三万群众的热烈欢迎，盛况空前，令孙中山感叹不已。他们在莫里哀路寓所住了下来，看望者、拜访者络绎不绝，再加上开会、商讨国事，忙得孙氏夫妇团团转。本来，停留主要是休息一下，缓解旅途疲劳。庆龄面对这些应接不暇的情况，对中山说：“还不如路上休息好。”因此，他们在上海只停留了四天，就又起程了。
大海扬波作浪，为孙氏夫妇送行。
这天，天边吹来一股凉气，使海面激起一阵波浪，仿佛那被吞没了的太阳向天空舒出一口满足后的叹息……
客轮经过一周的昼夜航行，于11月27日来到了日本的神户港。
神户，一个美丽的海港城市。孙氏夫妇的蜜月曾在这里度过。他们回到这里，仍备感亲切。很多老朋友，纷纷登门看望。细心的庆龄已觉察到，来者很多，但不见日本政界朋友。再者，从他们的谈话中，庆龄已隐隐约约地感到中国和日本发展至今，已分道扬镳了。如今，孙的转向苏联，也使日本政界反应强烈。不管怎样，孙中山也在日本发表了演说，开展政治攻势，抨击日本政府正在走向一条帝国主义的道路。
宋庆龄也在神户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发表了演说。那是在28日的下午，当孙中山陪同宋庆龄来到神户县立女子高等学校时，受到该校校长及全校教职员工、学生的热烈欢迎，生生代表本田须子把一束盛开的菊花献给了美丽的宋庆龄。在学校的大礼堂里，近千名学生把礼堂挤得满满的，还有不少站着的，一直到门外。孙中山和宋庆龄同时走上讲坛，欢声雷动。孙中山作简短的致词后，接着，宋庆龄“用自然、流畅的英语”发表了关于妇女运动的演说。她在演说中指出：“妇女地位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尺度。当今世界上，只有意识到这点的民族，才能成其为伟大的民族。”她说“妇女对正义的要求”，正成为强大的“世界运动”。她认为妇女“必须参与妇女界的、社会的、公民的以及工业的福利活动，必须争取与妇女和儿童切身利益有关的事情的发言权”。更可贵的是，她没有把妇女运动的目标，仅仅停留在争取妇女与儿童的权利上面。她说：“我恳切呼吁，东方和西方的妇女，为改造世界而联合起来！联合起来要求普遍裁军，废除歧视政策，废除不平等条约。我们妇女必定会取得成功。”最后，她激动地表示：“我希望中国和日本的妇女，争取实现那个人类不为动物本能所支配，而由理性所指导的日子。”
显然，这篇论述妇女运动的演说，是宋庆龄1913年在美国威斯里安院刊上发表的题为《现代中国妇女》的文章后11年来研究妇女解放问题的新成果，许多重要论断，为以后世界妇女运动所证实。这篇演说，当时日本各大报纸均有报道。在日本很有影响的《大阪每日新闻》认为：它是“世界妇女日益觉醒的有力证明”。
现场亲耳聆听过这次演讲的岛越文子，在57年后，即1981年时担任了神户高校同学会副会长，她回忆当时情景说：“讲演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宋庆龄是一位坚强的人、高尚的人，讲话稳重，我们对她非常尊敬。”
不仅如此，这篇演讲对宋庆龄此后漫长的革命道路来说，还可谓一座里程碑，因为它是宋庆龄有生以来第一次在群众面前公开发表的政治演说。它表明经过10年来孙中山的帮助和在工作中的锻炼，宋庆龄已经克服了生性腼腆的弱点，而具备了政治家的风度，结束了正如她自己所说的“学徒”生活了。在此之前，孙中山发表演说时，她总是在他身旁静静地听着。据说，每次公开露面之后，由于腼腆和缺乏经验，“她常因感情激动而精疲力竭，不得不休息几天以恢复体力”。
宋庆龄演讲后，孙中山又为女子高等学校题写“天下为公”四个大字作为留念。该校把这个题字视为珍贵文物，至今仍悬挂在学校的纪念室里，并已列为该县的重要文物之一。旅日华侨还特地将这四个字刻为石碑，竖立在当年孙中山和宋庆龄参观过的“移情阁”供人参观。1983年，经过修复的“移情阁”已作为孙文纪念馆，陈列孙中山的著作、照片和文物，供人参观。
孙氏夫妇在神户停留了三天，于11月30日又转向天津的旅途。孙中山按捺不住心情的兴奋，站在甲板上，迎着海风，想着再有一周时间，即可以到达目的地——北京。这时，庆龄轻步走上前来：“你的感冒还没好透，别让风再吹了！”说着，便把一件呢制军大衣给他披在身上。
“谢谢夫人，有你在身旁，我没有什么可以担忧的啊！”孙中山哈哈大笑，殊不知病魔此时正在向他进攻。
12月4日中午，朔风怒号。船到天津大沽港，两万余名前来迎接大元帅的各界群众，已立于码头、主要街巷。孙氏夫妇立在甲板上，同欢迎的群众见面，挥手致意。在这数万群众中，就有后来成为周恩来夫人的邓颖超。她在回忆中描写道：
我在欢迎行列中，看到为推翻清朝帝制、为中国独立、自由、民主而奋斗不息的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坚定沉着，虽显得年迈，面带病容，仍然热情地向欢迎的人群挥帽致意；同时看到亭亭玉立在孙先生右侧的宋庆龄。她那样年轻、美貌、端庄、安详而又有明确的革命信念。她以一位青年革命女战士的形象，从那时就深深印入我的脑际，至今仍然清晰如初。
就在这天晚上，孙中山突发高烧，肝病暴发，实令庆龄不安。在天津度过了治疗的26天，病未痊愈。12月31日，他们乘火车到达北京，车站上聚集的欢迎的人群数以万计，但孙病体不支，不能公开讲话，只发表了书面谈话，表示“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为争权力，是特来与诸君救国的”。
孙中山北上时带着召开国民会议的建议，并明确指出必须有工农代表参加。但段祺瑞故伎重演，召集了一个只有旧式的将军和政客们参加的“善后会议”，作为抵制。段还擅自照会各外国公使馆，任何新设立的政府都将尊重现存的所有条约。此时已卧病在床的孙中山怒斥道：“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的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
英年逝夫，宋庆龄泪洒北平……
北京的协和医院，位于古城中心，是北京城当时最现代化的大型医院。此时，孙中山已由北京饭店转移到这里就诊。到1925年1月，医院明确诊断：肝脓肿转为肝癌晚期。
夕阳西下，融入北京城的西山。
恐怖的死亡之夜步步追逼。落霞的余晖挤进了北京协和医院的急救室。治疗后的孙中山从昏迷中苏醒过来，脸上露出微笑，不无幽默地说：“我和列宁见了一面，列宁没有收下我这个弟子。”
“大夫，还需要手术吗？”守在床前的庆龄急问。
“手术方案已经定了下来，请夫人放心，我们会尽力的。”大夫回答。
1月26日动了手术。孙中山顽强地同病魔抗争，精神尚好，各种慰问电函及来探视者络绎不绝。庆龄日夜守护床前，明显消瘦下来。2月9日，廖仲恺夫人何香凝闻知此信，千里迢迢特意赶来襄助庆龄，使孙氏夫妇在身心上都得到了极大的安慰。
在给孙中山治疗的日子里，何香凝常把庆龄拉在隔壁房间劝慰说：“中山的病，主要是长年艰苦工作，颠沛流离，备受煎熬所得。多亏婚后10年，你对他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在饮食上精心调理，要不，还到不了这个时候。”
“中间，他的健康是大有好转，胃病几乎痊愈。他也告诉我，可以加倍工作了。”庆龄又道：“这次病的突发，主要是他带病北上，长途跋涉，几度转换车船，再加上一路天气不好，雨雪交加，在船上还饱受风浪之苦。每到一地，还要接见中外记者、当地要人，参加欢迎会，发表讲演等，使他精疲力竭。12月4日，抵达天津大沽口时，朔风呼啸，天气很冷，他站在船头上与簇拥在码头上的欢迎群众见面，又受了风寒。”
“这种情况下，段祺瑞还在继续作恶，实不像话。对先生的病也是个打击。这个账我们要记在心里。”何香凝像是安慰庆龄，也像是安慰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