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宋家族角逐财源
孔、宋大发“国难财”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大量走私，因此他们间展开了走私权的争夺战。
1938年国民政府匆忙由淞沪、南京撤退后，丢失了国内吞吐物资的最大港口上海港，当时唯一能做通道的，只有香港到广州一线了，尽管英国人的绥靖政策受到日本的压力，但香港与广州是唇齿关系，不得不在可能的范围内给予一些方便。但如查验归中国交通部门，公开在香港办理接运手续又不行，因此暂时允许中国的结算机构，改头换面，在香港进行半公开的活动。于是，孔、宋豪门资本与军统特务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在香港设立了军事委员会西南物资运输处和中央信托局运输处，开始了走私活动。
西南物资运输处，当时对外称西南运输公司，总经理是宋子文的二弟宋子良，下设业务处、购料委员会、秘书处、警卫处等机构。警卫处实际是军统局直接控制的派驻香港机构。西南运输公司成立后，机构庞大，业务广泛，运输繁忙。尤其是广州于1938年秋沦陷后，广九、粤汉铁路交通断绝，运输更为困难，虽然香港往桂林、重庆有飞机来往，但旅客往来以及中央运钞票的任务，已经是忙不过来了，对于大规模物资运输，以及豪门的走私货物，必然要另谋出路，于是只得与越南商谈，开辟一条经过海防、镇南关到桂林的公路，以及海防到昆明的滇越铁路。以后又开辟了缅甸到云南的公路。这些交通命脉，在西南运输公司的控制下，孔家虽然也能装运一些私货，但毕竟有些碍手碍脚，于是，孔家决定在中央信托局成立了一个运输处，以便于更好地竞争和走私。
这样又与宋子文的二弟宋子良发生了矛盾。孔令侃也不把亲娘舅看在眼里，与子良争论了半天，脸红脖子粗的，最后霭龄出面调停，不了了之，孔家的运输处照成立不误，因为那里有钱可捞。
中央信托局运输处，原是财政部于1935年命令公布成立的，由孔祥熙兼任理事长，负责办理一切由国家指定的信托业务。1937年底，中央信托局总局撤迁到香港后，孔家大少爷孔令侃以常务理事身份主管一切。为了便于走私，孔令侃便派孔家最忠实的管家，原中央银行庶务科主任林世良为处长，买了一大批卡车，打着“民国二十八年度兵工储料专案”和替中央银行运钞，或装运特种物资的旗号，拼命地私运孔家需要的一切物资。所谓“民国三千万元走私案”，就发生在这时。
“民国三千万走私案”，是孔家利用林世良包庇走私，不料被军统特务查获的一起案件。1942年春，日军进攻缅甸。因滇缅公路是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对外的唯一陆路交通线，为了统一调度指挥，蒋介石派他的表弟俞飞鹏主持。俞飞鹏又与宋子良关系密切，以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副主任身份，驻节缅甸仰光。俞到仰光后，规定任何车辆不准放行。但头一个不买账的，就是孔家操纵的中央信托局运输处。林世良非但不承运西南运输处的物资，而且包庇走私一批当时价值3000万元的物资，偷偷经滇缅公路运往重庆。事后俞飞鹏向蒋介石告状，说林世良倚仗孔家势力，假公济私，阻挠军运，以致号令不行，无法管制，才造成巨大损失。蒋介石丢卒保车，下令逮捕林世良。林世良住在昆明太和酒店，天天吃喝玩乐，毫不在乎。突然一天下午，来了一队宪兵，拿了蒋介石手令：“你被捕了！”立刻给他戴上手铐，用飞机押往重庆。同时被捕的还有中央信托局理事会主任许性初，是以串通舞弊的罪名。林世良自以为后台硬，手里有孔家这张王牌，关在土桥军法执行总监督牢内时，丝毫不在乎，与他女友赵某通信，还认为这只是一点误会，不久就可以解决。当时有人向他示意，把孔家王牌交出，可以免他一死。他表示效忠孔家，并相信以孔家的势力，一定可保他平安无事，不愿背叛主人。殊不知这时他的靠山孔令侃远隔重洋。孔祥熙受内外夹击，为了保护自己，只好丢卒保车。林世良终于被判死刑，执行枪决。许性初也被判了11年徒刑，人心大快。
这时特务头子戴笠不肯罢休，趁热打铁，向老孔节节进逼，孔祥熙只好把缉私署全部大权，拱手交给戴笠，又在财政部成立货运管理局，由军统特务王挽洲任局长，把鸦片特种货物业务，统一由军统经营，让戴笠以缉私署名义，向中央信托局透支3000万元（当时黄金每两1万元）合黄金3000两。照规定中央信托局只能做短期工商业贴放，承放承兑业务50万元以上的要经过总处审批核准，可是这是孔祥熙与戴笠的直接交易，谁也不敢提出异议。
抗日战争开始后，德国受到日本的压力，蒋介石则因受到英、美方面的压力，双方不便于公开往来，但暗中仍有交往。国民政府的兵工署都是留德学生，全部生产装备以及操作都使用德国技术。为了补充德国武器弹药配件，当时在香港有兵工署驻港办事处。德国供给军火武器，中国有土产出口，偿还贷款。因这笔生意不便与宋子文掌握的美国、英国借款相混淆，所以蒋介石把这笔生意交给孔家来做。孔令侃立即在中央信托局内成立一个兵工储料处，打着奉蒋委员长手令直接办理民国二十八年度兵工储料事宜的招牌，连那些通常要办的手续都免除了。蒋介石本想通过此事，让孔家捞一把，没想到，此事又和宋子文发生了矛盾。
孔令侃在香港活动期间，他的娘舅宋子文也在香港。两人因夺权争利，矛盾百出，不仅私底下貌合神离，在业务上也剑拔弩张，相持不下。那时美国对中国的棉麦大借款，是由宋子文一手包办的。他通过贸易调整委员会下面的复兴公司、富华公司、中国茶叶公司等压低价格收购丝、茶、桐油、猪鬃、钨砂等出口物资，原来由宋子文的两兄弟宋子良、宋子安一手垄断，从中取利。孔令侃后来居下，非常不满。于是就借口蒋介石交办的“二十八年度兵工储料专案”，要把猪鬃出口业务大权划归中央信托局管理。为此，他致电财政部，要其转呈国民政府明令公布全国范围内所有猪鬃出口业务大权划归中央信托局管理，财政部办事人员，虽有人觉得此事有些蹊跷，内容有些出入，但上面交办，谁也不敢明说，这样就糊里糊涂地搞出了一个所谓的“双包案”。
孔令侃既然决定由信托局收购猪鬃，就命令易货处在桂林、衡阳、柳州、常德、西安、兰州等地成立收货处，并派出不少人员，贴出告示，就地挂牌以官价收购猪鬃。可是复兴公司老早就在各地设置了收货处，他们是根据宋子文对美国棉麦借款偿还办法，也是国民政府明令规定了的。两个收购处都有硬后台，谁也不买谁的账，开始是哄抢。后来把官司打到重庆，宋子文因有一张必须确保美国借款债务的王牌，最后占据上风。唐汉著：《四大家族》，金城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9章。
孔家这一着不成，后来干脆配合德国商行，用中国资金，在华东一带日军占领区，收购各种土产，如桐油、猪鬃、矿砂、当归、大黄等运往德国，一方面折充贷款，一方面从中渔利。孔家为德国人办事，德国人关照孔家。1939年9月，希特勒闪击波兰的前几天，德方商行代表希米特接到本国政府密令，要他们立即撤离香港。希米特感到可能会出事，把这个意思转达给孔令侃，孔令侃又马上告诉宋霭龄，她立即指使账房，倾巢出动，把国家外汇拿出，大肆收购美国军火飞机商的股票，又发了一笔横财。可见，孔、宋财产并非来于正道，而是通过多种卑鄙手段聚敛起来的。
权利里的角逐
抗日战争时期，存在着两个关系着中华民族命运的矛盾，一个是民族矛盾，关系到中国亡国不亡国的问题；一个是阶级矛盾，关系着能否使全民族抗战坚持到底并在战后建设新中国的问题。这两个矛盾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蒋介石，虽没有像汪精卫那样放下抗战的旗帜。但当抗日相持阶段到来后，他对抗日表现出消极的甚至同日本侵略者秘密进行谋求妥协的活动。他所实行的反民主的政策是不利于团结抗日的，还开始推行积极反共的政策：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强化***统治和特务活动，打击并破坏共产党员和其他进步组织，监禁共产党和爱国人士；不断向共产党挑衅，袭击人民军队，捕杀抗日干部，制造多起摩擦事件，甚至武装进攻共产党的军队和抗日根据地。这些活动，使国内的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化。
在国难当头之际，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引起了共产党人的极大义愤。民族战争还没结束，胜利还没分晓，内部已开始分裂。这是其一。其二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也矛盾重重。且说宋、孔明合暗不合早已开始，尤其是孔祥熙大发国难财，蒋介石睁一眼闭一眼，更使宋子文看不惯。
如果把宋子文与孔祥熙作个比较，姐夫的心眼要比小舅子的心眼多10倍。宋子文更多的是像个书生，留了多年的学，空有一肚子理论。“哈哈孔”虽没有多少学问，但有满肚子实践经验，要对付小舅子还不成问题。
1939年9月8日，孔祥熙经过一阵游说，蒋介石信以为真，以国民政府的名义下令：“特派中国农民银行理事长蒋中正为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银行联合办事总处主席；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董事长宋子文为交通、农民四银行联合办事总处常务理事。”同时发布《巩固金融办法纲要》，规定：“四行办事总处，负责办理政府战时金融财政有关各特种业务。”“财政部授权联合总处理事会主席，在非常时期内，对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银行可为便宜之措施，并代行其职权。”
应该说，在抗日初期，孔祥熙与宋霭龄虽然为国家、民族做了一些有益的事，同时也利用手中的财权，使自家发了横财。这是人们共知的，宋子文当然更清楚。但孔祥熙究竟有多少私人财产，这仍是个不解的谜。不过有个说法“蒋家天下陈家党，宋氏兄妹孔家财”，这是当时国民党四大家族的真实写照。这种说法也传到宋子文的耳朵中，宋的心里也是不平衡的。他知道姐夫的底。如果说他是从孙中山时做财政部长，那么孔是从蒋介石时才做财政部长，论辈分他是当然的老前辈。可是谁又让对手做了自己的姐夫，不是怨天尤人，而是这些政府官员心太黑了。孔氏的发财不是最好的说明吗？
抗战爆发之前，孔氏家族通过做军火生意、炒股票及制度改革等发了横财，但孔氏夫妇并没有就此满足。宋霭龄深知官商结合是发财的重要途径，因此她说服了蒋介石，终于使丈夫坐上了财政部长的官椅，夺了宋子文手中的权。抗日战争开始，而且儿女们也已长大成人，凭着他们的消息灵通，或投机股票，或暗箱操作，靠父敛财也长了本事。
话说“四联总处”的诞生和建立，当时孔祥熙本人尚在伦敦，由宋子文以中央银行常务理事名义处理中央银行事务。宋就此在上海成立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联合办事处。有关金融方面的领导，完全由宋子文主持，这是四联总处的开始。孔回国后，由香港直飞汉口，在汉口正式成立四联总处，将原上海总处改为分处。孔以中央银行理事会主席兼总裁的名义担任四联总主席，大有分庭抗礼、咄咄逼人之势。不是宋子文不与孔祥熙合作，而是他看不上孔的这副嘴脸。宋挟持中国、交通两行，处处与中央银行作对，而是迫不得已。孔不得已，一阵游说抬出四联总处主席蒋介石来压宋子文。经过这次斗争，使孔领会到必须利用四联总处名义，扶植中央银行，并加强其独一无二的地位，以控制中国、交通两行，这就是由武汉迁到重庆后四联总处最重要的使命。这一回合宋子文失败了。他心里早就有气，只是这口恶气没出来。同时他也看到，孔上台后，横征暴敛，把他的金融财政基本政策全打乱了，为此宋子文也有满口怨言。
再说孔祥熙执掌四联总处副主席的大权后，开始了他的真正发迹的时期。孔有孔的绝招。他空前扩大过去经营的企业，如金融、工业、商业、文化事业等。金融方面有山西老家的裕华银行。该行开办于1915年，总行设在天津，名义上有资本200万元，实际上并未达到这个数字。当时他开设金融机构的原因，是因为美孚石油公司给孔记代理推销石油，要一个银行担保，孔在金融界举目无亲，只好虚设银行于天津，实际也是投机。孔为了证明此行来头大，说是就原来颇有名气的志诚信票号改组，自山西太谷老家搬来。其实志诚信早就关门了，并与孔毫无关系。孔是向来说假话不脸红的。
到了20年代，孔祥熙渐走官运，但金融方面仍没有足够的资本。他在上海要开一个中国国货银行，还得靠动用一笔公家资本才开了出来。设在天津的裕华银行在20年代也是有其名无其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