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治之死与日本的前途
20世纪初，全世界的君主制都走向分崩离析。1911年，辛亥革命使腐败的清王朝瓦解。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使得欧洲许多君主制小国消失。1917年，俄国革命推翻了沙皇的统治。1918年，战败的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皇帝退位。日本也面临着重大的转变。
明治天皇晚年，随着日本国家实力的增强，整个国家开始右翼化。
帝国宪法所规定的“天皇的统帅权”使得内阁和议会不能干涉军部的行动，而政党又多因地方利益纠葛，使得当时的人们认为他们代表的多为小集团和地方利益而非“国家利益”。另一方面，藩阀政治代表的山县友朋以及军部的一方反而“处处为国”，着眼“大局”。然而，正是这种狂热的政治偏执，给日本和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
政治思潮纷纭变幻如流星，战后反思日本走向***化的过程，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思考的范例。为什么不惜身死，处处为国的举措，反而招致东亚动荡、国家毁于战火的结局？什么样的举措才是真正于国于民族有益之举？
明治四十五年（1912年）7月，明治天皇去世。同年，在日本的最高学府——东京帝国大学，展开了关于天皇地位的大辩论，这场争论伴随着天皇绝对化的民族主义宣传，将日本引向战争之途。
对明治宪法中天皇地位的解释分为两种。在东京帝国大学主讲宪法讲座的上杉慎吉博士认为，天皇本身即是国家，天皇的意志决定国家的动向和未来。这就是所谓的天皇主权论。但是，同在法学部主讲行政法的美浓部达吉教授则提出了“天皇机关说”。美浓部教授认为，国家是由众机关组成的组织，天皇也是这些机关之一，是最高机关。也就是说，美浓部达吉将国家作为一个法人来看待。那么谁来统治国家，这个国家的主权属于谁呢？美浓部达吉认为，主权是属于国家的，而天皇只是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
上杉慎吉博士本身是天皇中心主义者，他的宪法讲座已经在帝国大学开了20年。上杉坚定地认为天皇才代表日本的国体，是掌握日本统治权的主权者，在当时他是“又红有专”的官方学者。美浓部认为，天皇与国民一样，只是国家之构成部分，统治权应当属于国家本身。二人当时展开激烈的论战。上杉从日本作为君主国的既定事实出发，攻击美浓部所谓的日本为“民主国”。美浓部否认并称统治权并非为了实现君主自身利益的东西，而是为了全体国家之利益，所以统治权应该属于国家全体。辩论结果是美浓部达吉教授获得压倒性的胜利，并且在法学界也获得了宪法学者和法学家们的支持。在东京帝国大学里，宪法讲座增设为两个，学生可任选其一，结果选修美浓部达吉教授课程的学生占据了大多数。作为东大学生主流选择的课程，此后又将会影响到日本司法考试的内容，进而对日本宪法学界产生影响。这一切无形中使得上杉慎吾的宪法学被打上失败的烙印，上杉视之为抱恨终身的奇耻大辱。
一战后，俄国的十月革命爆发，全世界都席卷着新的思想风暴。共产主义运动和无政府运动在苏联成立后不久即传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副教授森户辰男将无政府主义思想引入到日本，同样在帝国大学任教的吉野作造主张一会和政党为中心治国的民本主义。在日本各地，工会组织纷纷成立，罢工和劳资纠纷开始成为日本社会的普遍现象。
上述新的思想和社会变动，使得元老山县有朋深为担忧。1920年，山县向当时原敬内阁的阁僚发出严防共产运动的绝密意见书，指出：
“世界思潮风起云涌，今携其势而将风靡全世界。新思想隐于其间渗透各部，实已触目惊心。务必改变教育制度，遏制新思潮。”
宪法辩论中败北的上杉慎吾与山县友朋的意见一致，也认为新思想及其活动将严重动摇日本国体，尤对提倡民本主义的吉野作造大加批判。东京帝国大学中，追随上杉慎吾的学生创建了“七生社”的组织，意为“再生七次，亦要为国献身”，以此展开国体运动。1929年，上杉慎吾死后，其门下学生纷纷投身政变和恐怖活动。
日本国内开始相继发生血腥的暗杀事件。1930年，发生了狙击滨口首相的事件。1932年，日本发生了“血盟团”事件，前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三菱财阀的团塚磨相继遭到暗杀。暗杀成员中有4名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都是“七生社”的成员。日本就在这些事件的伴随中迅速走向右倾化，并出现重建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的“国粹”思想，提出从政治腐败中拯救国民贫困，唯有天皇如同“明治维新”一样再度亲政。这些要求的背后，是民众困苦的生活，和对财阀、特权阶层的强烈不满。
后文提到的“五·一五”事件后，“天皇机关说”再度遭受批判，有人甚至在议会中称其行为为“谋反”。1935年，美浓部达吉的著作受到查禁，并以“不敬罪”的嫌疑受到当局的调查。同年9月，美浓部不得不提出辞去贵族院议员，并辞去公职。但右翼势力不依不饶，1936年，右翼分子闯入家中枪击美浓部达吉导致其重伤。此间，也有很多一般民众同右翼分子一道向美浓部达吉发出恐吓威胁。政府二度发出“国体明征声明”，“天皇机关说”成为异端学说。
明治天皇总共有4个皇子，但是除了后来继承皇位的明宫嘉仁亲王（大正天皇）外，其余3位皇子皆夭折。1889年，嘉仁皇太子10岁时被正式立为皇太子。嘉仁在父亲的盛名之下，过着平庸无聊的生活，经常可以看到他骑着大红马在宫内横冲直撞，动辄用马鞭抽打失职或看着不顺眼的侍从。由于从小接受西方教育，嘉仁对西方文化产生浓厚兴趣，留一撮德皇威廉二世式的两头上翘的胡子，书房和卧室挂着著名印象派大师马内和德加的原作。
大正天皇体弱多病，同时日本国内争取自由民权的运动风起云涌，在大正年间的民主运动中，民众力量崛起。在广泛获得参政权的同时，政治上的民族主义又将日本带到了一个危险的方向，呼吁日本“发扬国威”、迈出国门的“对外强硬”论成了当时日本主流的社会倾向。
日本实行普选后的翌年，犬养毅（1855—1932年）当选日本两大政党之一的政友会的总裁。随后，犬养毅试图扭转军部无视政府的倾向，将军队合理化要求列入政党的公约，提出“整理军制，图求国防经济化”。此时，执政的内阁总理大臣滨口雄幸（民政党）也主张紧缩财政，推进裁军。1929年，伦敦海军裁军会议召开。10月29日，会议前夕，海军大臣财部彪拜访了政友会总裁犬养毅，希望取得犬养毅对裁军的谅解。犬养毅表示赞同：“日本这样的穷家底，持续热衷军舰竞赛的话，国民也吃不消，这个问题不该做政论之争。”
伦敦会议确定的军舰吨位远远低于海军军令部力争确保的目标，但滨口内阁不顾海军军令部的反对，在会议中作出妥协并签字。此时犬养毅的态度开始转变，激烈抨击政府，并搬出天皇对军队的统帅权这一法宝，指出滨口内阁对条约的签订触犯了宪法中的天皇统帅权，公开支持海军军令部的方针。政友会与军方良好关系自田中义一时便已开始，田中义一出身军人，依靠军方的集团选票从历次选举中胜出。继任的犬养毅为协调党内力量别无选择，只有屈从军方要求改变自己原来的主张。加上犬养毅时年已74岁，时间无多，而总理大臣宝座就在眼前，权力的魔力使得犬养毅不得不为当选而进行政治妥协。
政党为了选票开始迎合军部的扩军路线自然是自毁长城。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入我国东北，当时的民政党若槻礼次郎内阁采取不扩大方针处理，但由于意见分歧，最后内阁不得不总辞职。12月，犬养毅就任内阁总理大臣。
就任后的犬养毅反对承认满洲国，立刻遭到党内和军部的激烈反对。5个月后，“五·一五”事件爆发，犬养毅被海军少壮派将校枪杀。政党内阁在日本彻底崩溃，犬养毅成了政党政治的末代总理大臣。政党分崩离析，军部则在力量强化后左右政局。“五·一五”事件后，为暗杀者请求赦免的请求书达到百万份以上，此时，天皇绝对主义意识形态在整个日本社会都迅速膨胀起来。
1936年2月26日，也就是美浓部达吉遭受枪击后的第五天，日本发生了“二·二六事件”。陆军少壮将校指挥1400余名士兵，打着谋求天皇亲政、改造国家的名义，发动政变，事件导致包括政府要人在内的8人被杀害。
军部力量主导了政治和社会，日本全面走向战争时代，对天皇尽忠的最高境界即是“为天皇而死”成了一时的光荣口号，进而将日本看做世界之优秀代表的“日本乃冠绝万国之国体”的***理论形成了。
二、大正天皇的短期统治与大正民主运动
1912年7月30日凌晨零时43分，在日本天皇史上享有盛名的明治天皇去世，享年60岁。皇太子嘉仁随后在皇宫的偏殿举行了登基典礼，定新年号为“大正”，嘉仁成为日本第123代天皇大正天皇。大正天皇很少像明治天皇那样励精图治、过问政事，而是终日沉湎于美酒女色之中。
大正天皇的即位礼依照新制定的《皇室典范》，于1915年11月10日在京都御所的紫宸殿举行，当时的预算金额约为854万日元。大尝祭则在同月14日到15日举行。
嘉仁亲王生来多病，出生后不到三个星期便得了一种“类似脑膜炎”之类的病，青少年期间更是重病不断，身心发育都受到了影响。1900年5月7日，在讨论嘉仁皇太子结婚问题的会议上，皇太子的侍医、德国人贝尔兹记述伊藤博文的话道：“伊藤侧对着有栖川宫的方向说道：皇太子出生这件事本身就是不幸的。他出生得太早了，而且到处受到各种礼式的束缚，即使长大了也必须随着近臣们的笛声跳舞。伊藤一边说着，一边学着牵线木偶的样子给大家看。”（《贝尔兹日记》）进入青年以后的嘉仁亲王，体力、脑力有所正常。1900年结婚后，与太子妃育有4个男孩，均健康成长，长子就是后来的裕仁天皇。
对于很少过问政事的大正天皇，日本的元老重臣们可以说既失望又无奈，只好将改变这种状况的唯一希望寄托在正在逐渐长大的裕仁皇太子身上。1914年，明治天皇去世两年后，裕仁从学习院毕业了。为了让这位未来的天皇能够接受相应的帝王教育，也为了避免让裕仁受到来自社会和同学的“不良”影响，日本政府仿照学习院的模式，专门为裕仁设立了东宫皇家学问所。学问所设在东京高轮的皇宫内，这一年的4月正式开学。7年间的学习内容有伦理、国语、汉文、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理化、法语、习字、美术史、法制、经济、武术、马术等，有关军事以及武术、马术等课程，是考虑到未来的裕仁将成为日本陆海军最高统帅这一因素而设置的。
大正天皇结婚时，身体状况和脑力都与正常人差不多，虽然在正式场合也一样被经常赞美“英明”、“伟大”，但即位后的大正天皇身体极度衰弱，甚至连最简单的仪式也一度无法出席。尽管宫内省和当时的日本政府拼命隐瞒，消息还是不胫而走，传到了民间。政府和宫内省无奈之下，只得于1921年11月宣布，嘉仁天皇退出一切国务和宫务活动，由嘉仁天皇便成了一个在政府和军部文书上署名的工具。
争取自由民权的“大正民主运动”在20世纪20年代席卷整个日本。当时的内阁总理大臣犬养毅主张实行普选，“首先要使国民一致参与选举，呼吁断然实施普选应对国难”。1925年制定了《普通选举法》，废除了对选民纳税额的限制，规定25岁以上的男子皆有选举权。面对一下子扩大了4倍的选民数量，政党逐渐在争夺选民选票的过程中置理念和政策与不顾，陷入为政党谋取私利的深渊。在藩阀政治向政党政治转变的过程中，政治频受民意左右。当时日本民族主义勃兴，主张向西伯利亚出兵等扩张国家权力的各种举措。
大正天皇在自己短短13年的统治中并无建树，天皇一职反倒是显得可有可无，这也使得他更像是带领日本前进的一个转型天皇。大正天皇有四位皇子：裕仁亲王（昭和天皇）、雍仁亲王（秩父宫家）、宣仁亲王（高松宫家）、崇仁亲王（三笠宫家）。1916年11月3日，裕仁亲王在宫中的贤所行太子礼，成为皇太子。
1921年10月4日，日本宫内省发表公告称：
目前，陛下在行走时，一般都需要有人在身边搀扶，动作迟钝和语言上的障碍近来也日益加剧。稍有活动就容易产生疲劳，神志和记忆力都在衰退。总之，看来情况很难好转。陛下在年幼的时候曾经患有类似脑膜炎的疾病，而且，成年时仍不断受到这种病症的折磨。因为身心过于劳累，致使精力有些衰竭，所以出现了上述病情。
1921年11月25日，鉴于大正天皇的病情，皇太子裕仁正式代替大正天皇摄政。当侍从长要求大正天皇交出御用印鉴和刻有“可”、“阅”、“览”字样的玉玺时，大正天皇以默默不语来反抗对自己权力的剥夺。
于是侍卫长又一次进入大正天皇的御所，“拿走了放在这里的印鉴”，大正时代就此终结。
1926年，47岁的大正天皇中风后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