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评论道：“作为君主，动静举措不可以不慎重，否则心里想的就会表现于外，天下无不知晓。当武帝说这句话的时候，皇后、太子全都活得好好的，而武帝却命令将钩弋宫的大门改称尧母门，违背了名分。正因为如此，奸人才得以揣摩到皇帝的心思，认为他非常宠爱幼子，打算让这个儿子继承皇位，由此动了危害皇后、太子的念头，以至于酿成巫蛊之祸，真是可悲啊！”（《资治通鉴》卷22）
聪明
三国时，魏国君主魏文帝曹丕封吴国君主孙权为吴王。孙权派中大夫赵咨前去致谢。曹丕问：“吴王是什么样的君主？”赵咨答：“是个聪明、仁智、雄才大略的君主。”文帝让他具体说。赵咨道：“从凡人中吸纳鲁肃，证明他的聪；从行伍中提拔吕蒙，证明他的明（纳鲁肃于凡品，是其聪也；拔吕蒙于行陈，是其明也）；俘获敌将于禁而不加以伤害，证明他的仁；夺取荆州而兵不血刃，证明他的智；占据荆、扬、交三州而虎视天下，证明他的雄；屈尊而向陛下称臣，证明他的谋。”文帝又问：“吴国像大夫您这样的人有几个？”赵咨说：“聪明而通达的人，有八九十个；像我这样的人，车载斗量，数不胜数。”（《资治通鉴》卷69）
来去
三国时，魏明帝曹睿突然出现在尚书台门前，尚书令陈矫迎出，跪下拦住去路，问：“陛下要去哪里？”明帝说：“我想看一看公文。”陈矫说：“这是我的职责，不是陛下您应该亲自察看的。要是我不称职，就请现在罢免我——请陛下返回。”明帝惭愧，登车回宫。（《资治通鉴》卷72）
为治之要
三国时，魏明帝颁布诏书，命令散骑常侍刘卲制定考核官员的办法。
司马光就此进行评论，发表意见说：“治国理政的首要，没有比用人更优先的了；然而识别人才的办法，就是圣贤也感到困难。”（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而知人之道，圣贤所难也。）（《资治通鉴》卷73）
治本在得人
十六国时，前秦国主苻坚见到高泰，很是喜欢，询问治国的根本大计。高泰答道：“治国理政的根本在于获得人才，获得人才在于审慎选拔，审慎选拔在于核实真情，官职得到了合适人选而国家得不到治理的情况，还从来不曾有过。”（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审举，审举在核真，未有官得其人而国家不治者也。）苻坚说：“您的话虽简短，而包含的道理却很博大啊。”（《资治通鉴》卷103）
五代时，后周中书舍人窦俨上书周世宗柴荣说：“为政的根本，没有比选择人才更重大的了；选择人才的关键，没有比任命宰相更优先的了。”（为政之本，莫大择人；择人之重，莫先宰相。）（《资治通鉴》卷293）
厨子与皇帝
南齐明帝理政，事必躬亲，不仅朝中政务，就连郡县的日常工作也要一一过问，没有他的旨令不能办理。一个叫钟嵘的人上书说：“古时候，圣明君主根据人才的德行分派政务，考量人才的能力授以官职，三公负责大政方针，九卿负责具体落实，天子只是高高在上、面南而坐罢了。”（古者，明君揆才颁政，量能授职，三公坐而论道，九卿作而成务，天子唯恭己南面而已。）
明帝看了心中不快，问太中大夫顾暠：钟嵘是什么人，竟敢干涉朝廷政务？顾暠答：“钟嵘虽然地位卑微，但他的话有对的地方。那些繁重琐碎的事务，本来应该由职能部门处理，如今却被陛下您一把全揽了过去，弄得自己越来越劳累，而臣子们则越来越清闲，正所谓‘代替厨子宰割牲畜，代替木匠砍削木料’啊（代庖人宰而为大匠斫）。”明帝没有接话，改换别的话题。（《资治通鉴》卷140）
唐太宗与隋文帝
唐太宗问房玄龄等人，隋文帝这个君主做得如何？得到的回答是，这位皇帝勤于政事，临朝听政，有时工作到日落西山，五品以上官员围坐论事，侍卫不能下岗，互相传递食物充饥。隋文帝虽然算不上品性仁厚，但说他是励精图治的君主并不为过。
太宗摇摇头，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文帝不明智却喜欢苛察。缺少明智，观察事物便不能通达；喜欢苛察，对待事物便疑神疑鬼，结果是什么都由自己决定，不信任群臣百官。天下如此之大，日理万机，即便把身心都耗尽了，也根本做不到每一件事情都能得到正确处理。君主既然已经作出决断，臣子只能接受，就是明知不对，也没人敢站出来争谏，所以隋朝仅仅传到第二代就灭亡了。我的做法正相反，选拔天下贤才，充实百官职位，由他们考虑天下事情，然后汇总到宰相那里，经过反复论证，最后上报给我；我论功行赏，论罪处罚，谁还敢不尽心竭力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这样何愁天下治理不好呢！”（《资治通鉴》卷193）
无为而治的关键在于正己
魏徵上书唐太宗，说：“君主善始者多，善终者少，难道仅仅是由于夺取天下容易而守卫成果困难吗？不是。而是因为，君主身处忧患则一心一意地对待人，转危为安便骄傲恣意地对待事。（盖以殷忧则竭诚以尽下，安逸则骄恣而轻物。） 一心一意地对待人，就是北方的胡族与南方的越族也能够同心协力；骄傲恣意地对待事，就是亲人好友也将离心离德，即便在君主威势和愤怒的震慑下，臣民也只是口服心不服。所以，君主在见到可以满足自己欲望的东西时，应该能够想到知足；想要兴土木时，应该能够想到停止；处于高端时，应该能够想到谦卑；面临满盈时，应该能够想到减损；遇见快乐的享受时，应该能够想到克制；平安的时候，应该能够想到后患；已经做到了防止闭目塞听时，应该能够想到继续纳言；忌恨谗言邪说时，应该能够想到端正自己；封爵奖赏时，应该能够想到由于高兴而乱行封赏；施加刑罚时，应该能够想到因为恼怒而滥用法律。以上十个方面，每个方面都是兼思。能够做到十个方面的兼思，再加上选贤任能，就可以达到无为而治，哪里用得着君主亲自劳心劳力以代行百官的职责呢！（兼是十思，而选贤任能，固可以无为而治，又何必劳神苦体以代百司之任哉！）”（《资治通鉴》卷194）
治政的程式规则
唐朝中宗时，御史中丞姚廷筠上奏说：“近来各职司不遵循律令规定的程式，无论大事小事一概奏请皇帝裁决。我听说治政的规则是，君主管理臣子，臣子依法履政（为君者任臣，为臣者奉法）。陛下日理万机，纷繁的政务堆积如山，不可能遍览奏书，臣下怎么可以把诸如是否挖一个水孔、伐一株枯树这样的事情拿来请皇帝决断呢！应该再次明确，今后只有军国大事以及律令规定中没有涉及的事务，各职司才可以上奏皇帝决断，其余的一律依照律令程式处理。如果再有人迟疑拖延，耽误公事，交由御史纠举弹劾。”中宗采纳了他的建议。（《资治通鉴》卷209）
怎样达到无为而治
唐宪宗与宰相谈论治政的道理，说到自古以来就有两类帝王，一类事必躬亲，一类清静无为。宪宗问：这两类帝王各有成败，怎么做才最恰当呢？
杜黄裳回答：“帝王对上承受着天地与国家赋予的使命，对下负有安抚百姓与周边族群的重任，朝夕忧心劳苦，自然不能图清闲要安逸。然而君主与臣下各有职分，国家的纲纪有一定的程序。如果能够慎重地选拔天下贤才委以重任，有功则赏，有罪则罚，选拔任用人才出以公心，赏罚不失信用，那么还有谁不竭尽全力，又有什么不能达到呢！
“贤明的君主在寻求人才时多付出辛劳，在任用人才后便能够多享有一些安逸，这便是虞舜之所以能够无为而治的缘由啊。（明主劳于求人而逸于任人，此虞舜所以能无为而治者也。）至于诉讼与交易之类烦琐细碎之事，有各职司专门负责，不是君主应该亲自去做的。从前，秦始皇给自己规定每天批阅的文件要达到一定的重量，魏明帝亲自到尚书台察看文书，隋文帝议事超时侍卫互传递食物充饥，对当时政务并无补益，对后世政务也没有启发，尽管耳目身心勤劳辛苦，但行为并不合乎道理啊！
“君主最怕的是不能以诚心对待臣子，臣子最怕的是不能以忠心对待君主。如果君主怀疑臣下，臣下欺瞒君主，如此却要达到治理，不是太困难了吗？”
宪宗深以为然。（《资治通鉴》卷237）
把自己当臣下的皇帝
五代时，后周世宗柴荣力排众议，击败后汉，自此政事无论大小全部亲自裁决，百官只是领受现成的命令而已。
河南府推官高锡上书劝谏，说：“四海广大，政务众多，即便是尧、舜也不能独自治理，必须选择人才加以任用。如今陛下以一身承受起全部政务，然而天下人并不认为陛下聪明睿智到一人顶百官，却说陛下狭隘多疑不信任群臣啊！不如选择能够知人善任、公正无私的人做宰相，能够爱护百姓、处理诉讼的人做太守县令，能够增加财富、发展生产的人掌管钱粮，能够推断案情、遵守法令的人掌管刑狱，那么陛下只需在朝廷垂衣拱手，根据他们的功过进行赏罚，天下就可以治理好了！何必降低君主的尊严去代行臣子的职责，委屈高贵的地位去献身轻贱的事务，这样做不是丢失为政的根本吗（无乃失为政之本乎）！”
世宗没有听从。（《资治通鉴》卷292）
小结
由治吏而治政，是一条简便易行的途径，任何一个官员都知道，然而就是有人做不到，即便一再提醒、说明，也仍旧做不到，致使本来一目了然的事情成为一个问题。原因很简单，不是不相信别人就是过于相信自己，总之是不能放弃自我，所以上面引用的孟子那句话在这里仍然适用，做不到有不为就做不到有为。
治吏尽管是以上对下，但并非易事，你要治人，人一定要反制。故事中的田婴就是一例，下级由于在权位上处于劣势，便想方设法地刺探上面的心思和意图，变被动为主动，利用对方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唐易鞠、司马光叮嘱作为上司的人一定要把自己隐藏好。这不是故作高深，是治吏的需要。隐蔽自己只是上下博弈的一个手法，诸如此类的“术”有许多，足以写一部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