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秀生 林左鸣
摘要 “三农” 问题的逐步产生和破解一直伴随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之中。中国从一个农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走向新兴工业国家的第一天起，工业反哺农业这种破解“三农”问题的基本模式就已经被提出，但由于观念和方略的滞后，运行结果却不尽人意。“三农”问题的本质是虚拟价值与实体价值的不对称，因此有必要从基于价值创新的广义虚拟经济新视角来审视以城乡差距为表象的“三农”问题。取这种视角对三种工业反哺农业的模式进行探析，就必然会得出以改变土地寻租模式和劳动力大迁移模式为辅而以发展庄园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模式为主线的“三农”问题解决路径。
中国是个农业人口大国，要在本世纪前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解决“三农”问题是关键之所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利用工农业剪刀差，靠农业基础支撑起新中国的工业发展格局。遗憾的是在经济发展道路问题上的失误，特别是十年动乱的影响，我们失去了适时地实现工业反哺农业、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机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城乡差距并没有显著缩小，甚至有些地方差距越来越大，形成了“发达的城市，落后的农村”的格局。我们认为，对这个问题应该辩证地来看待，只要实现思维的转换和价值的创新，农村的落后其实蕴含着城市的进一步发展的因素，城市的发达也蕴含着农村进步的诱因。而基于价值创新的广义虚拟经济视角，其意义在于使我们能更深刻地探析工业反哺农业等各种模式，更自觉地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什么是广义虚拟经济？南开大学教授刘骏民认为：“广义的虚拟经济是指物质生产活动和与其有关的一切劳务以外的所有经济活动。”［1］按照这个定义，似乎广义虚拟经济就是非物质生产的经济活动。但是我们认为这样定义还不全面，定义广义虚拟经济要从经济活动的价值原点来思考。传统经济活动生产交换的商品，主要是表现为使用价值，即满足人们生理需求的价值（实体价值），但是作为一个全面的人，不但有最基本的生理需求，还有心理需求，特别是在基本生理需求得到满足后，更多的需求是心理的。满足这种心理需求的价值标的，与实体经济生产满足生理需求的使用价值相对应而言，可以定义为虚拟价值。因此我们的定义是：创造满足人的生理需求的使用价值的经济活动是实体经济，而创造满足人的心理需求的虚拟价值的经济活动是虚拟经济。当把两类经济活动融合为一体，并凸显了满足人的心理需求，即在商品价值量构成中，虚拟价值占主导时，这样的经济活动就是广义虚拟经济。因此，还可以对广义虚拟经济做出如下简捷的定义，即：如果说传统的经济是“物本经济”的话，那么广义虚拟经济就是“人本经济”［2］。在“以人为本”的经济理念下，即便是很传统的经济活动，由于理解的不同，衡量尺度和目的之改变，也会产生出和“以物为本”的经济模式完全不同的结果。这正是我们不仅要会用狭义虚拟经济的手段来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更要善于用广义虚拟经济的视角来指导今天新经济的全面发展，以求更好地从根本上找到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
一、改变土地寻租模式
“三农”问题的核心在于农村与城市的虚拟价值与实体价值的不对称，而两种价值不对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地创造财富的多寡，土地创造财富的多寡又取决于土地寻租方式、对象、内容的差别。
马克思曾在《资本论》里引用威廉·配弟的名言：“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3］这句名言的深刻含义，中国的农民非常能够理解。农民只要拥有土地，再加上自己的辛勤劳动，获得财富和生活就不成问题。千百年来，农民真正拥有自己土地的时候并不多，农民要获得土地耕作，往往要从地主手中租来。因此，“寻租”一词对中国农民并不陌生，并且在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农民创造性地发挥了其内涵和外延。其实，土地创造财富的多寡，取决于寻租的内容、对象和形式的变化。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却是很长时间以来人们绕不过去的坎。在农业经济时代，地主把土地租给佃农，往往要收地租———谷子。地主们很少要求佃农交钱。由于土地寻租的目标初步锁定在“谷子”上，所以租了土地的佃农，永远只能种谷子。年复一年，佃农们在所依赖的土地上所能创造的财富也永远只能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然而，一旦寻租的内容和形式发生变化，同样的土地创造的财富就可能获得极大的增加。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这个改革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迅速得到改善。当年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就因为农村的这一改革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使国民经济状况迅速好转起来。所谓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就是土地寻租形式的改变。仅仅这么一种细小的变化，就化腐朽为神奇，解放了生产力，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可以想象，如果寻租的内容也变化了，结果可能更令人不可思议。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初期，一般都还规定了土地种植的品种。后来，人们思想进一步解放，很多农村不再强行规定必须种植的品种了。有些地方还把上交承包粮改为上交相应的钱就行了。土地寻租内容的这种变化，使得生产力进一步解放，推动了农、林、牧、副、渔等产业的全面发展。同样的土地，所创造的财富却呈几何级数增长。
人们终于明白了，土地寻租是打开财富大门的金钥匙。只要在寻租的形式、内容和对象上拓展视野，做足文章，那么在有限的土地上可以创造更多的财富。迄今为止，这样一种无需附加更多劳动的经济活动可以创造价值和财富的现象，人们仅仅把它归结为生产关系的变化，还没有对它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我们认为，土地寻租的形式、内容和对象的变化，并不能简单地用生产关系来解释。在改革开放初期，用土地寻租创造更多的财富的观念，一旦重新被人们认识以后，就使得人们为了土地寻租几乎疯狂起来。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是土地寻租刹那间做到极致的中国。所以也是中国利用土地创造了最多财富的时期。香港人的言传身教，使昔日小渔村的深圳最先懂得了土地离开农业去寻租的魔力。紧接着，珠江三角洲也疯狂般地涌入外资，大办工业。以东莞为代表的“珠三角”农民，不过是把昔日用来种“两季”水稻的农田建成了厂房出租罢了。这是最简单的土地寻租方式。由于这一改变，中国农民创造了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奇迹。中国农民必须懂得改变土地寻租的形式、内容和对象，而这一点，珠江三角洲的农民干得出类拔萃。
从此，在搞活土地寻租这个问题上，政府向老百姓学，内地向沿海学。土地寻租的魔术可以招财进宝，利用土地寻租，几乎成了各级地方政府筹集资金、发展经济的最重要途径。很多地方，财政收入相当大的比例是来自于土地出让金和房地产业的税收。按刘骏民教授的看法，房地产（除去建筑业创造的产值）属于广义虚拟经济。那么可以这么说，广义虚拟经济已经在很多地区的经济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当然也为破解“三农”问题开辟了全新的通道。土地成了地方经济最根本的资源，经营土地成了政府的第一号任务。根据中国土地勘测研究院统计，仅2002年，全国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获得土地收入为241979亿元。而伴随着寻租发展的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巨大进程。正是工业化进程催生了农民对土地价值的重新认识，广大中国农民在改变了土地寻租的方式、内容和对象的同时，也改变了自己，抓住了工业反哺农业的有效方式。
改变土地寻租模式在很短的时间内为农村带来了大量资金和技术，提升了农村的基本观念和生活品质，迅速改变了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使其财富成几何级数增长。因此无疑是一种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有效模式。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这种模式有其局限性。从微观上讲，它受地域、基础设施（交通、电力、通信）、基本条件（资金渠道、人脉渊源、市场关系）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对广大农村而言，不具普适性。从宏观上讲，改变土地寻租模式必须有个度，如果全国的农村都像“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农村一样，大办乡镇企业，有些乡村几乎没有留下一寸农田，全部盖成了厂房和商铺，那显然是绝对不行的。比较特殊的一个例子是江苏的华西村，华西村当地人早就说他们在建设新农村，可人们看到的景象与其说是新农村，倒不如说是新工村。在上述两个地区，原来在上海、广州甚至境外那些高污染高耗能的行业都就近转移，虽然得到了GDP，但失去的却是延续了千百年的江南鱼米之乡和岭南花果之乡。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改变土地寻租模式如果仅局限在现在普遍理解的内容上，虽有其神奇的效果，是可行的，甚至是必要的，但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只能是一种辅助性的模式，必须控制其范围和程度。
二、劳动力大迁移的模式
历史上曾憧憬于“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超级静态生活的中华民族，多次出现过劳动力的大迁移。至今北方还流传着人们从山西洪洞老槐树下迁居的传说，四川则流传着“湖广填川”的传说，而贵州的“屯堡”文化，则实实在在地再现600年前明初时代人们生活的遗风，成为了活生生的文化化石。这一切都说明了，在政治变革和战争之后的大量劳动力迁移，尤其是农村劳动力迁移曾经构成了中华民族经济发展历史上的重要一幕。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中国随着现代商业萌芽的诞生，一种并不因战争或政治要求的农村劳动力迁移出现了。明末清初，曾经有一批农民，他们处于人口稠密、土地贫瘠、自然资源十分匮乏的黄土高原。为生活计，他们果断地放弃了千百年来祖祖辈辈固守的土地，背井离乡，弃农经商，从事长途贩运。他们从走西口起步，足迹遍布中国大江南北，甚至远涉蒙古、俄罗斯。在以后的几百年中，正是这批长途迁移的农村劳动力一跃成为富可敌国的巨商，并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金融奇迹和跨国公司。这就是在世界商业史上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晋商。他们的辉煌成就不亚于盛唐时丝绸之路所创造的商业奇观。
劳动力的迁移，带来了生产力的交流和发展，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今天这样一幕正在重演着。在改变土地寻租，工业化、城镇化迅速发展的同时，腾出了容纳农村优秀劳动力的巨大空间，于是中华民族历史上规模最为浩大的一次劳动力迁移出现了，并且方兴未艾。中国广大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实际上成了中国对外开放、走向世界的加速器。优秀勤劳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成了中国制造业之所以能独步全球的最强劲的比较优势。应该说，没有源源不断的优秀劳动力的补充，就没有今天中国的“珠三角”和“长三角”两个经济发动机的高速运转。如果从工业反哺农业的视角来看，劳动力迁移的作用甚至比城镇化的作用要大得多，其影响和辐射面也要广得多。在一些中西部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寄回家乡的资金甚至已经超过当地的财政收入。据目前统计，全国的农民工中，每年所创造的劳务收入总量约6000亿元。其对中西部和“边少”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不亚于国家财政的转移支付。
从广义虚拟经济的视角来看，生活本身就是财富。农村劳动力转移不仅带来农村人口生活的变化，也带来中国人的生活变化，是新的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马克思语）［4］过程，是会创新出价值的，它为中国创造了财富。同样的劳动力，付出同样的劳动时间和基本相当的劳动强度，在迁移前后，仅仅由于所处空间不同，所创造出的价值有天壤之别。劳动力迁移这样一个生活过程是价值创新和提升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这个过程虽然没有附加上传统意义的劳动，却使迁移后的劳动可以更好地提升价值和更多地创新价值。但是，同样的1小时劳动就因为它发生在城市的生活平台上而价值增加，这个价值就是表征为“生活对象化”的虚拟价值，这是源于一个不对称的价值平台。“生活对象化”所产生的虚拟价值（心理需求）加上“劳动对象化”的使用价值（生理需求）使财富空间得以长足的扩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