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这种发动机不适合用于歼13飞机，李明和所里的几位同志决定向上级反映自己的意见。李明和应福田、杨凤田联名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他们的出发点还是认为引进这种发动机对歼13不合适。后来，经过航空工业部组织的论证和考虑上级机关的意见，中央领导做出了“不可不买，不可多买”的结论，但是斯贝引进之后，歼13飞机并未选用。
关于为歼13选发动机的事情，前后折腾了几年一直都没有结果，直到1978年才迎来了转机。这一年，沈阳飞机厂的唐乾三经理和601所顾诵芬总师等人从国外运回来一架788飞机，之后三机部组织专家对该机进行了摸透、消化，收获颇多，其中有的技术还用在了后来的歼8大改方案中。而对歼13飞机来说，最大的收获就是有了可用的发动机，该发动机推力为12500千克力级，推重比5．5。后来经过新一轮的方案论证，各方都认为788飞机的发动机配装歼13比较好，并主张测仿该发动机。在取得三机部领导的同意之后，不久该发动机就从机上拆下“借给”了410厂，由其负责仿制。国内拟仿制的发动机被命名为涡喷15加力涡喷发动机，之后，歼13飞机就按照配装涡喷15发动机方案开展设计研究，研制进度也大大加快。
除了为歼13选择配套的发动机之外，气动室的另一项工作是对飞机气动布局和部件方案深入选型，这是一项技术性要求高而又复杂的工作。选型研究的主要手段是风洞试验，而进行风洞试验就要用到风洞模型，但是由于模型加工周期往往过长，影响了研制进度。
前文中提到，李明在技术组时，就常去试验工厂了解模型制作情况，回到室里后，他还是经常去工厂了解模型加工的进展情况。反复观察后他发现，要加快模型的制造进度，就必须改进工艺与生产工具，于是他同工厂领导和工艺人员研究改进措施。按照当时制作模型的流程，第一步就是制作外形样板，而之前制作外形样板的过程一般是画完放大图后，由钳工手工制作，既费时又吃力。后来一名工艺员反映，说有一种采用电火花加工原理的线切割机，可以大大加快样板制造的进度。李明向顾诵芬总师反映，说可以采用线切割机来提高样板制造速度，在顾诵芬总师同意后，工厂买来了线切割机，试用后成效显著，大大提高了样板制作速度。而机翼的外形，原先的工艺是先将毛坯粗加工，留有较大的余量给钳工去锉修，后经研究改为用靠模铣，这样大大减轻了钳工的工作量，也提高了加工速度。
顾诵芬总师当时也经常为缩短模型加工周期想办法，有一次他想到可以尝试用发动机叶片精铸工艺来制作模型。于是，李明与顾诵芬俩人骑车去410厂，找到车间的领导和工艺员，讲明了来意后，对方很痛快地答应了，要求他们提供一个飞机模型的木模，试着浇铸一下。回来后，李明找人制作了一个木模，然后带着木模又去了410厂的精铸车间，将木模交给联系人，他认为木模做得不错，就让李明回去等消息。大概过了一个星期，410厂通知李明去看铸件，李明一看铸件心就凉了。由于热胀冷缩，按木模制作出来的铸件，冷却后比木模明显缩小，这样的话所有尺寸都对不上了。回所后，李明向顾诵芬总师汇报了这件事，就放弃了用这个方法加工模型的想法。
在这之后，顾诵芬总师仍一直关注模型加工。改革开放后，他有了出国的机会，还利用节省下来的零用钱买了国外的锉刀回来，加工模型的师傅普遍反映比国内的刀具好用，后来他还从国外带回来了用于模型加工的电动工具。时至今日，各种数控机床、数字测量装置等先进生产装备已普遍推广应用了，生产加工效率大大提高，可见提高生产效率的根本途径在于持之以恒地改进和创造新的生产模式和应用先进的生产工具，而推动这一变革的则是人的不懈追求。
李明是一个爱学习的人，也是一个会学习的人，这也是为什么他无论在军校、在部队，还是在601所从事科研工作，都能够很快取得进步的重要原因。
李明在哈军工学习时，空气动力学这门课只有100个学时，教师是黄序。到室里工作，这点知识是不够的，要补课。尽管已经是室主任了，并参与了飞机的设计研制，但是对于自身专业知识方面的不足，李明很坦诚，也有着清醒的认识。
除了通过看书补充知识外，李明还采用了另外两种办法，一是直接参加组里的专业工作，从实践中学习，除性能、操稳专业之外，进气道、载荷、布局、导数专业都留有他参加工作的足迹，从而大大拓宽了他的专业知识面。二是认真看所有出室的报告，这既是室主任应履行的责任，也是他从中学习专业知识的重要机会。
与别人不同，李明看报告时喜欢一边看一边思索，包括报告中概念、原理和计算方法上有无问题，有时还要用计算尺（后来是用计算器）校对一下，看结果是否符合要求，是否正确等，就连标点符号与错别字也不放过。
这样看报告，对他来说也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过程。有的报告若没有完全看懂，李明还会请编写的同志给他解释、说明，等于是拿着具体问题找老师解答，李明常常说这就是孔夫子所讲的“三人行必有我师”。“在看报告的过程中，当你积累到一定程度，你会对报告编写人、校对人、组长们的技术水平、研究能力、写作能力以及责任心与工作作风慢慢掌握于心，从科研管理角度，也有利于知人善任。”李明如是说。
随着电子计算机运算速度的不断提高，各种高级编程语言的出现，计算流体动力学（CFD）迅猛发展。李明发现，关于这方面的报告和文献也越来越多。
其实，601所一直都很重视计算机能力建设，计算机换代也比较快，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后。原先是颤振和强度专业使用计算机较多，但后来使用者明显增多了。先前算题，编程工作大多是由计算机室数学组的人进行的。到了后来，设计员编程的人逐步多了起来，室里钻研CFD的人以及想把原来由手工进行的工程计算转为计算机计算的人也多了起来。看到这个趋势，李明觉得应该因势利导建立一个新的专业。
李明把喜欢用计算机计算的人组织起来，组成一个气动数值计算组，并指定了负责人。规定所开发的程序要为气动力设计计算所用，并指定一个开发范围和先后顺序，这个组就运转起来了。遗憾的是，多年之后，这个专业并未建设起来，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从事这个专业的人单干的多，形不成合力；另一方面，从国外买软件比自己开发要快，也更好用；还有就是当时主要通过风洞试验得到数据，比较托底，并不依赖于计算。最后，这个专业组就逐渐消失了。
边工作边学习是李明进所后多年来养成的习惯。有一段时间，他对阅读新的国外文献非常感兴趣。阅读时，他喜欢用笔译的方法来提高阅读速度和增强理解，为此，他曾将两份资料的译文交给顾诵芬总师，请他帮助修改。顾总很认真地修改并指出了不少专业译名的错误，使李明获益匪浅，渐渐地，笔译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一次，李明看到了一本AGARD报告，觉得对歼13飞机的研制有一定的参考作用，于是就决定尝试着将其翻译出来。翻译期间，有少数不熟悉的专业词汇，由同事陈瑞禧帮忙翻译。1978年，这份报告翻译完成后，以《国际航空》编辑部的名义正式出版，书名为《抖振及其他跨声速现象对机动作战飞机的影响》，这是李明翻译的第一本书。
李明翻译的另一本书是《机动飞机实用空气动力学》。原书是一本俄文教科书，书中对当时苏联的各种战斗机的飞行使用介绍得比较详细，对有些问题的分析也很深入。当时室里胡秉科看到后觉得内容挺好，就和李明商量将它翻译出来并出版。没想到他们分工译完后，联系空军的情报室出版时，才知道试飞院也有人翻译了这本书，空军就建议将两份翻译稿都给他们，由他们选择使用。后来，这本书于1979年以空军司令部的名义出版。
1981年10月，李明被三机部任命为601所副总设计师，主要任务是协助顾诵芬总师抓歼13飞机研制。同时，在摸透788样机后，空军要求进行歼8大改（即以后的歼8Ⅱ飞机）的研制工作。在歼8大改的研制中，首次建立了总设计师系统和行政指挥系统，李明被任命为歼8Ⅱ飞机型号的副总设计师兼飞行控制与操纵系统的总设计师。
进入80年代，由于有多年的工作基础，歼13飞机的研制推进很快。在确定以涡喷15发动机为动力后，空军的战术技术要求经过多轮反复协调也基本确定，整个研制方案就基本冻结了。此后，通过了总体方案评审，召开了成品协调会，接下来将转入详细设计阶段。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事情却发生了变化，歼13飞机的命运也出现了出乎意料的转折。
当时，空军司令员张廷发向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报告，鉴于空军装备落后，需要研制一种新型歼击机（新歼），邓小平批了5亿元经费进行此项研制工作。这个新歼的主要战术技术指标和要求与601所论证多年的歼13飞机的是一样的。
然而，1982年2月对歼13飞机方案进行大规模评审时，军方要求沈阳、成都两地都完善和报送方案再进行评审。此后，经过几轮方案比较，新歼选用了611所的鸭式布局方案，而601所研制多年的歼13飞机边条翼方案被弃用了。10多年的研制工作就此“下马”了。
对于这个结果，当时所里很多领导，包括参与歼13飞机研制工作的人都想不通。大家都觉得，既然是新歼，总该提出要论证的新的战术技术指标吧！怎么把歼13飞机的战术技术指标抄过来就算了呢？当然，更多的是10多年的工作就这么放弃，对所浪费的人、财、物感到可惜。话说回来，新歼定点成都后，在对外合作中是按第三代战斗机的要求进行的，数字电传操纵、综合航电系统等都是歼13飞机当时尚没有列入的研制内容。
自1963年到601所工作，至1981年调任所副总师，历时18年，李明在这18年的工作经历中，虽然技术岗位多次变动，但始终坚持发扬勤奋学习、刻苦钻研的精神，认真努力地把每项工作做好。同时，601所也为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使他参与和从事了多个型号的研制工作，又接触了总体、气动、动力、操纵与控制等多个专业的技术工作。正是有了这样的基础，才使他在以后的型号研制和预研工作中，能够将技术融会贯通，综合集成，开创了中国航空领域自动化研究的新篇章。
注 释
[1].本书所提“重量”均为“质量”概念，单位为千克、吨等。
[2].1千克力=9．8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