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学习国外先进技术，1963年到所后，李明就常去图书馆查阅资料。他发现图书馆多是英文资料，可在大学他学的是俄语。于是，他立即抓紧英语学习，坚持每周去图书馆查阅外文期刊。由于坚持阅读，阅读水平与速度有较大提高。1987年晋升研究员外语考试时，管德副总师对他的考卷评语是：文章翻译很流畅。在主管ACT预研课题中，英语派上了大用场，他到处收集相关资料，一边吃饭，一边看，一边感叹说，我国在此方面太落后了，可以说是空白。李明翻译了大量国外关于此方面的资料，对ACT预研课题起到了技术支撑作用。
1987年与美国合作改装歼8Ⅱ武器火控系统，作为技术负责人，为了工作方便，李明利用一切机会学习英语口语。余晓兰给孩子买的收录机和外文书，孩子说听不懂，没怎么学，可李明坚持用它听、说。在美期间，他利用各种机会与美国人交谈，乘坐公交车时他也不放过，以提高自己的听力和口语水平。因坚持练习，他的听力和口语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基本达到了能与美方人员交谈的水平。
1991年苏联解体，出现了对俄合作的机会。我国开始与俄方合作，丢了近30年的俄语已忘得差不多了，为了与俄方合作，李明又抓紧时间大量阅读俄文资料，努力恢复俄语水平。功夫不负有心人，“十一号工程”翻译发图前，部里组织俄语考试，他获得了第二名，第一名是俄文翻译。
为适应型号研制中发动机选型的需要，他拿来余晓兰的发动机原理课本自学。由于他掌握了发动机的原理和性能，在型号设计中对发动机选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随着科技的发展，武器火控系统也用上了计算机，他又立即学习微处理器技术。
因为工作需要，他调转的专业较多。1963年分配到动力燃油室时，分管进气道调节；不久调到总体组，参加过战术技术、性能、总体等工作；“文化大革命”后任气动室主任时，研究过气动布局、操稳等；他还负责过电传操纵系统和综合火控系统的预研工作。无论干什么，他总是干一行，学一行，钻一行，并且将其研究得较深入透彻。1990年初赴俄谈判时，他看到俄罗斯书店里有些书很好，就用自己的津贴买来学习，还送给翻译曾冬娟一本。
李明不但自己刻苦学习，还鼓励同志们学习。在ACT预研工作中，为提高大家阅读外文资料的能力，他将自己翻译的许多资料让参与ACT工作的同志再翻译一遍，并答应给予出版，以鼓励大家学习英语的积极性。在开展“973”无人作战飞机研究时，因在北京能比较快地看到较新的科技书籍，北京还有军事书店，所以去北京出差时，他常去购买相关书籍。购书时一般都购买两套，一套自己留用，一套给无人机（UAV）组的人员学习。
余晓兰说，李明一生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他涉猎的书籍除科技类外，地理、历史、文学、哲学以及佛学，他都阅读。他说知识是相通的，没有无用的，只有不学的。他是个书迷，又属鼠，余晓兰常笑称他是个啃书的老鼠。601所原副所长王忠利每次见到余晓兰都说：“论看书，谁也比不过李明。”中航工业科技委副主任顾诵芬也常对秘书说，很难再找到像李明那样能看书，而且看得那样明白的人了。
李明为我国航空技术落后现状着急，因此，他紧跟科学技术的发展，开展预研工作。他深知，预研是开拓性科研工作，难度和风险较大，见效慢，经费少，成果也不如型号研制突出。他不考虑个人得失，他认为要使我国航空事业快速发展，必须进行预先研究。因此，他义无反顾地战斗在预研工作的前沿。
他从1978年就开始收集国外电传操纵系统的资料，1982年正式申请电传操纵系统预研课题，当时，我国在此方面还是空白，他引领601所和相关单位攻克了这一技术，大大缩短了我国航空业与先进国家在这方面的差距，并在国内领先掌握了第三代战斗机的这一关键技术。
1987—1989年，与美国合作改装歼8Ⅱ型飞机的综合火控系统，1989年美国终止合同后，他促进该技术在国内研制，并在歼8Ⅲ型飞机研制中实施，使601所又领先掌握了这项第三代战斗机的关键技术。
总结历次战争的经验和科技的发展，国外大量开展无人作战飞机的研究，于是，他又开展无人作战飞机的预研工作。作为“973”无人作战飞机系统（UCAVS）总体基础技术研究项目的技术首席，他在所内成立了无人机组，购买了各种人工智能书籍，以及有关历史上各次战争的书籍，包括抗美援朝战争、科索沃战争、越南战争等。余晓兰问他买这些书干什么，他说，用以统计历次战争中飞机出动架次和损毁数据，以便研究无人作战飞机的使用寿命问题，并亲自摸索了无人作战飞机寿命的计算方法。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他又与时俱进地研究信息化方面的有关知识，并向总装备部和空军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
由于长期的疲劳，李明的身体每况愈下，经常心绞痛。余晓兰对他说，都快退下来了，少管点事儿吧！可他说，在我退下来时，要让601所在10~15年内有事干。他实现了他的愿望，两项第三代战斗机的关键技术成果都用在了歼11飞机的改进改型中。2001年李明从总设计师岗位退下来至今，601所广大技术人员一直战斗在歼11系列飞机的改进改型中，李明为我国航空事业倾注了毕生心血。
1986年他接任601所总设计师时，他虽毕业时间晚于其他副总师，但他以对党的忠诚以及勤奋刻苦的精神，认真负责地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他主持了歼8Ⅱ02批飞机的研制；主持完成了歼8Ⅱ主动控制系统验证机的试飞验证；主持了“八二工程”对美合作，并将其技术应用于歼8Ⅲ飞机的研制中；引进了苏-27飞机生产许可证，并国产化——歼11×型飞机；开展无人作战飞机研究——“973”项目等。他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完成各项任务，用他全面的技术、严谨的作风以及对大工程项目极高的组织能力和决策能力赢得了大家的敬佩和尊重。
由于工作突出，他于1989年被评为中青年有突出贡献的专家；1991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被评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同年获航空金奖；1997年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代表大会代表；1999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2001—2007年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和第十届政协委员。在型号和预研工作中，他曾12次荣立一等功。
为人处世的师表
他为人正直，勇于负责，凡事从大处着眼，从工作出发，从不考虑个人得失。例如，1976年冬，他与顾诵芬总设计师在服务社参加每年一个月的干部劳动，他们在大礼堂前卖冬菜时，突然大礼堂楼顶冒烟了，他奋不顾身地冲进礼堂救火，楼顶坍塌瞬间紧急撤离火场时，放在礼堂椅子上的棉衣来不及拿出，由于火势太大，大礼堂终被烧毁，棉衣及棉衣口袋里的工资也被烧掉了。有同志对他说，可以向所里说明情况，申请补偿，可他认为自己这点损失不值得一提。又如2009年歼11×飞机失事，此时，他既不是601所总设计师，也不是该型号的负责人，他作为601所的一员，从范副总师那里拿来飞机黑匣子曲线，认真分析研究，在事故分析会上，有的单位认为是601所设计不完善造成的，他用黑匣子里的记录曲线详细分析说明飞机及其系统工作是正常的，与会专家和空军代表听后都表示认同，为601所挽回了影响，赢得了大家的信服和尊重。
他也是这样启发要求余晓兰的。如在歼8Ⅱ受油机研制中，在仅剩几天时间就要去北京汇报时，室主任认为原理图还存在许多问题，不能用于汇报，临时调整任务，将原理图转交给余晓兰完成。余晓兰当时想不通，有情绪，这么短时间能完成吗？回家后，她向李明发牢骚。李明却说，你先画一个，抛砖引玉，然后全组讨论，补充完善不就行了吗！在他的鼓励下，余晓兰接受了此项任务。在平时积累的基础上，利用周六、周日两天时间基本完成了原理图。但机翼油箱加油阻力大的问题还没有想出解决办法，她让李明做饭，自己继续思考。就在李明说“吃饭了”，她端菜时，突然灵感来了，想出一个绝妙的办法，余晓兰高兴地跳了起来。此时李明说：“你看，工作还是有乐趣吧。”他总是以工作为乐，他最高兴、最快乐、最激动的时候，是完成一项工作、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星期一，余晓兰将画好的原理图向主任和全组同志汇报，讲完后，主任自言自语地说：“这还像个原理图。”余晓兰说：“在李明的鼓励下，我体会到了他说的工作的乐趣。虽然辛苦点，但很开心，有完成一项任务、解决一个问题的成就感。”
又如，在歼8Ⅲ飞机燃油系统图样发出后，余晓兰负责编写燃油系统试验任务书和燃油系统模拟试验。歼8Ⅲ首飞一天天临近，由于种种原因，燃油系统模拟试验仍进展较慢。此时，李明催促余晓兰并告诉她，操纵、液压、环控试验都已完成，燃油系统试验要抓紧，否则影响首飞，责任就重大了。余晓兰认为，按任务书的内容和当时实验室的情况，首飞前完成全部燃油系统试验是不可能的。于是，她向组长建议，先完成供、输油试验和航线起落飞行试验，保证歼8Ⅲ01架首飞，然后再按任务书完成全燃油系统试验，组长同意此观点。于是，余晓兰写了燃油系统补充任务书，与实验室的同志共同努力，在首飞前完成了试验。
就在歼8Ⅲ01架首飞后不久，室主任又找到余晓兰，要调她担任歼8ⅡM出口型主管设计师。此时，出口型已与俄方谈判了一年多，余晓兰认为这样安排不妥。一是技术上存在衔接问题，二是参与出口型工作的同志会有看法，有争夺出国机会之嫌。另外，她心里也有个“小九九”，歼8Ⅲ01架首飞成功，接下来应评奖，此时离开歼8Ⅲ项目，几年来付出的辛苦和努力就付诸东流了。于是，回家她与李明商量，李明说是有点儿可惜，但主任这样安排可能有其原因。另外，通过对俄技术合作，你可以学到国外许多先进的设计理念和方法，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至于立功受奖，它只能说明一时一事，只能代表你的过去，而技术水平和品德是跟随人一生的。余晓兰觉得他讲得有道理，服从了领导的安排，并努力尽快熟悉出口型的有关资料。通过参加出口型的工作，她掌握了雷达和发电机冷却系统的设计和计算，拓展了技术面。通过以上事情，余晓兰感慨地说，李明的为人和胸怀让她佩服，是她为人处世的老师和表率。
李明平易近人，不摆架子，积极参加各种公益活动，如冬季每次下雪后，不管工作多忙，他都要参加总师办分担区的扫雪任务，扫完雪后，内衣、毛衣都被汗湿透了，回家换完衣服又去上班了。下班后，还要将住房前马路的雪打扫干净。又如，每年春季，各单位都分配有一定的植树任务，一次，总师办助理米桂珍通知下午植树，正巧李明下午有工作要处理，便向助理问清植树地点和棵数，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将总师办植树的树坑全部挖完，上班后，他对助理说，树坑已全部挖好，你们种吧！我有点紧急工作要处理。他就是这样，从不搞特殊，所以在总师办评选优秀党员时，肖传卿副总师说，李明要是不够优秀党员，那总师办谁也不够。
他从不以权谋私，以权压人，相反，他将自己的岗位津贴都用于买书。每次去北京出差，他都要抽空去书店，寻找工作和预研中所需的新书。他订了份科技新书目报，每次报纸来，他都认真地挑选所需要的书籍，请资料室的同志帮助购买，书买回后由他付款，这样买来的书可放在他办公室对面的小书房里，用起来方便，他所带的博士生也常到那里去查资料。因他购买的书接近工作，紧跟科技发展，沈飞公司陆总也到他那查询过资料。
他对同志真诚关心爱护，谁有困难他都伸出援助之手，如一室重量组陈奉先，1964年爱人从湖南调到沈阳，当时沈阳细粮是定量供应，每人每月3斤米、3斤面，其余都是粗粮，南方人吃不惯。李明将所农场分的大米都送给他，解决其家庭困难。1968年总体组张起忠母亲来沈投靠儿子，当时所里一时找不到住房，李明卷起被子就到集体宿舍去住，让张的母亲在自己家住。那时，李明家也是住在楼梯间一个10米2的小房内。又如，外形组李占祥家有4个小孩，爱人没工作，经济上很困难，李明经常在经济上、物质上帮助他。李占祥向李明借过一次钱，后来他调到辉山农场工作时领到一笔安家费，当他拿着安家费找李明还钱时，李明婉言拒绝了，并对他说：“我就没想过让你还。”
他毫不保留地将技术传授给年轻人，他急流勇退，支持和鼓励年轻人勇挑重担接好班，大家都说他是大好人，就连小外孙女蔡梦菲在给姥爷70岁生日的贺卡上也写的是，“要向姥爷学习，做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大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