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启了改革的历史进程。改革在农村拉开序幕。农村改革的第一步是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建立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新型集体所有制。之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为从土地上转移出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出路，为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工业和整个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在农村改革取得成效的基础上，开始了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经过多年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由此加快了全面改革的进程。20世纪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已经初步确立。与此同时，政治、科技、教育等领域改革也全面展开。
在全面改革中，经济体制改革是重点。因为通过经济体制改革，解放生产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对当代中国来说是最根本最急迫的任务。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政治体制及其他体制改革的配合。因此，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进程中，政治体制改革也在不断推进。与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相适应，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制等各个领域的改革也都有步骤、有秩序地全面展开，改革触及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层面。
改革使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历史性变化。它深刻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极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显著提升了中国社会的文明程度，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近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同坚决地推进改革和对外开放分不开的。但是，距离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很长的路程。目前，我国改革处于攻坚阶段，要在体制创新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从根本上消除束缚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努力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教育体制、科技体制、文化体制、卫生体制等方面的改革迈出新的步伐，还必须解决不少难度很大的深层次问题。改革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我们只能在实践中摸索，不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把改革推向前进，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体制保障。
四、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邓小平在我国改革开放全面展开的历史进程中，反复强调稳定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必要前提，是中国的最高利益，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20世纪90年代以后，江泽民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这个全党工作的大局，系统地分析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指出它们好比现代化建设棋盘上的三着紧密关联的战略性棋子，每一着都下好了，相互促进，就会全局皆活；如果有一着下不好，其他两着也会陷入困境，就可能全局受挫。
发展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靠自己的发展。改革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它的决定性作用不仅在于解决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推进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还要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打下坚实的基础。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改革和发展必须要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没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一切无从谈起。实践表明，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处理得当，就能总揽全局，保证经济社会的顺利发展；处理不当，就会吃苦头，付出代价。
中国目前正处于从低水平、不全面、发展不平衡的小康，向全面小康过渡的阶段，这是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改革的攻坚阶段。在这一时期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任务极其艰巨。因此，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遵循改革开放以来党在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方面积累起来的经验和主要原则。
第一，保持改革、发展、稳定在动态中的相互协调和相互促进。稳定是前提，但稳定是相对的，不能因为改革有风险就不改革或者在改革中裹足不前，否则会导致更加严重、更加剧烈的社会不稳定。也不能因为在发展中可能出现不协调不平衡而不致力于发展。因此，需要统观全局，精心谋划，从整体上把握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做到在政治和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在改革和发展的推进中实现政治和社会的长期稳定。
第二，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深化改革，促进发展，但是改革和发展也不能不顾及社会稳定的内在要求。改革的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要加快发展，但要注意协调发展。改革和发展要始终注意适应国情和社会的承受能力，要统筹安排改革和发展的举措，精心处理稳定同改革、发展的关系，着眼于“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及时化解矛盾，排除不安定因素，以保持稳定，促进改革和发展。
第三，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人民群众是改革发展的主体和动力，是稳定的力量源泉和深厚基础。改善人民生活，让人民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为此，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工作路线，要坚持给人民群众以看得见的实际利益的工作原则，要坚持以着力解决人民群众生活中面临的实际问题为工作重点。
第二节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
一、实行对外开放的历史必然性
改革和开放紧密相连，邓小平一方面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都叫改革，另一方面，又把改革政策也称为开放政策，他说实际上我们制定了两个开放政策，即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不仅如此，他还把两者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他说：“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没有这两个开放不行。” [2]对外开放和改革一起成为新时期中国最鲜明的特征。
邓小平关于对外开放的理论和政策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中国不是孤立的也不能孤立，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的事实，也是我们的立脚点。我们不是也不能是闭关主义者，中国早已不能关闭。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即宣布，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于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他又指出，我们坚决抵制和批判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朽制度和思想作风，但这并不妨碍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但由于帝国主义对我们实行敌视、封锁和禁运的政策，以及后来我们自己所犯的“左”的错误，毛泽东在对外开放方面的许多正确思想未能完全付诸实施。
改革开放后，在研究和探索怎样才能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得快一些的过程中，邓小平十分重视对外开放的问题，多次论述了对外开放的重要性。1980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邓小平正式使用了“对外开放”的表述，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把实行对外开放定为基本国策。把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最重要的依据，就是邓小平关于“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两个重要观点。
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这是对世界经济发展历史的深刻总结，是生产社会化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早在18世纪中叶，第一次产业革命就开启了世界市场。到了20世纪中后期，在以信息化为基础的新技术革命推动下，世界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经济全球化趋势更为明显，表现为生产领域的国际分工和协作不断深化和加强，国际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速度不断加快，跨国公司迅速发展。为应对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各国政府为在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中获取最大利益，纷纷实行开放的政策，广泛地进行经济交流和合作，积极利用国外的市场、资源、信息、技术和资金。在开放的世界中不实行开放政策，只能限制自己的发展，甚至会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灾难。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这是对中国发展历史的深刻总结。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闭关自守。历史的经验教训一再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是不行的，要发达起来，必须对外开放。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存在着许多困难和问题，如资金不足、科学技术落后、劳动者科学文化素质不高、缺乏组织现代化大生产的经营管理知识和经验，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利用国内和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对外开放不仅是为了解决当前经济建设中的矛盾和困难，而且也是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客观要求。
实行对外开放也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需要。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以积极的态度学习和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因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只有在继承和利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创造出来的全部社会生产力和全部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并结合新的实际进行新的创造，才能顺利建设成功。江泽民指出，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上应当有全面的认识。我们既要看到社会主义同它对立和斗争的一面，也要充分看到社会主义同它还有学习、借鉴、合作和利用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