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月1日（1795年5月20日）到共和四年雾月4日（10月26日）
为了将革命拉回到法制的轨道上，国民公会派在重新掌握政权后，通过牧月和葡月两次胜利才好不容易达到目的。在完成了自身的历史使命后，国民公会随即宣告终结。法国即将开启法治时期。
1793年和1794年的战役和结果
独裁政府和雅各宾派非但没有从革命对外的大好形势上获取好处，反而加速了自身灭亡的步伐。在雅各宾派强力措施的影响下，法国取得的胜利优势日益扩大，雅各宾派也没有必要再拥有强大的势力。在法国内部，救国委员会采取了独裁性质的举措，包括增加财政收入，组建军队并领导抗战取得对欧洲的胜利等。因为救国委员会是特殊时期成立的特殊机构，采取的也是特殊的措施。这样的特殊并不是一种常态，因而并没有很长的生命力。当使命终结时，也是这个特殊机构走向灭亡的日子。救国委员会推动了军队的发展，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但由于国内层出不穷事件的干扰，人们没有很快认识到这一点。
山岳党的军队是在1793年夏实行“全民皆兵”时建立的，主要的军官有儒尔当、皮什格鲁、奥什、莫罗、韦斯特曼、迪果密埃、马尔梭、儒贝尔、克莱贝尔等人，他们被山岳党的首领选拔出来接替属于吉伦特派的将领。进入救国委员会后卡尔托曾任陆军部长兼共和军参谋总长，他的用兵之道是强调配合，善于集中优势兵力迅速歼灭敌人，而不是将兵力分散在各处。他创造性地使用大规模作战的方法，并在瓦迪尼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次重要战役卡尔托亲自参加，将克莱尔费和科布尔亲王统率的联军击退到桑布尔河彼岸，从而解了莫伯日之围。
1793～1794年冬季，克莱尔费和科布尔亲王统率的联军和法军是原地对峙状态，战斗没有打响时，双方谁也没有进攻。开战后，虽然双方都拟订了进攻计划，但奥军只拟定了一个粗略的作战轮廓，即先向索姆河上的佩龙纳、圣康坦、阿腊斯等城进击，然后威胁巴黎。对比之下，法军则部署周详，计划再度征服比利时，他们分为了好几路。一路是五万人的北路军，由皮什格鲁率领，计划沿海岸和埃斯考河进入佛兰德。北路军的右翼，又部署了两万人，他们由莫罗指挥，向梅嫩和库尔特雷推进。里尔城里还部署了三万人，由苏哈姆将军率领，他们的任务是防止奥军从右翼威胁出击部队。另外，摩泽尔方面军在儒尔当的率领下，经阿尔隆和迪南向沙勒罗瓦推进，他们的目的是和北路军会师。奥军由于担心腹背受敌，所以在佛兰德遭到攻击后主动放弃了索姆河的阵地。很快，法国的两支部队就尝到了胜利的滋味。皮什格鲁的军队在库尔特雷和胡格莱德两地击败了克莱尔费和约克公爵；儒尔当的军队在刚刚攻下沙勒罗瓦后，便在弗勒鲁斯击败了科布尔亲王。这两支部队胜利会师后，迅速进军荷兰，沿安特卫普、布雷达、赫托亨博斯一带逐步推进，将英荷联军赶过伐尔河，攻入荷兰。在儒尔当军的追击下，奥军溃不成军，先后丢掉了布鲁塞尔和马斯特里赫特。会师后的儒尔当军将番号更名为桑布尔-马斯河方面军，并一鼓作气将奥军赶到了莱茵河东岸。占领了科隆和波恩后，儒尔当部队的右翼和摩泽尔方面军的左翼连了起来，随后攻占了科布伦次。在此之前，卢森堡境内已出现摩泽尔方面军。以前，法国各路军队在统一指挥下，相互协调配合，开赴莱茵河前线。当在维桑堡战线一度失利时，救国委员会迅速采取紧急的必要措施，任命奥什为总指挥，按照限期取胜的作战方针，很快就战胜了不伦瑞克和维尔姆泽，将其赶过了莱茵河。斯拜尔、沃尔姆斯两地很快重新纳入法军的控制之中。
法军无往不胜，除了占领莱茵河流域的一些城市外，还将比利时、荷兰的马斯河左岸地区据为己有。法军步步紧逼，朝着美因兹和曼海姆进发。阿尔卑斯方面军由于进攻皮埃蒙特未果，所以没有什么建树。东比利牛斯和西比利牛斯两个方面军则更是在法国同西班牙的边境上一败再败，分别撤退到了佩皮尼扬和巴荣纳。他们的失败，多半是由于缺乏实战经验并且兵力不足造成的。救国委员会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觉得问题不大，便没有及时整顿，一直拖到现在。后来，这两支军队也按照救国委员会颁布的制度，并更换了将领和编制，很快就扭转了败局。两支军队连续取胜，分别从卡塔卢尼亚和巴斯丹攻入西班牙。
有几个国家看到联军屡战屡败，便开始后悔自己当初信任反法同盟的选择了。这时，法军中传来热月9日革命的消息。属于共和派的军队虽然担心罗伯斯庇尔的失败会引起人民政权垮台，但由于使命所系，军队中并没有发生哗变。他们虽然不太高兴，但还是能够做到以国家利益为重。唯一的例外发生在1789年7月14日到1793年5月31日期间。但在当时这个时期，严格的党派纪律约束着广大将领，确保不会发生大的暴乱。军队还是服从国民公会的。
向荷兰和西班牙半岛进攻的军事行动很快发动了。这一年冬天，皮什格鲁四面围攻荷兰的联合省，巴达维亚爱国者也被号召起来争取自由。法军的行动还得到了荷兰反对总督的党派支持，革命先后在阿姆斯特丹、海牙、乌特勒支等地爆发。很快，巴达维亚共和国建立，人民被三级会议宣布拥有最高主权。原来的总督被撤销了职务，仓皇逃往英国。这也是法国的第一个同盟国。随后两国于1795年5月16日签订巴黎条约，法国得到了荷兰的佛兰德、马斯特里赫特、文洛及其所属地方。条约还规定，在莱茵河、埃斯考河及马斯河两国都拥有自由通航权。荷兰的改变，不但大大加强了法军的作战能力，更沉重打击了反法同盟，英国丢掉了左膀右臂，普鲁士则需要面对来自莱茵河和荷兰两个方面的威胁。无奈之下，普鲁士只得和法国签订巴塞尔和约。
西班牙国内的局势也不乐观，比利亚－雷阿尔、毕尔巴鄂、维多利亚等地相继被蒙塞占领，法军势如破竹，先后占领了菲盖腊斯和罗斯要塞。无奈之下，西班牙于7月16日在巴塞尔与法国签订和约，承认了法兰西共和国的合法地位，并将圣多明各岛（多米尼加）的西班牙属地割让给法国。法国则以归还占领区作为交换条件。
东比利牛斯和西比利牛斯两个方面军在取得连续的胜利后，士气高涨，作战经验逐渐丰富，随后与阿尔卑斯方面军会合，通过进攻皮埃蒙特进入了意大利。1795年2月9日，虽然整个意大利还没有作出任何改变，但已有一个邦托斯卡纳与法兰西共和国单独签订了和约。
保皇党的反动
由于反法联军的一再失败，再加上部分反法国家和法国签订了和约，反革命分子试图借助外国势力干涉法国革命的阴谋没有得逞。万般无奈之下，他们只得再将目光放到国内，希望能够在法国国内制造阴谋叛乱，对革命进行干扰阻挠。那些战败的党派一次次地尝试，虽然结果是失败的，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而是会积蓄力量，以图卷土重来。那些不断保持希望、善于等待的党派是最有耐心的，由于没有胜利带来的疲倦和懈怠，他们养精蓄锐，卧薪尝胆，希望有朝一日能恢复统治。牧月事件和雅各宾派的失败，使革命走向了相反的方向。在这时期，保王派虽然由反动势力组成，但还是归温和的共和派领导。在国内，旧立宪派分布在各市区，由富裕的中等阶级组成。他们和极端保王派追求的君主政体显然并不一样。这两个团体内部，也不是风平浪静。旧立宪派中彼此争权夺利斗争不断，极端保王党也分为互不相容的两派，一派留守国内，一派参加反法联军。旺代军和流亡军之间有矛盾，即便如流亡者，他们之间也按照流亡时间的早晚分成了若干派别。尽管所有这些保王派之间有矛盾，但在君主政体未能恢复的前提下，他们还是能够摒弃集团的小利益，共同站到国民公会的对立面。几个月来，已有大批试图借助中等阶级力量的流亡者和僧侣回到法国，他们打起各市区的旗号，妄图争权夺势。和各个区不一样，他们目标明确。巴黎坚持镇压了一段时间这种新的反革命运动。在雅各宾派和保王党之间，国民公会极力试图维持平衡，努力达到既防止暴力又阻止两大派篡权的目的。就在这时候，大部分“金色青年”放弃了他们的事业，国民公会被受到各区领导人煽动的资产阶级的攻击，雅各宾派俱乐部也被新闻记者联合会取代。新主张的代言人是拉阿尔普、里歇·德·塞里齐、蓬斯兰、特隆松·杜·库德雷、马舍纳等有知识的俱乐部成员。雅各宾派受到属于这一派的现役军人的四处追赶。这些正规军，经常到斐多剧院、意大利人大街、罗亚尔宫等地结合，有时还唱着《人民觉醒了》这首歌。这时，谁要是被贴上了“恐怖分子”的标签，将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谁都可以打着处理“恐怖分子”的旗号，对无关人员横加指责、追捕甚至是迫害。新的反动派为所欲为地扩大“恐怖分子”的范围。他们毫不掩饰地四处行动，在服饰上和以前的保王派一样，身着灰色制服，系着黑色或绿色领巾。由于没有制衡他们的力量，他们在各郡的行为十分猖獗。各郡主要分为曾经的统治阶层和山岳党时期受排斥的人群这两大派别。中间派在各郡已经没有影响力了，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巴黎的失败。如今，党派之间的屠杀出现了，这很类似于救国委员会时期地方专员采取的那种党派屠杀。集体屠杀和个人报复一度在南方各地十分盛行。那里的保王派的主力是“耶稣军”和“太阳军”，他们四处报复，手段残忍，甚至在里昂、埃克斯、马赛等地将曾参加前政权的人全部投入监狱并判处死刑。在里昂和塔拉斯贡，他们到处屠杀革命者，将抓到的革命者弄死扔入罗纳河中。
当革命派全面失势，法国进入反革命恐怖的时期，英国和流亡贵族抓住时机，发动了基贝隆战役。旺代暴动发生后，旺代军由于伤亡过半，再加上主要领导夏雷特和斯托夫莱意见不合，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作战能力，他们屡战屡败，已成强弩之末。看到如此，夏雷特希望能够与共和国谈判，并在儒斯内与国民公会达成妥协。善于搞阴谋的皮塞侯爵看到旺代暴动已经胜利无望，便希望利用布列塔尼的暴动来反对革命。温普芬战役后，舒安分子开始在卡尔瓦多斯和莫尔比昂出现，他们的身份各异，有各党派的残余分子，也有失意的冒险分子，也有目无法纪的走私商，三教九流，无所不包。这样的一群乌合之众自然没有作战能力，为了弥补不足，皮塞祈求英国援助军火和费用。皮塞向英国表示：只要接济他枪支弹药，并派出主力部队援助，他就能在布列塔尼掀起全面暴动，进而波及法国各地。已对反法联军失望透顶的英国政府大喜过望，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好机会，他们迫切希望通过扶植新的反法势力，重塑对法国的全面优势。很快，他们便征集了很多流亡分子、海军军官和希望改变命运的投机分子。在基贝隆半岛，英国政府将一千五百名流亡者和六千名共和军俘虏组织了起来，并准备了六万支步枪和可供四万人使用的装备。他们计划在法国国内一千五百名舒安军的内应下，偷偷在法国登陆。庆幸的是，他们很快被奥什将军的进攻打乱了阵脚，六千名俘虏还被奥什解散，登陆军一败涂地。在这一场生死搏斗中，战败者被无情地屠杀，沉重地打击了流亡者的气焰和信心。在反法联军进攻不利、暴乱被制止和流亡者未得逞的事实面前，反革命势力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凭借，只得将希望寄托在各区的不满情绪上。国民公会于1795年8月22日颁布的新宪法被他们视为搞反革命活动的一次机会。
共和三年宪法和果月法令
温和的共和派制定了共和三年宪法，使中等阶级重新占据了优势。趁着这个机会，保王党的首要分子希望能够进入政府。与以往的任何宪法相比，这个宪法充分总结了六年革命历程，借鉴了这些年的立法经验，因而富有远见，崇尚自由，相对比较完美。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全国自上而下已经耗尽力气，百废待兴，只有重新确定权力，建立秩序，才能安定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