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条约》立后，首来上海，请援英、法例立约者，为西班牙及葡萄牙。桂良据奏，未许。十年，苏抚薛焕署理钦差，督办江浙闽粤(五口)及内江各口通商事务，诸国多以为请。上谕仍令严拒。并令晓谕英法美三国，帮同阻止。有“如各小国不遵理谕，径赴天津，惟薛焕是问”之语。十一年，普鲁士在上海请立约，薛焕拒之。其使艾林波径赴天津，请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又入京，请法使代请。总署请派仓场侍郎崇伦赴天津办理。是年七月八日，议定条约四十二款，专条一款，别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十条，另款一条。此约开广州、潮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芝罘、天津、牛庄、镇江、九江、汉口、琼州、台湾、淡水十五口(第六条)。彼此均得遣使(第二条)。普国得派领事，亦可托他国领事代办(第四条。光绪六年续约，乃定中国亦得派领事赴德)。其领事裁判权，见第三十五、三十八、三十九款。最惠国条款，见第四十款。税则订明照《通商章程》办理(第十五款、第二十四款)。所附《通商章程》十款，与咸丰八年与英、法、美所定者同。订约之初，普鲁士欲以彼国文字为准，亦援英、法例也，中国不许。后以法使调停，另备法文一份，如有辩论，援以为证，谓法文为欧人所通习也。此约以十年为限。期满德使提出大孤山开港，长江添辟口岸，鄱阳湖行轮，德船入内江内河，德商入内地办货各条，屡议无成。至光绪六年，乃由沈桂芬、景廉与德使巴兰德议定续约十条，章程九条。续约第一款，除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前已添开口岸，及大通、安庆、湖口、武穴、陆溪口、沙市前已作为上下客货之处外(案此系光绪二年中英烟台条约，见后)，又允吴淞口停泊，上下客商货物。第二款，订明德国欲享最惠国利益，则中国与他国所订章程，亦须遵守。第八款，中外官员，审办交涉案件，以及商人运洋货入内地，洋商入内地买土货，如何科征，又中外官员如何往来，一切事宜，应归另议。今先订明，彼此均允妥商。此条意重在第二端。巴兰德原议洋货入内地，应征厘金，另议归并抽收。并请总署具照会，声明洋货入内地，应否免厘，与各国会商订办。总署拒之。巴兰德遂出京。时光绪三年五月也。旋由李鸿章与商，告以如议免厘，必于正子两税外，再加若干。巴兰德乃复入京，往复商榷，订为此条，实为加税免厘之议所自始。又议土货改造别货，经总署咨商李鸿章驳覆，实亦《马关条约》之张本云。
荷兰定约，事在同治二年。由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奏闻，约凡十六款，多与他国同(第一款，订设使领；第二款，准在已开口岸贸易；第三款，内地游历通商；第四款，传教；第六款，领事裁判；第十款，纳税以税则为准，不得与他国不均；第十五款，最惠。另款声明，各国税则，届重修年份，荷国亦一体办理，不另立年限)。
丹麦使拉斯勒福(亦作拉斯喇弗)于同治二年，来求通商，径入京。署三口通商大臣董均函知总署，饬城门拦阻。英使威妥玛称系其宾客，请勿拦阻。又援法为德葡代请之例，为之代请立约。朝命折回天津，向三口通商大臣(崇厚)递照会，乃派侍郎恒祺，令同崇厚办理，总署奏称事与法使哥士耆认大西洋(葡萄牙)使为朋友，由哥士耆出面商议相同，应仿葡萄牙成案办理，条约亦照葡萄牙商办。而丹使所拟，系以英约为蓝本，恒祺驳之，令与葡萄牙一律。威妥玛又言，丹与英为姻娅之国，拉斯勒福又托己代办，条约应仿英。旋定约五十五款(第二、三、四款，规定彼此各得遣使，丹使有要务，准赴京会议，与泰西各使臣同一优待；第九款规定设领；第八款规定传教；第十款规定游历通商；第十一、十二款规定各国通商口岸，均可通市居住；第十五、十六款规定领事裁判权；第二十三款规定输税照税则为准，内地税或过卡完纳，或在海关一次完纳，各听其便，如一次完纳，准照续定税则完百分之二十五；第五十四为最惠国条款；第五十一款规定公文等不得称彼国为夷云)。
西班牙于咸丰八年桂良赴沪议税则时，与葡萄牙先后求通商，桂良坚拒之。同治三年西班牙使玛斯援丹麦、荷兰例，请于三口通商大臣。命候补京堂薛焕会同崇厚办理，英新旧使威妥玛、卡鲁斯先后来津见崇厚，称奉本国之命，相助为理。总署亦接英法俄美四使函称相同。玛斯遂托病，由驻京各使向总署代请入京立约，又欲援丹麦、葡萄牙之例。中国以两使仍赴天津填写定约日期，且其托英法及到京在未奉谕旨之前，今在既奉谕旨之后，万难允准，驳之。玛斯乃允在津商议。其所开送条款，请增开漳州，该国人犯，欲寄中国监狱，使臣驻京，须载明长住或久住字样，且欲立约后即行驻京。各使纷向总署，代为说项，威妥玛尤力。属照美约第六条款订立，嗣后再有别国钦差驻京，方准一体照办。彼仍持久驻之议，又求订期限为三年，以便与布使同时进京，又再三辩论，乃肯删去云。西班牙约凡五十二款，又专条一款，其第二款云：“大日斯巴尼亚国(即西班牙)大君主欲派秉权大臣一员至中国京师，亦无不可。”而专条规定议约后本应进京居住，惟因为翻译官缺少，议定画押后三年，方派使来京，限内仍准每年一次抵京。前此苦禁外使，不许入京之举，几几不能维持矣。第四款定设领，有云：“所派之员，必须日斯巴尼亚国真正职官，不得派商人作领事官，一面又兼贸易。若系小口，贸易不多，可暂令别国真正领事官料理，仍不得托商人代办。”此则咸丰八年，桂良在沪，照会英法美使，即以是为言(原照会云：“各国领事皆系商人，本是无权管束，且己亦走私作弊，岂惟不能服众，反使众商效尤。本大臣等商议，如各国欲设领事，必须特放一员，方准管事，不得以商人充领事，致有名无实。”)。而至此始见诸条约者也。第十款订明准华民至日属各处承工。四十七款订明：“中国商船，不论多寡，均准前往小吕宋地方贸易，必按最好之国，一律相待。日斯巴尼亚国嗣后有何优待别国商人之处，应照最优之国，以待中国商人，用昭平允。”亦为前此条约所无。此外各条，均与各国略同(五条规定通商，六条规定传教，廿一、廿四条规定纳税，十二、十三、十四条规定领事裁判权，五十为最惠条款)。
比利时商船，初尝至粤，后久绝。道光季年，法人为请通商，未得许。同治二年，其使包礼士至上海，薛焕奏言，德已不遵理谕，径赴天津，若再严拒，必至效尤，当令在沪核议，许之。焕与议定，而未互换。四年，比使金贝至天津，谒崇厚，以前约未将通商章程叙明，请再议。命侍郎董恂赴津，定约四十七款。规定使臣有要务得入京(第二款)。税则照所附章程(与他国同)办理(三十款)。余亦与他国略同(第七款规定设领。第十、十一款规定游历通商及通商口岸。第十五款规定传教。第十六、十九、二十款规定领事裁判权)。
意大利于同治五年遣使阿尔明雍来京，由法翻译官李梅代请议约，并经阿尔明雍照会三口大臣崇厚，由崇厚奏闻。派谭廷襄会同崇厚办理。定约五十五款。使臣或长行居住，或随时往来，订明总候本国谕旨遵行(第三款)。领事不得用商人，别以照会申明。第二十一款云：“将来中国遇有与别国用兵，除敌国布告堵口，不能前进外，中国不为禁阻意国贸易，及与用兵之国交易，凡意国船从中国口驶往敌国口，所有出口进口各样货物，并无妨碍，如常贸易无异。”为他约所无。第五十四条为最惠国条款，有云：“各国如有与大清国有利益之事，与意国民人无碍，意国亦出力行办，以昭睦谊。”亦略有相互之意云。余与他国略同(第二款定遣使，第七款定设领，第八款定传教，第九款定内地游历通商，第十一款定通商口岸，第十五、十六、十七款定领事裁判权，第二十四款定税则，照通商章程办理。所附通商章程，亦与他国同。第二十六款，定条约未满期，列国议改税则，则意国亦更改云)。
奥斯马加(疑为奥地利——编者)于同治八年，遣使毕慈来京，由英使阿礼士代请，毕慈亦照会崇厚。派户部尚书董均会同崇厚办理，定约四十五款。此约所异者，无传教之条。又奥斯马加商人运货赴各处贸易，单照等件，照各国章程，由各关监督发给，其不携货物，专为游历者，执照由领事馆发给，地方官盖印(第十一款)。第四十三款为最惠国条款，有云：“中国商民如赴奥国贸易应与奥国最优待之国商民一律。”实各约中最具互惠之意者也(第二款定遣使，或住京，或随时往来，各听其便。第六款定设领，不得用商人兼充一节，亦别以照会申明。第八款定通商口岸。第九款定税则，照所附章程办理，附章亦与各国同；又定未至修约年限，而税则有增减，各国一律通行，奥亦遵守。第三十八、三十九、四十款定领事裁判权。)
自咸丰戊午、庚申之后，各国来求通商，中国已不复能拒，其中略有顿挫者，惟秘鲁与葡萄牙。秘鲁以华工事，葡以澳门界务也。欧美之招华人出洋也，商舶皆在澳门，因就设招工公所。其初趋之者若骛，后闻往者被虐，多死亡，乃稍稍瞻顾。外人则重其募，奸民因以为利，谋诱价买，无所不至。而所谓“贩猪仔”之事起焉。同治五年总署与英法使议定招工出洋章程二十二条，订明澳门不得招工。八年申明前章，照会各使，英法二使均复称此项章程，在彼未曾允认，然十一年英领事在粤设招工公所，粤省大吏执五年章程为难，彼乃闭歇，盖公理主权所在，终有所不能违也。华工出洋者，实以往秘鲁、古巴、旧金山三处为多。同治八年、十年驻京美使两次代递秘鲁华工公禀，陈诉被虐情状。十二年，秘使葛尔西耶来，请立约，未至，美公使先为代请。总署照会各使，言必秘鲁先将所招华工，全数送回，并声明不准招工，方能商议立约。及葛尔西耶至津，北洋大臣李鸿章与之交涉。葛尔西耶言实无虐待情事，并言华工在彼亦有身家，断难送回。议不谐，遂停顿。十三年三月葛尔西耶复来。派李鸿章为全权，谕令将虐待华工之事，先行辩论明晰，订立专条，再议通商条约。五月先立专条，订明中国派员查察在秘华民情形，秘国以全力相助。华工合同已满，愿归国者，如合同订明雇主应资送回国，秘国当严催雇主照办，如未订明者，由秘国送回。合同年限未满而被虐者，由查办华员照会秘国，雇主不承，由地方官讯断，不服上告者，秘国应派大员复查。
旋立条约十九款。初议约时，葛尔西耶拟送五十一款，李鸿章不受，别拟二十款。中一款云：“此次先行商订往来通商条款，俟中国委员查办事竣回国后，如照所议办理妥洽，始可会议永修和约，倘或未尽照办，并此次所订条款，亦作罢论。”葛坚持不可。又拟删利益均沾一款，葛亦未允行。此约删传教之条，遣使(第二条)、派领(第四条)、游历(第五条)、通商(第八、九两条)、兵船停泊修理(第十条)、商船遭险救护(第十一条)均彼此并列，与他约之专指一面者不同(设领一条，秘国申明不得用商人)。虽领事裁判之权仍为彼所独有(第十二、十三、十四三条)，而华民在秘呈控，得与秘国商民及待各国商民之例一律，亦径订立一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云：“今后中国如有恩施利益之处，举凡通商事务，别国一经获其美善，秘国官民亦无不一体均沾实惠。中国官民在秘国亦应与秘国最为优待之国官民一律。”虽语意微有轻重，亦非他约专言一面者比矣。华工之事，第六款云：“除两国人民自愿往来居住外，别有招致之法，均非所准。”“不得在澳门及各口岸诱骗华人，违者，其人各照本国例从严惩治。载运之船，一并按例罚办。”第七款云：“秘国各府，凡有华民居住，即在该衙门外，设一汉文翻译官。以便通晓华民语言，随时保护。”约既立，鸿章派容闳赴秘鲁，华工20余万，情状具如公禀所言。光绪元年，秘使爱勒谟尔来津，由苏抚丁日昌在上海与之换约。日昌诘责爱勒谟尔，爱勒谟尔乃别具照会，申明钦差大臣前往商办，定必实力会商，以期尽除一切弊端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