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生活不会讲道理，不是你一直哭诉自己的辛苦就会垂青你哪怕一点点，也不会因为你一直轻松让人羡慕，就给你三灾五难。
说实话，接到硬糖约我见面的电话，是有些诧异的。
我们住同座城市，也几乎是彼此一直以来最要好的朋友，但是一年半载也见不上一面，这原因，当然都在硬糖。
与其说她太宅，不如说是那两层小楼的家已经满足了她对这世界的一切奢望。这是她写在婚后第一部绘本里的原话，我因此笑话了这个曾扬言要独身一辈子的清秀姑娘很久。所以，我几乎很难再像从前一样约她出来逛街喝咖啡，听演唱会或者结伴旅行。偶尔露面，她也常常会从好吃的海鲜里抬起头，笑眯眯地说：“要是我们家老周也能吃到就好了。”
忙着为人妻，倏忽缩小自己的圈子，也是人之常情。幸福有时候就是那么狭小，拒绝着一切。说着想要独身的她，恐怕比任何人都会更小心翼翼地对待“爱情”。
电话里，硬糖的声音还是很温柔，带着点调皮的笑，她说：“哎呀，我还是不会开车，所以只好挤地铁过去了。不会让你等很久。”她是个非常爱迟到的家伙，但是当我稍微提前一点下班，推开公司楼下比萨店的玻璃门时，我看到穿着米色开衫和碎花裙的硬糖，她已经坐在角落靠窗的沙发上，吃下了一半冰激凌。
我走过去时，她抬起头，弯起温柔的眼睛笑嘻嘻冲我摆摆手，瘦瘦的手腕上还是那串绕了很多圈的新月菩提，在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就戴着，后来也一直没有摘下过：“你是不是又瘦了？”
“也许吧，你说我是不是甲亢，每天吃很多，也不见胖。”
我白了她一眼，抓起菜单。
她抿了抿嘴唇，她在犹豫或者紧张的时候，就会抿嘴唇：“那个，你上次不是问我要不要给你们画营销用的漫画吗？现在答应还不晚吧？”
“咦？”我有些吃惊地看了她一眼，“你不是说在赶新的绘本已经很累，还嫌我们给的价钱低吗？”
确实，我们给的合作费用不算高，虽然活儿多稳定，但绝不轻松。我想着肥水不流外人田就问了硬糖一嘴，心里也知道，这个根本不缺钱花的小女人百分之百是要拒绝我的。
“此一时彼一时啊。”她用小勺一个劲儿戳着面前的冰激凌球，“我离婚了，昨天。”
我愣了一下，目光从菜单挪到她的脸上，又挪到了那串菩提子上：“为什么？”
“说起来真是丢人，老周也变成了我们最讨厌的那种猥琐大叔呢。”硬糖露出了戏谑的笑容，“怎么可以和讨厌的人一起过一辈子呢？当然不可以，对不对？”
她的声音被自己修饰过了，粉饰掉了痛苦或者难过的部分，只剩下模模糊糊的遗憾。说完她点了烟来抽。这么多年他们一直没有要孩子，所以她也一直都在抽烟，一切都如同我第一次见到她时一样。
是啊，时间里，我们会不停地改变自己，也许老周变成了猥琐的中年大叔，可是硬糖，依然还是原来的硬糖。
硬糖是我住进芙蓉里当天认识的第一个房客。
大学毕业，初生牛犊，懵懂无知，什么都担忧，什么都害怕，所以后来回想，能够遇到硬糖，并且成为十年的好友，我其实没有什么资格抱怨自己的坏运气。
“一桌麻将凑齐了。”硬糖叼着牙刷，穿着吊带和碎花小短裤，跷着二郎腿，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着我把半年的租金交到中介手里。
“我不会打麻将。”
“没有比我更好的老师了。”硬糖说着话，嘴巴里冒出三两小泡泡。
“我看过，学不会。”
“学不会的都是装清高。我帮你收拾东西吧。”
硬糖一点儿也没有客气，哗啦啦漱了口，就帮着我把行李箱拖进屋里：“你藏尸体了？这么重！”
“是书。”
“所以说，假清高的书呆子。”
硬糖的话总让人接不下去，后来她也一直是这样：“来来来，这是我的屋，欢迎参观，毫无保留。”
我小心翼翼跟在她后面进去，那时候也觉得这姑娘一定是有甲亢。
“不要一脸进了黑店的样子。我一星期也未必出一次门，所以见到人特别兴奋，你体谅我一下。”硬糖把满地揉成团的纸和摊开的杂志，还有各种铅笔头、烟头踢开，给我让出了一条路。
于是我只好小心翼翼地沿着辟开的小径走到硬糖的工作台前，墙上贴满了各种铅笔绘制的脚本、人物关系图谱，电脑绘图完成了一半。我说，你是漫画家？
“不用坐班的报社小记者而已，画画是爱好，你愿意叫我画家也行。”
墙上还贴了很多照片，旅行、音乐节、夜生活、轰趴，看起来，硬糖去过很多地方，也交过很多朋友，生活昼夜不停，风雨不歇。
突然，她跳跃的表情下沉了一点儿：“我觉得一定有很多人像我一样，以为自己很清楚自己要什么，但其实一直都过得稀里糊涂。有时候我想把自己心里的感受画下来，可是，我根本做不到。也许一辈子都做不到。”
“有很多人都想做喜欢的事，过自在的生活，不坐班不打卡，却做不到。羡慕你的人一定很多。”比如我。
我一直没有告诉硬糖，那一大包书其实全部是漫画书，可是我放弃画画也有很多年了。
当时是四个人合租，因为有硬糖，所以大家的关系其乐融融，经常晚上在屋顶点炉子烤肉，周末去郊区骑车，能一个晚上把五道营的每个酒吧喝一遍，然后勾肩搭背唱唱跳跳地走在漆黑无人的大路上。
她很爱笑，有很多朋友，说话呛人，总把不恋爱不结婚挂在嘴上，但骨子里温柔，笑起来的时候仿佛天地缱绻，什么都可以被原谅。后来连她自己也嘲笑那样的自己真是个讨人厌的女人，但在我们的眼里，也算是合情合理，因为她就是那样的女生，可以任性妄为，可以永远不要长大。
所以，她终于搬出芙蓉里的那天，我一直都记得。她坐上老周的车，摇下车窗来，探出半个身子使劲儿冲我们挥手，我看着她的笑渐渐融化在夕阳里，在心里默默说了声，再见，硬糖。我真的像所有的傻闺蜜一样，以为她从此向她认准的幸福一往无前，不能打扰也不用牵挂。
她是在去深圳出差的时候认识老周的。好赖也都是缘分，注定要遇到，也注定要受伤。
那是我们住在一起快一年的时候，刚刚入夏，她接到报社的任务，去采访一位在国际上获了某个桌游金奖的男人，那个桌游的名字我们到现在也没能熟记到脱口而出，只知道是牌类游戏，她在网上研究了很久做功课，还拉着我一起玩，结果自然是没怎么玩明白。那个男人，就是当时的青年才俊老周。
她一共去了三天，回来带来了很多糯米糍荔枝，都是老周送她上飞机时执意给她托运回来的。晚上我们俩就跑到天台上，一面坐着吹风，一面剥荔枝，一面聊天。她说起深圳的好天气，干净的道路，特别有爱的自行车道，还有高高的亚热带植被，以及老周。
琐琐碎碎说了很多，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那个桌游太高端，但是把这个高智商游戏玩得所向披靡的男人，却很爱笑很温和，有踏踏实实的上进心，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一点也不像智慧到狡黠的样子。
可是，就是这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三十岁男人，在两个月之后，带着一只行李箱，一份offer，一枚戒指，和一份购房合同，出现在了芙蓉里窄窄的小路上，说要娶硬糖。现在看，他当时在东郊买的两层洋房，真的是远见卓识。那时候的北京，没有限房，没有摇号，没有限行，没有公交涨价，一切都欣欣向荣没有限制，就像年轻时候的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