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展翅的悲戚，让我的衣衫黯然失色。
——艾米莉·狄金森《蚕蛹的故事》
我常常问自己，母亲所描述的她和第一任丈夫邂逅的情况，究竟有多少是凭空想象的。如果不是因为有照片，我甚至会怀疑这个人是否真的存在。一个朋友曾经说我母亲具有“令人钦佩的对不想要事物的抵抗能力”。又因为在母亲的生活中，有那么多她不想要的，所以她虚构了一些关于她自己的故事。她对这些故事深信不疑，以至于让我们差点儿信以为真。
在母亲的心里，他们的罗曼史从跳舞开始。可在我看来，这更像是两个显赫家族的权宜联姻。男方的父母事先就跟女方的父亲说好了婚事，就像20世纪40年代德黑兰一贯的习俗那样。但是这些年来，她从未改变过对这个故事的叙述方式，就像她说其他故事时一样。她在她叔叔的婚礼上遇见了他。她会小心地提起那天早上她穿了件印花真丝双绉长裙，晚上则换上了洋缎礼服，并且他们跳了一晚上的舞。（“在我父亲离开后，”她说，“因为父亲在的时候，没人敢跟我跳舞。”）第二天，他就向她求婚了。
塞非，我不记得在家里听到过他的姓氏。我们应该很合规矩地称呼过他“母亲的前夫”，或者用他的全称塞弗欧·莫克·巴亚特叫过他。但对我来说，他总是塞非，我们日常生活中愉快的一部分。他轻松地缓慢潜入我们的生活中，就像在他们的婚礼照片里一样，站在母亲身后，不经意地就将母亲从我们这儿狡猾地卷走。我有两张他们结婚那天的照片，比我自己父母结婚的照片还要多。在照片里，塞非有着淡色的头发和褐色的眼睛，表情轻松，平易近人。而站在人群中间的母亲却显得很僵硬，就像一件孤零零的中心摆设物。他看起来无忧无虑，自信开心。但也许我看错了，在他脸上的并不是希望，而是彻底的绝望。因为他也有他的秘密。
从我小时候起，母亲故事里的一些东西就一直困扰着我。与其说它们不真实，不如说它们看起来根本就是错的。大部分人都有表现自己潜力的方式，不是他们是谁，而是他们可以变成谁。我并非说母亲没有跳舞的潜力，事实比这要糟糕。因为她不愿意跳，尽管人人都说她跳得很好。跳舞代表着快乐，而她是那么骄傲于自己对快乐和其他类似放纵的克制能力。
在我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甚至到现在，在这个离我记忆中的德黑兰这么远的地方，那另一个如幽灵般会跳舞、会笑、会爱的女人的阴影，始终干扰着我对母亲的认知。我有一种感觉，如果我能知道她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跳舞，或者她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想要跳舞，我就能找到解开母亲谜题的钥匙，并最终与她和解。因为我几乎从一开始就和母亲对着干，如果你相信她的故事的话。
我有三张母亲和塞非的照片。两张是他们的婚礼照片，但让我更感兴趣的是第三张他们野餐的照片。那是一张更小的照片，他们坐在一块石头上，两个人都笑脸对着镜头。像所有关系亲密的人那样，母亲随意地靠着塞非，但又没有靠得太紧。他们的身体看起来很自然地吸引在一起。注视着这张照片，我能看到这个年轻的，或许还没有完全冷漠的女人，释放自我的可能性。
在这张照片里，我找到了我们在母亲的现实生活中一直怀念的那种感性和人情味儿。什么时候？我会问，你什么时候从高中毕业？多少年后你和塞非结婚的？他是做什么的？你又是什么时候遇见爸爸的？一些简单的她从来没有真正回答过的问题。她过于沉浸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以至于会被这些细节困扰。不论我问她什么，她总会告诉我那些相同的老故事，那些我几乎背下来的故事。后来，当我离开伊朗，我让我的一个学生去采访她，并且给了我的学生具体的问题，但我得到的还是相同的故事。没有日期，没有具体的事实，所有的内容都没有跳出母亲固有的脚本。
在几年前的一次家庭聚会上，我碰到了一位可爱的奥地利女人，她是一个远亲的妻子，曾出席过母亲和塞非的婚礼。她能清楚地记住这个婚礼，原因是：婚礼上，新娘的出生证神秘失踪，由此引发了一阵慌乱和困惑（在伊朗，结婚生子都需要在出生证上做记录）。她笑着告诉我说，后来大家发现新娘比新郎大几岁。母亲最新的出生证上完全没提她的第一段婚姻，证件上的出生日期是1920年。这张出生证是母亲声称丢失了出生证后新补的。她坚称自己其实是1924年出生的，但因为她的父亲想要她早点入学，就给她加了四岁。父亲告诉我们，在办理新的出生证的时候，为了申请驾照，母亲其实将年龄减掉了四岁。这就是母亲，当事实不能令她满意时，她就会想办法改造它。
但有些事实是有记录的。她的公公，撒哈姆·斯通·巴亚特是一个有钱的地主。他见证了卡扎尔王朝（1794—1925）到巴列维王朝（1925—1979）的更替。他不仅想办法在这场权力的变革中存活了下来，而且变得更加富有。母亲有时候会吹嘘从她娘家那边来看，她和塞非有亲属关系，而且他们都是卡扎尔国王的后代。在我长大的50和60年代，卡扎尔王朝被官方的历史书定义为绝对的专制主义王朝。和卡扎尔沾亲，绝不是值得任何人炫耀的事儿。父亲则诙谐地提醒我们，所有的伊朗人都或多或少和卡扎尔王族有点关系。他说，事实上，那些完全和卡扎尔没关系的人才是真正有特权的人。卡扎尔统治了这个国家一百三十一年，并且有无数的妻子和后代。跟他们先前的国王一样，他们会从不同阶级挑选妻子，占有任何让他们感兴趣的人：公主、园丁的女儿、贫穷的乡村姑娘，都是他们挑选的范围。据说，某一任卡扎尔国王法特赫·阿里沙（1771—1834）有一百六十个妻子。作为一个理智的人，父亲一般还会再加上一句，当然这不过是故事的一部分，因为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特别是在我们的国家。我们应该对有关卡扎尔的描述有所保留，毕竟伊朗是在他们的统治下开始现代化的。他们输了，所以胜利者想怎么说他们都行。即使作为一个小孩，我也能感觉到，母亲提起和卡扎尔的关系，并不是真的要炫耀过去，而是为了对父亲现在的生活表示轻蔑。她的势利随意而主观，她的偏见则完全局限于她私人国度里的原则和法规。
母亲的公公撒哈姆·斯通，在很多历史书和政治回忆录里都有出现，这里一句，那里一段，一次作为议会代表和副主席，两次作为40年代早期的财务部长。在1944年11月到1945年4月期间，他还做了几个月的首相。据母亲说，这也是她和塞非结婚的时期。尽管伊朗在二战中宣称中立，但因为国王礼萨·汗·巴列维错误地同情了德国，导致密切关注着伊朗在地理政治学上利益的同盟国，尤其是英国和苏联，在1941年占领了伊朗。礼萨·汗被迫退位，并被流放到约翰内斯堡。他的儿子穆罕默德·礼萨，因为年轻而听话，继位取代了他。二战在伊朗掀起了巨大的动乱，以至于在1943年到1944年间，更换了四个首相和七个财务部长。
母亲不清楚也不想弄清楚，她的公公曾经究竟是哪一任首相。重要的是，在她现在不如意的现实生活中，他是一个童话般的教父。这就是那么多的公共人物如何进入我的生活的——不是通过历史书，而是通过我父母的故事。
母亲和塞非在一起的生活究竟有多么迷人，值得商榷。他们住在撒哈姆·斯通的家里，当时他的第一任妻子去世了，而第二个更年轻的妻子还没有娶进门。据我母亲说，这个人非常令人讨厌。在家里缺一位女主人的情况下，母亲担任了这个角色。“第一个晚上，所有人的目光都在我身上。”她这样告诉我们，并详细地描述她穿的那件裙子的细节，以及她无可挑剔的法语的影响力。作为一个孩子，我会想象着她穿着红色的雪纺裙子从楼梯上款款地走下来，黑色的眼眸光彩闪耀，发型无懈可击。
“第一晚，米尔司普博士来了……你当时真应该在那儿！”米尔司普博士是40年代美国顾问团（American Mission）的团长，受罗斯福和杜鲁门政府的派遣，帮助伊朗建立现代化的财务机构。母亲从来不认为有必要告诉我们这个男人究竟是谁。所以，因为某些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深信他是比利时人。后来，当我回顾母亲所讲述的那些晚宴，我惊讶地发现塞非竟然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塞非的父亲在那儿，米尔司普博士或者其他一些人物也会在那儿，这些人要么是重要的公共人物，要么是私下很有影响力的人物。但是，塞非在哪儿呢？这就是她生活的悲剧。在她身边的男人，永远都不是她想要的人。
为了让我和弟弟对母亲强加给我们的东西保持沉默，又或者为了补偿他自己对母亲的顺从，父亲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们母亲如何被困在她公公的大房子里。在那所房子里，真正掌权的女人是专横的管家蔻基，甚至食品柜的钥匙也在不可战胜的蔻基手里。为了能有足够的布料做裙子，母亲需要对蔻基阿谀奉承说好话。父亲说，在母亲的公公家，她压根不是什么女主人，而更像是一个多余的客人。
母亲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幸福的年轻新娘，一个骄傲的女英雄被充满魅力的王子所追求。父亲则把她描绘成一个受害者，苦于各种琐事和他人的冷酷。他们都希望我们能相信他们的版本。母亲将她的过去扔到我们面前作为对现在的谴责，而父亲需要通过唤起我们的同情，来为母亲对我们所有人的专横做出解释。父亲没法与塞非竞争。他已经死了，而且那么英俊，又是首相的儿子，母亲可以把他想象成任何美好的形象。而父亲的聪明才智和友好善良，父亲作为优秀的财务部总监的发展前景和雄心，甚至他和母亲来自同一个家族不同分支的这个事实，在母亲眼里都比不过她所相信的塞非能给她的。后来，她还表现出对父亲所取得的公共成就的嫉妒，就像他们不是生活的搭档而是激烈的竞争对手一样。
真正的问题，并不在她所说的话里面，而隐藏在她遗漏未说的话里面。父亲补充了这部分遗漏的空白。他告诉我们，塞非是他父亲最喜欢的大儿子，得了肾炎。这是一种不治之症，医生宣布放弃治疗。有人建议，让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做一切他想做的事情。放纵他，让他随心所欲。他已经没什么时间了，不如给他所有他想要的快乐。当他们家向母亲提亲时，压根没说生病的事儿。母亲在他们的新婚之夜才发现真相。据我父亲说，他们的婚姻一直有名无实。母亲伺候生病的丈夫两年，看着他一天天地死去。这就是她生命中的浪漫史，这就是她为了让我们自卑而大肆炫耀着的男人。
有时，当她带着茫然的表情不停地说着塞非，我很想摇醒她，然后跟她说，不！事情不是这样的。当然，我从来没有这么做。他是否关心过若她发现他的病情会怎样？或者他死后，她该怎么过活？母亲太过于骄傲固执，以至于对真相没有兴趣。也因此，她把真实的历史改编成她自创的幻象。从我记事起，弟弟、父亲还有我就一直努力搞清楚母亲究竟想从我们身上要什么。我们尝试和她去旅行，去那些看起来吸引她的地方，那些将她的目光从现实中吸引去的地方。让我害怕的不是她的愤怒，而是她心底里的冰山，那是我们无法穿越的。她还活着时，我总是逃避她、憎恨她，没有去理解她有多么失望和孤独，也没有看到她和其他女人有多么相像。就像母亲最好的朋友米娜阿姨经常说的那样：“又一个有才华的女人被浪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