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一个心理医生告诉我，我的问题可以直溯到弟弟穆罕默德出生的时候。他说，这件事分散了母亲对我的注意力，让我初次体验到了“死亡”。他是梅兰妮·克莱因心理学派的追随者。所有的心理学派都喜欢将问题最终归结到一点上，克莱因学派也不例外。他们认为一切问题都和死亡相关，这让我很恼火。我们怎么可能将自己从死亡中拯救出来呢？很快我和他就这个学说争论起来，忘记了我的心理问题。
的确，弟弟的出生给我带来巨大的影响。我当时还不到五岁，但已经能记得母亲被送去医院的那个晚上，我被留在家里，由奶妈照看。母亲喜欢并尊敬这个奶妈。她带我坐在门前台阶上，一直到黎明，等待父亲从医院带来的消息。奶妈当时已经将行李打包好，如果生出来的还是个女孩，她就准备走了。因为她憎恨女孩。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她一直确保我能感受到她的这种憎恨。她在屋子里没事儿就会说：“女孩就像是白天的蜡烛，而男孩则是夜晚的明灯。”她还拒绝叫我的名字，总是称呼我为“小丫头”。母亲很偏爱她，所以从来没有注意过我的抱怨，而且总是站在她那边。
我深信母亲更偏爱穆罕默德。尽管她一直不肯承认。她曾说，当穆罕默德出生时，她觉得这就是将来会保护她的儿子。我对此一直很惊讶，作为一个受了男人那么多伤害的女人，为何她还能对男人如此有信心？从那以后，我们就很少独处或者表现得亲昵。她讨厌我的固执，而我受够了她的颐指气使。她冷漠地排斥我，我则故意不把她当回事。我渴求她的认可，而她却吝惜给予。当我有成就或者考试成绩好的时候，她会表扬我，但我总能感觉到，在某个难以言传的方面我让她失望了。我希望她爱我。我反抗她，并用自己的方式引起她的注意。有一次，在我差不多七岁的时候，我故意从房屋连接后院的楼梯上摔下去。还有一次，我听见母亲和朋友说起一个熟人割腕自杀的事。于是，我也在自己小房间的镜子前面，试着用父亲的剃须刀割腕。当讨厌的奶妈走进来时，她没有阻止我，而是转身离开，跑去告诉母亲。母亲对我的这一行为没什么反应，只是罚我在自己的房间关禁闭。
我快五岁时，穆罕默德几个月大，我们搬家了。新家的窗户装了百叶窗，一楼的房间又冷又暗，非常安静。母亲让我坐在地上，她坐在我的对面。现在告诉我上周四你和爸爸去哪儿了？她说。我们去看电影了，我回答。谁跟你们一起去的？她又问。就我们俩，我说。她一遍遍地问着相同的问题。她告诉我，她有多讨厌撒谎的人。我说我没有撒谎。我觉得又冷又怕。我想要她抱我亲我，但她只是皱着眉头。她说，有人看见爸爸带我和一个女人在一起。告诉我，她说，那女人是谁？
根本没有什么女人。我们只是偷偷去看望了父亲的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最近刚结婚，母亲不喜欢他的新婚妻子。所以，母亲决定再也不和他们来往。但父亲喜欢这个朋友，就偷偷摸摸地继续见他。
之后好些天，母亲都不跟我说话。我记得他们第一次用新的方式吵架。他们大喊大叫，完全不在乎我或者佣人听见。我在门边偷听她和朋友的电话，那压低了声音的通话，充满阴谋感。她怀疑我们去见的那个“女人”，其实是父亲朋友的妻子。她叫西玛·克哈努姆，是个非常有魅力的女人，而且明显有着母亲无法企及的性感。曾经，她和父亲差不多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但是突然间，当父亲某次出差回来，她已经和父亲的好朋友订婚了，后来还嫁给了这个人——这是父亲第一次真正的心碎。母亲怀疑父亲的秘书是个中间人，所以也不停地向我打听她，希望知道我和父亲究竟有没有去见西玛·克哈努姆。
我听着母亲怨恨的口气，却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我才五岁。我不知道她对父亲不忠的指责是否有道理，当然即使现在我也不清楚。我所困扰的是他们公开的争吵，母亲敌意的眼光，父亲心不在焉地拍拍我的头，以及他给我讲睡前故事时紧绷的声音。后来，她突然带着弟弟离家出走了，丢下了我和父亲，以及讨厌的奶妈。我感觉不被重视，好像被遗弃了。父亲当时被弄得心不在焉，即使有时候跟我讲话，也像是在自言自语。有些日子，他会带我去他的办公室。在那里，我开始用新的眼光审视那位邪恶的秘书。
我想，那就是我第一次跟母亲撒谎。那是个简单的谎话，但让我穷尽思虑。母亲当时住在一个朋友家，我去看她。母亲看起来已经不生气了，但其实事实更糟糕。她不停地问我各种问题，决意收集证据。她的问题巧妙狡猾，都不直接。她还会不时和她的朋友交换眼色。我感到一种痛苦的孤独和疏离感。她诱导我道出内幕的企图以及她充满阴谋的眼光，比在那间又冷又黑的房子里直接的指责更让我害怕。我是那么想要她再变回我的妈妈，可以拉着我的手，对我微笑，所以我决定骗她，好让她回家。我编了个故事，有关父亲如何在办公室里喝令他的秘书贾汗吉莉太太，让她再也别跟他提她的朋友，以及他之所以还容忍西玛·克哈努姆，完全是顾念自己和她丈夫的友谊。
这多么神奇，我们能预测自己的未来，特别是我们和别人的关系的未来——正是我们自己决定了别人如何对待我们。当母亲指责我撒谎以及与父亲合谋的时候，我是无辜的。但很快，她的话就成真了。某种意义上，她让我们别无选择。多少忠诚对她来说都不够。实际上，她渴望一些我们永远也给不了的东西。不久，她回家了。但是一切都变了。我会跟父亲去他朋友家，后来还会陪父亲去约会。我变成了父亲最忠实的同谋，母亲带给我们的共同的痛苦，则进一步加固了我们的这种关系。
她第一次把我叫到一边问话的那一天，永远记在我心里。我并不怨恨她——我想，我太小，还不会怨恨。她从来没有打过我，但我还是觉得满身伤痕。我记得我曾那么想哭。我不知道如何为自己辩解，并且隐约感到罪恶。如果我按照她想要我说的话去说，如果我开始讲父亲坏话，例如说父亲强迫我去见西玛·克哈努姆，我就会没事。但是，我没有。后来，我不再听她讲话——这变成了一种惯行。我会假装在听，并且不时点头，但实际上一个字也没听进去。她的声音传进来，我就将它推回去，然后自己和幻想中的朋友聊天。我给那个朋友重述我知道的故事，听来的，读到的，或者干脆是我编的故事。我在自己的幻想中找到了一片广阔和多彩的王国，而我则是王国里的女王。
我大约五岁时，一个傍晚父亲刚从办公室回来。他和母亲关着门在客厅争论，我藏在过道，知道他们是在为我争论。当天早些时候，我和母亲刚发生过争执。大人们常说，有些孩子会被捣蛋鬼盯上，我的身体里似乎就住着一个。当母亲喊我去吃午饭的时候，我正在荡秋千。也许是受了这个捣蛋鬼的怂恿，我拒绝乖乖听话去吃饭。我知道我不对，也知道会因此受罚，但我就是控制不住要这么做。
我到现在还能回味那种不听话带来的美妙感觉。我背靠在秋千上，享受着拂面的微风，来来回回荡着秋千。当我终于进屋洗手，坐到了饭桌前，母亲简直气疯了。她不允许我的玩伴（邻居家的儿子）和我同桌吃饭，尽管这是她之前同意的。她把他送回了家。我感到屈辱，坐在桌边不肯吃饭。她越要我吃饭，我越是不肯吃。我拿着刀叉玩，将面包拼成各种形状。当我走向门边，她命令我回来，叫我去自己的房间。“等你爸回来再说，”她说，“我们要彻底了结这件事。因为殿下您不肯听我的话呀。我算哪根葱，竟然敢叫你做这做那？”
一整天我都待在房间里。我试图编故事来让自己开心起来：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不开心的小女孩……然后呢？很久很久以前……我很快放弃了。然后，我开始一边看我的图画书，一边不停地哭。
当父亲出现在客厅里，他的脸上满是怒气。但我可以感觉到，就像每次这种时候我都能感觉到的一样，他其实站在我这边。他的怒颜不过是做样子给母亲看，好让她满意。你为什么不听妈妈的话？他问。我不说话。你必须要道歉，他说。我还是不说话。按我说的做，不然就把你关进地下室。母亲并不在，但是门半开着，我知道她正听着呢。我还是不说话，于是父亲将我带到楼梯边。我不想家里有个造反派。他大声而无力地说。你妈妈为你做了那么多……为什么你不听话？他问，为什么？当我们慢慢走下通往地下室的楼梯时，父亲的语气渐渐柔和，几乎带着恳求。只要你道歉，那就另当别论了，他悄声说。嘿，阿飒，理智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