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有人一再向你询问质疑，我希望你能够马上向公众宣布，我这一部繁杂凌乱、漏洞颇多的游记之所以能出版，完全是因为你多次催促和鼓励的结果，否则我是下不了决心的。我曾希望你能够邀请几个文笔流畅的大学生把我的稿子修饰润色一番，梳理出一个头绪来。记得我的亲戚丹皮尔丹皮尔（1652-1715）：英国航海家，他著有《环球航行记》，该书于一六九七年出版。先生出版他的《环球航行记》时，我就向他这样建议过，效果很好。但有一点我必须向你郑重声明，我从来没有授权你删改我文稿中的任何章节，也没有许可你试图增加任何的内容。所以在这里我要严肃地指出，对你增添的那些内容，我绝不认同，尤其是那一段与已经故去的安女王安女王：一七〇二至一七一四年间为英国国王。陛下——愿她早日升上天堂——有关的文字，我虽然比任何人都更尊敬她，也不容许未经我的同意，作如此处理。你要知道，在你或那些受聘的大学生篡改我的文稿时，根本没有考虑过我的意思；在我的“慧骃”主人面前夸奖我们这类动物中的任何一位都是极为无礼的；而且，这段加上的文字也是彻头彻尾的编造，根据我的记忆，尊敬的安女王在位时，确实委任过一位首相掌管国家事务，也许不是一位，紧接着大概还有一位，先是葛多尔芬伯爵葛多尔芬伯爵（1645-1712）：英国一七〇二至一七一〇年时的首相。然后是牛津伯爵牛津伯爵（1661-1724）：英国一七一〇至一七一四年时的首相。因此你把子虚乌有之事加在了我的头上。另外，书中在有关设计家和科学院的相关描述，以及我与“慧骃”主人的几次谈话时，你要么删改了重要情节，要么改动了情节，弄得现在不忍卒读，以至于我自己都读不明白。以前我也就此事向你写过信，暗示你我不希望这样做，而你却写信告诉我，由于忌讳重重，再加上政府时时关注着出版界，所以官僚们不但会歪曲书的内容，甚至还会对书中任何一处略带“讽刺”（我认为你信中说的正是此意）的内容横加责难。但是，我还是想问你，很多年前我在约五千里格里格：英国的长度单位，一里格约合三英里。外的国家里说过的话，与现在统治小民的任何“野胡”有什么瓜葛呢？再说，当时我一点儿也没想到还会有这么一天，更甭说畏惧，在他们的国度里，生活在不幸中。现在当我看到“野胡”在“慧骃”拉的车里悠闲地坐着，似乎“慧骃”是畜生，而“野胡”反而是理性动物了，你想想，我难道就不会发发牢骚，鸣鸣不平吗？说实话，自打退休以后，我为什么一直住在这儿，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不想见到这种又丑又坏的现象。
正是由于我对你还信任，因此我认为对你说这些话是应该的。
再一方面，我只好抱怨自己没有主见，对你和其他人的谬误信以为真，违背了自己的意愿同意公开发表我的游记。所以当你以公众利益为幌子一再要求发表我的游记时，我也曾再三提醒你要三思而后行。我说过很多次，“野胡”这种动物根本不能用来作为例子和经验教训来看待的，毫无疑问，我的这种观点不幸被再一次证明了。本来我对这个小岛完全消除弊端和腐化抱有很大的希望，但是现在我却灰心得很，因为这半年多来，我实在看不出我的书对人们起过多少作用。开始我还期待你能写信给我，向我报告政府里的倾轧已经消失了；法官也变得正直和善起来；辩护律师已经谦逊诚实，而且也明白事理了；堆得像小山似的法律书籍在费密斯费尔德化成灰烬；贵族青年们所受的教育也合理了；庸医们遭到了流放；女“野胡”们都贞洁善良，温柔可人了；大臣们的后园里也消除了污秽，变得整齐干净了；政府对那些聪明而又学问渊博的人进行了奖励，而对那些无行文人——不管是写散文的还是写韵文的——都毫不留情地惩罚，让他们衣不敝体，食不果腹。从你劝说我出版这本书的言语里，我对上述情况和其他很多事物的改革的实现希望甚殷，原因就是从我的书里能轻易地找到这些教训。我承认，如果“野胡”接受道德和理性，那么只需要七个月的时间，他们就能改正身上的所有罪行和过失。但是令我万分沮丧的是，你的一次次来信总是把大量诽谤性的文章、指南、随感、回忆录或其他一些东西带给我，让我从中看到我是如何因为书中的内容被别人诽谤、责骂的，他们指责说不应该借机对国家大臣任意污蔑，对神圣的人性（他们说这个词时显得理直气壮）横加践踏，侮辱妇女。而且我还从这大堆文字中发现了许多有趣的东西，例如作者们的意见彼此差异很大，有人认为我不是游记的作者，有人指出我是许多其他和我完全不相干的书的作者。
通过对全书的审读，我还发现你找的负责此书印刷的人员十分粗心马虎，他们搞乱了游记里的时间，我发现几次航行和返航的时间都弄错了：年份，月份，日子都错了。我得到消息说，我书出版后，原稿都被毁掉了。我这里也没留底稿，无从查对。但是我根据记忆作了一张勘误表寄给你，希望你能够在再版（如果有这个荣幸和机会的话）的时候加以更正。我不会抱残守缺，固执地坚持己见，我想公正坦率的读者们自有公论。
据说有几个以海为生的“野胡”对我在书中使用的航海术语横加指责，说了很多如何如何不恰当，而且还说现在这些术语不流行了。对此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我最初几次出海中还很年轻，船上经验最丰富的水手指导我，他们说什么，我就学什么，后来我才逐渐发现，海上的“野胡”与陆地上的“野胡”在遣词用语上追求新奇并无二致；陆地上的“野胡”使用的语言更新得很快，我记得每次返航回国时，我都发现他们的老方言里起了很多变化，让我有时茫然失措；当伦敦来的“野胡”抱着强烈的好奇心来我家拜访我时，我们竟然找不到合适的语言进行互相沟通。
如果你想知道我对“野胡”的哪些指责在意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我最为愤怒的是居然有人会认为我的游记完全是子虚乌有之事，完全是一派胡言，居然还有一些人暗示，“慧骃”与“野胡”只存在于乌托邦中，现实中没有这些东西，这些观点让我很不满。
当然有一点我必须声明，有关利立浦特、布罗卜丁赖格（这是这个词的正确写法，而不是书中的布罗卜丁奈格）以及勒皮他的人民这些事上，所有的“野胡”对此都深信不疑，不以为非，因为我叙述的这些事情确确实实是真的，每个读者都应该相信，就像相信真理一样。可是，当我提到“慧骃”或“野胡”时，为什么会引起轩然大波呢？就拿“野胡”来说吧，我们居住的这个城市里有许许多多的“野胡”，他们与“慧骃”国里的同类相比，除了叽叽喳喳说个不停，经常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外，和“慧骃”国里的同类没有多少区别。我写游记的目的就是为了对他们的错误作严肃的批判，并劝他们恢复本性，并不是为了讨好他们，让他们对我感激涕零。坦率地说，即使是他们铺天盖地的称赞，在我耳中还不如我马厩里养的两匹马——已经退化的“慧骃”——的鸣叫听起来舒服，这主要是由于这两匹马虽然倒退了，但我仍然可以从它们身上学到不夹杂一丝一毫罪恶的美德来。
我不需要花太多的精力替自己辩护，我一再声明自己没有欺骗任何人，因为在那些可怜的动物眼里我是够堕落离谱的了，我一点儿也不在意这些。虽然我自己也是“野胡”的一员，但是在这两年中我受到了光明磊落的“慧骃”主人的感化和教育，我已经把自己身上诸如撒谎、推卸责任、欺骗、蒙混等许多恶习消除掉了——我得承认这个过程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些恶习在每一个“野胡”身上，尤其是在欧洲人身上，已经扎根很深了。
这本书的出版惹起了如此多的麻烦，我的确有很多不满，但眼下我不想自寻烦恼，也不想再打扰你了。我必须坦率地说，这次回英国定居后，由于不得不和像你一样的同类说话交往，尤其是我没法回避与家里人说话，所以我身上已经消失的堕落性格又有点回潮的迹象。要不是这样的话，我肯定不会弄出这样荒唐的计划，希望对这个国家的“野胡”进行改造。不过，现在我已经彻彻底底地把这个荒唐的计划抛开了这封信最初发表在一七三五年版的《格列佛游记》上，此版由爱尔兰出版商福克纳印制，信是作者假借格列佛船长的名义写的。本书由于影射现实触犯了很多忌讳，出版时遇到了很多困难。本书第一次出版，是作者化名格列佛船长的亲戚理查·辛浦生，宣称这本书是船长亲身经历的写照，然后经由朋友交到了出版商摩特的手里，最后由摩特及他的朋友根据他们的判断删改后出版的。游记出版以后，作者对出版商的删改极为不满，他曾经托付朋友查尔斯·福德向摩特提出建议，希望在游记再版时能够把删改的内容全部恢复原貌，可是当游记的第二版印行时，摩特仅仅依据查尔斯·福德的校改本作了细枝末节的改动，距离作者原书仍然很远，所以为了向读者指出真相，交代清楚事情的前因后果，作者斯威夫特写下了这封信，对出版商不经作者同意删改文稿的内容和文体，以及对恢复原貌的建议置若罔闻提出了批评和抗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