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桐城刘孟涂茂才开，学术撰述，予已录入《桐城文学渊源考》及《撰述考》中。虽亲受业于同邑姚姬传郎中鼐之门，予尝病其不守约，其文颇与方姚异趋。书中亦言之，而客气浮词，嚣张夸大，局量殊为狭隘。孟涂文集中，有《与阮芸台宫保论文书》，语虽具独见，亦论文之圭臬，而矜张尤甚，兹录之于此。书云：「芸台先生执事：不奉教命，[忽踰四年，]感恋之私，未间时日。先生政高两粤，威播八蛮，勋业之彪炳，声闻之熏烁，海内之人，莫不诵之，何俟小子之言，所欲言者，文章而已。本朝论文，多宗望溪，数十年来，未有异议。先生独不取其宗派，非故为立异也，亦非有意薄望溪也，必有以信其未然而奋其独见[也]。夫天下有无不可达之区，即有必不能造之境，有不可一世之人，即有独成一家之文。此一家者，非出于一人之心思才力为之，乃合千古之心思才力，变而出之者也。非尽百家之美，不能成一人之奇，非取法至高之境，不能开独造之域。此惟韩退之能知之，宋以下皆不讲也。五都之市，九达之衢，人所共由者也。昆仑之高，渤海之深，人必不能至者也，而天地之大有之。锦绣之饰，文采之辉，人所能致者也。云霞之章，日星之色，人必不能为者也，而天地之大有之。夫文，亦若是而已矣。无决堤破藩之识者，未足穷高邃之旨，无摧锋陷阵之力者，未足收久远之功。纵之非忘，操之非勤。夫宇宙间，自有古人不能尽为之文，患人求之不至耳。众人之效法者，同然之嗜好也，同然之嗜好，尚非有志者之所安也。夫先生之意，岂独无取于望溪已哉，即八家，亦未必尽有当也。虽然，学八家者卑矣，而王遵岩、唐荆川等皆各有小成，未见其为尽非也。学秦汉者优矣，而李北地、李沧溟等竟未有一获，未见其为尽是也。其中得失之故，亦存乎其人，请得以毕陈之。盖文章之变，至八家齐出而极盛，文章之道，至八家齐出而始衰。谓之盛者，由其体之备于八家也，为之者各有心得，而后乃成为八家也。谓之衰者，由其美之尽于八家也，学之者不克远溯，而亦即限乎八家也。夫专为八家者，必不能如八家，其道有三。韩退之约《六经》之旨，兼众家之长，尚矣。柳子厚则深于《国语》，王介甫则原于经术，永叔则传神于史迁，苏氏则取裁于《国策》，子固则衍派于匡刘，皆得力于汉以上者也。今不求其用力之所自，而但规仿其辞，遂可以八家乎，此其失一也。汉人莫不能文，虽素不习者，亦皆工妙。彼非有意为文也，忠爱之谊，悱恻之思，宏伟之识，奇肆之辨，恢谐之辞，出之于自然，任其所至而无不咸宜，故气体高浑，难以迹窥。八家则未免有意矣。夫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效之过甚，拘于绳尺而不得其天然，此其失二也。自屈原、宋玉工于言辞，庄辛之说楚王，李斯之谏逐客，皆祖其瑰丽。及相如、子云为之，则玉色而金声，枚乘、邹阳为之，则情深而文明。由汉以来，莫之或废。退之取相如之奇丽，法子云之闳肆，故能推陈出新，征引波澜，铿锵锽石，以穷极声色。柳子厚亦知此意，善于造练，增益辞采，而但不能割爱，宋贤则洗涤尽矣。退之起八代之衰，非尽扫八代而去之也，但取其精而汰其粗，化其腐而出其奇，其实八代之美，退之未尝不备有也。宋诸家迭出，乃举而空之，子瞻又扫之太过，于是文体薄弱，无复沈浸醲郁之致，瑰奇壮伟之观，所以不能追古者，未始不由乎此。夫体不备，不可以为成人，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宋贤于此不察，而祖述之者，并西汉瑰丽之文而皆不敢学，此其失三也。且彼嘉谟谠议，着于朝廷，立身大节，炳乎天壤，故发为文辞，沛乎若江河之流。今学之者，无其抱负志节，而徒津津焉索之于字句，亦末矣。此专为八家者所以必不能及之也。然而有志于为文者，其功必自八家始，何以言之？文莫盛于西汉，而汉人所谓文者，但有奏对、封事，皆告君之体耳，书序虽亦有之，不克多见。至昌黎始工为赠送碑志之文，柳州始创为山水杂记之体，庐陵始专精于序事，眉山始穷力于策论，序经以临川为优，记学以南丰称首。故文之义法，至《史》《汉》而已备，文之体制，至八家而乃全。彼固予人以有定之程序也，学者必先从事于此，而后有成法之可循，否则虽锐意欲学秦汉，亦茫无津涯。然既得门径而犹囿于八家，则所见不高，所挟不宏，斯为明代之作者而已。故善学文者，其始必用力于八家，而后得所从入。其中人进之以《史》《汉》，而后克以有成，此在会心者自择之耳。然苟有非常绝特之才，欲争美于古人，则《史》《汉》犹未足以尽之也。夫《诗》《书》，退之既取法之矣。退之以《六经》为文，亦徒出入于《诗》《书》，他经则未能也。夫孔子作《系辞》，孟子作七篇，曾子阐其传以述《大学》，子思困于宋而述《中庸》，七十子之徒，各推明先王之道，以为《礼记》，岂（犹）[独]义理之明备云尔哉，其言固古今之至文也。世之真好学者，必实有得于此，而后能明道以修辞。于是乎从容于《孝经》以发其端，讽诵于典谟训诰以庄其体，涵泳于《国风》以深其情，反复于《变雅》、《离骚》以致其怨。如是而以为未足也，则有《左氏》之宏富，《国语》之修整，益之以《公羊》、《谷梁》之清深。如是而以为未足也，则有《大（载）[戴]记》之条畅，《考工记》之精巧，兼之以荀卿、扬雄之切实。如是而又以为未足也，则有老氏之浑古，庄周之骀荡，列子之奇肆，管夷吾之劲直，韩非之峭刻，孙武之简明，可以使之开涤智识，感发意趣。如是术艺既广，而更欲以括其流也，则有《吕览》之赅洽，《淮南》之玮，合万物百家以泛滥厥辞，吾取其华而不取其实。如是众美既具，而更欲以尽其变也，则有《山海经》之怪艳，《洪范传》之陆离，《素问》、《灵枢》之奥衍精微，穷天地事物以错综厥旨，吾取其博而不取其侈。凡此者，皆太史公所徧观，以资其业者也，皆汉人所节取，以成其能者也。以之学道，则几于杂矣，以之为文，则取精多而用愈不穷，所谓聚千古之心思才力而为之者也。而变而出之，又自有道，食焉而不能化，犹未足为神明其技者也。有志于文章者，将殚精竭思于此乎？抑上及《史》《汉》而遂已乎？将专求之八家而安于所习乎？夫《史》《汉》之于八家也，其等次虽有高低，而其用有互宜，序有先后，非先生莫能明也。且夫八家之称何自乎？自归安茅氏始也。韩退之之才，上追（杨）[扬]子云，自班固以下皆不及，而乃与苏子由同列于八家，异矣。韩子之文，冠于八家之前而犹屈，子由之文，即次于八家之末而犹惭。使后人不足于八家者，苏子由为之也，使八家不远于古人者，韩[退]之为之也。吾乡望溪先生深知古人作文义法，其气味高淡醇厚，非独王遵岩、唐荆川有所不逮，即较之子由，亦似胜之。然望溪丰于理而啬于辞，谨严精实则有余，雄奇变化则不足，亦能醇（而）[不]能肆之故也。夫震川熟于《史》《汉》矣，学欧曾而有得，卓乎可传，然不能进于古者，时艺太精之过也，且又不能不囿于八家也。望溪之弊与震川同，先生所不取者，其以此与，然其大体雅正，可以楷模后学，要不得不推为一代之正宗也。学《史》《汉》者，由八家而入，学八家者，由震川、望溪而入，则不误于所向，然不可以律非常绝特之才也。夫非常绝特之才，必尽百家之美，以成一人之奇，取法至高之境，以开独造之域，先生殆有意乎，其不安于同然之嗜好，宜也。方将摩昆仑之高，探渤海之深，焕云霞之章，扬日星之色，恢决堤破藩之识，奋摧锋陷阵之力，用之于一家之言，由是明道修辞。以汉人之气体，运八家之成法，本之以《六经》，参之以周末诸子，则所谓争美古人者，庶几其有在焉。然其后先用力之序，彼此互用之宜，亦不可不预熟也。刍荛之见，皆先生所已知，不揣固陋，渎陈左右，且以当面质也。近日斯文寥落甚矣，唯先生可闻斯言，唯开敢为此言。伏惟恕狂简之咎，而加之以教，幸甚。」云云。声木谨案：集中又有《桐城刘氏支谱序略》。其迁桐城之祖，与我家迁庐江之祖，原为兄弟。在桐城者，分居陈家洲、孔城两处，陈家洲即海峯广文大櫆所从出。在庐江者，分居砖桥及合肥乡三河城，自明洪武十三年入庐江籍。至国朝康熙年间，复有一支徙居三河城，即我家所从出，仍与砖桥同一祠堂，已五六百年矣。先文庄公行状中云：「吾家孟涂文集所云：爱桐城麻山之胜，遂卜居焉者是也。」云云。即本茂才《支谱叙略》而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