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过后不久，孙吉林的发行站人员流失严重，其他分站情形也差不多，好的发行员全被小绿帽挖走了，子弹发行公司几乎成了小绿帽的免费人才培养基地。公司总部一时间也招不到合适的人员，只能由各分站站长自行想办法解决，这也是分站长的职责之一。
这样的状况直接导致了发行行业亲友、老乡抱团的现状，一个分站长跳槽，往往意味着整个分站都必须重新组建。这给公司的监督管理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很难从内部得到真实的信息。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很快就会形成团体效应，给管理工作增加了一堵无形的墙。
孙吉林回山东老家招聘发行员的时候，高考落榜后一直待在家种地的小江，原本已经联系好几个在深圳打工的老乡，等收割完地里的小麦后，就过那边去进厂。但当他一听说远房表亲孙吉林带着他那风情万种的老婆周春回家找人到洛城干发行员，毫不犹豫地就报了名，跟着孙吉林夫妇一道来了洛城。再说，纸媒火热的年头，能在报社工作，那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情啊，看来经过几代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挣扎后，自家的祖坟上也开始冒青烟了。
从周春手上接过报名表时，小江没敢正眼看她，两人的手短暂地碰触了一下，小江的手轻微地抖了抖，跟触电似的，一阵轻微的酥麻。小江为自己的紧张和不安，在心头暗骂了几声“没出息”。
来到洛城的第二天，经过孙吉林的简单介绍和培训后，小江就开始了全新的报纸零售发行员生涯。要说报纸发行工作也简单，每天早上接到从印刷厂送来的报纸后，先清点份数，然后再插报，插完报纸后装上自行车，各自按照事先划分的道段，把报纸送到对应的报亭上，然后结算头天卖完的报款（有时候一周一结算或半月一结算），把头天没有卖完的报纸回收来送回发行站，一天的工作就算基本完成了。这是报刊发行公司零售的基本流程。
从此，小江每天凌晨四点左右就得骑上自行车，跟随发行大军一起，在大街小巷一路狂奔，把一份份《洛城都市报》和子弹发行公司代理的其他报纸杂志投进报箱，送到全市两千七百多个报亭，让市民能在起床后边吃早餐边看报纸，或随便走到哪条街上，就能随手买到当天的《洛城都市报》。
尽管洛城的大小报刊不时报道市民的平均收入又涨了多少、市民最低生活保障又提高了多少、工资幅度又上调了多少个百分点，但作为一名报刊发行公司发行员的收入，却是十分微薄的，微薄的程度是小江无论如何都不曾想到的。
尽管自己的文化程度不高，只是一名高中毕业生，但干的却是文化传播流通环节的活儿，理应赚钱不少，而实际上每月的工资还不到一千元，除去吃喝零用外，很难有余下的钱单独租房子居住，所以大家都只能挤在小小的发行站里，多一个人就多加一个铺。
一旦遇到发行公司晚发工资，就只能借钱度日或饿肚子了。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蛇有蛇道、猫有猫招，稍有经验的发行员基本上都干着兼职的活儿。要么早上发都市报、晨报，中午发晚报；要么接点杂志、DM广告或其他物流的活儿。这是小江入行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才弄清楚的。当他弄清楚这些情况后，兜里就再也没有缺过钱花了。
但小江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周春也会住在站里。照说她跟孙吉林这些年在外面没有少赚钱，怎么还要住站里呢？跟一帮臭气熏天的男人同住一屋。说是发行站，其实就是一间小屋子，大点儿的站有些是两间屋。孙吉林的分站，在零售分公司并不算大站，位置不怎么好，待遇一般般，发行站也就一间屋子。原则上发行站是不让住人的，但这一条规定基本上被现实打破了。
“他们没钱？就每天‘吃报’卖废报纸也不下百来块的收入，还别说兼职接别的报纸杂志社的活儿了。要没钱，他们的儿女能在洛城读寄宿学校？你小子刚来，什么都不知道，干这一行，穷的只是我们这样的发行员，站长是穷不了的。”小贵州一脸的苦大仇深。
“这个社会，吃了今天没明天，说下岗就下岗，能省就得尽量省点儿，单独租套房子，每个月没两千块钱能拿下来？还不算水电、物业管理费什么的，租个平房也得六七百块，谁傻呀！”老石更是满脸的无可奈何。
“他们穷，他们每天‘吃报’的钱就够我们吃喝一个月的了。”小赖说。小江不知道他这会儿说的是真的假的，不管真假，他从来都不相信这小子说的话，一股子油滑味儿。
…………“吃报”，这个报刊发行行业的专用黑话就这样第一次钻进了小江的耳朵，从此扎了根。
后来小江断断续续地从别的发行员口中得知，孙吉林两口子为了让两个孩子将来能有大出息，省吃俭用把姐弟俩送到寄宿学校去了。虽然寄宿学校的费用没有贵族学校的昂贵，但每年的借读费和生活费也需要数万元，对普通的务工家庭来说无疑是笔巨大的开支。
就在小江寻思的时候，一阵汽车喇叭声响了起来，报车到了，又该到胡同口接报车去了。
